鑒真東渡的歷史,放到今天來說,是中日友好交流的一段佳話,不過在真實的歷史情境中,鑒真大和尚跟唐朝另一位光耀千古的佛學大師玄奘一樣,都是「違法犯罪分子」——唐朝是不允許大唐子民擅自走出國門到鄰國串門子的,換而言之,鑒真的東渡其實是「偷渡」,還一「偷」就是六次。

　　當然,與今天的偷渡犯們不同,鑒真大師的「偷渡」可謂「偷」出了水平,「偷」出了風采,「偷」出了日本後一千年燦爛的文化史。鑒真「偷渡」帶走的,是盛唐文化之海濺出的一粒水滴,日本人小心地將這粒水滴保存了一千年,發出了鑽石般璀璨的光芒。而那曾經浩瀚的大海本身,卻已乾涸無跡了。

　　從發達國家「偷渡」到鄰邦小國

　　我們的故事從唐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的揚州開始說起。這年夏天,日本留學僧榮睿和普照造訪了揚州城內最大的寺廟大明寺。懇請該寺方丈鑒真大和尚東渡日本,向日本傳授「真正的佛教」,為日本信徒授戒。

　　根據歷史記載,當榮睿和普照提出這個要求時,大明寺數百名僧眾「默然無應」——估計是被兩位外國和尚的腦洞大開驚呆了。

　　要想瞭解這個請求有多麼大膽,有必要先介紹一下當時的歷史情境。

　　從時間角度講,天寶元年的中國正處在盛世巔峰之上,唐玄宗在天寶之前所用年號,是大名鼎鼎的「開元」。換言之,天寶元年的中國仍在盛世的軌道上行進著,離讓國運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還有十四年的盛世榮華。

　　從空間角度說,當時揚州是整個帝國東南部的第一大都會。在公元八世紀,這個城市很可能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大商貿都市。

　　而從鑒真本人來說,天寶元年時,鑒真五十五歲,有四萬信徒、近千弟子,所謂「江淮之間,獨為化主」,按今天的說法,大概相當於稱雄東南的一代學術界泰斗,已然功成名就,屬於逢年過節要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慰問的那一種。

　　更不靠譜的是,當時唐朝嚴禁本國老百姓出國——唐朝雖然號稱開放,但依然沒有跳脫中原王朝的重農思維。外國人來做生意、朝貢歡迎,但本國人外出屬於勞動力流失,嚴加禁止。比鑒真早幾十年,有個玄奘法師曾經去了趟天竺,也是沒跟政府打招呼自己偷跑過去(所以西遊記裡御弟、通關文牒啥的都是子虛烏有,唐朝根本不提供這項服務)。

　　綜合上述背景,榮睿和普照的這個提議,大體相當於要求美國哈佛某著名教授到索馬裡支援科學建設,路費自理,手續沒有,一路艱險,還很可能一去不回。

　　這麼奇葩的請求,當然不可能有人答應——除非那個人有著驚人的信念。但誰也沒想到,在眾弟子的一片冷場中,只聽大師清了清嗓子,當即應承下來。

　　外來的和尚好「整風」

　　其實,延請高僧去日本,是聖武天皇行前佈置給榮睿和普照兩人的政治任務。在正式拜訪鑒真之前,倆人已經在中國觀察、物色好幾年了。

　　請個和尚何必如此興師動眾?其實,當時日本人也是被逼得沒辦法了。

　　日本的佛教,最早是公元六世紀從朝鮮半島傳入的。佛教傳入之前,日本只有個理論和形式都很幼稚的神道教。佛教傳入後立刻在上層引起了轟動。推古朝以後,日本政府規定出家人可以享受各種優惠政策,其中包括免稅。這麼一號召,日本老百姓恨不得立刻全都出家。原因是就在同一時期,日本開始學習中國,以班田收授法向農民徵稅。於是,出家就成了最受歡迎的避稅手段,甭管是不是真心向佛,都把頭一剃當起和尚來。佛家隊伍壯大了,風氣卻越來越壞,大量動機不純的「出家人」在寺裡喝酒吃肉,娶妻生子,與其說是和尚,倒不如說更像混黑社會的「光頭黨」。

　　面對如此情景,日本朝廷也無甚良法。公然滅佛顯然是打自己的臉,不能幹,而整肅紀律也不容易。佛教戒律是修行者自己給自己制定,像吃素這種戒條只有漢傳佛教才有。眼見著賦稅越來越少、光頭黨越混越多,天皇這才痛下決心,要從中國請個精通戒律的狠和尚來,好好整肅一下僧眾紀律,把濫竽充數者趕回家種地交租。鑒真所修習的律宗恰好以持戒甚嚴著稱,所以榮睿和普照才認定鑒真正是他們想引進的人才。

　　日本這個動機從他們記載鑒真行跡的典籍《唐大和尚東征傳》書名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所謂「東征」,並不是說鑒真率領著一票唐軍打到日本去了,這裡的「征」有「正」之意,是說鑒真的到來讓風氣為之一正。這麼一說,鑒真東渡對日本來說跟今天的「中央巡視組」有一拼,是到日本「整風」去了。

　　鑒真的奇幻漂流

　　鑒真的信念很堅定,但困難也很大。事實上,在鑒真決定東渡日本後,他率領的一行人先後五次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原因倒不是唐朝這邊管得嚴,而是各種意外事件。

　　第一次是因為內訌:鑒真一位弟子道航取笑師弟如海說,你學問不夠,去了日本也教不了人家啥。如海心眼小,就去官府告發了師父一行,於是第一次嘗試就黃了。

　　從第一次東渡失敗的過程不難看出,在唐朝,「不許偷渡」這條法令其實處於民不告官不究的狀態。鑒真如果跟玄奘一樣,出發時名不見經傳,興許一次就走成了,但由於鑒真是個名人,有點小動作總有人告發,所以這種半吊子監督後來又擋住了鑒真的兩次東渡打算。所謂鑒真六次東渡,真正成行的只有三次,不過,即便真正出了海,也不能保證你就能到日本。當時航海技術不行,風暴一來,船能去哪兒基本上就全憑感覺走了。鑒真兩次出海遇到風暴,上演「奇幻漂流」。在第二次和第五次東渡中,鑒真一次漂到了寧波,另一次漂到了海南島。

　　一晃十二年過去了,當年跟著鑒真的弟子們走的走、死的死,連當初邀請鑒真東渡的兩位日本僧人都先後離去,鑒真自己也在第五次東渡失敗後失明了。然而,遭受如此蹉跎的鑒真卻發誓:「不至日本國,本願不遂」,鐵了心和此事耗上了。

　　另一方面,鑒真先後五次「偷渡」,終於驚動了唐朝中央政府,日本一看暗著挖牆腳不行,乾脆直接向唐朝要人。大唐王朝倒也開明,表示此事好說。運作此事的是我們的老熟人,「海龜」吉備真備和他留在中國的親密戰友晁衡。然而,就在鑒真即將成行之際,事情又節外生枝——唐玄宗那邊突然不放人了。

　　唐玄宗李隆基一看日本要傳佛法,當即表示可以買一送一,把自己很崇尚的道教也傳到日本去。他哪裡知道日本已經被一個佛教折騰得連租稅都快收不上來了,所以當日本拒絕這項提議時,唐玄宗大惑不解,進而惱羞成怒,決定教訓一下日本,點名不讓鑒真走了。

　　不過,唐玄宗旨意下來時,鑒真那邊已經快登船了。所以在吉備真備的包庇下,鑒真第六次「偷渡」終於成功。

　　鑒真帶給日本的「文化大躍進」

　　鑒真到達日本之後的歷史,見諸日本史料之中。在日本人筆下,這位大和尚簡直是半仙式的存在。

　　據記載,從難波到奈良京的路上,鑒真的腳基本上就沒沾過地上的泥——蜂擁而來的日本信眾幾乎將鑒真抬著迎入了奈良京。未入京城,親王、宰相、右大臣、大納言以及以下百餘名官員就已在路邊迎候,當時在位的孝謙天皇和已然退位的聖武上皇則在皇宮內設宴迎接。而鑒真本人更是出場就展現「神跡」,當時日本最為崇佛的光明皇太后病重,日本國內名醫久治不愈,鑒真到場後,只用一帖藥就治好了皇太后的病。

　　當然,有一點懷疑精神的人不難看出,這是日本人在有意造神。這也難怪,天皇請鑒真來日本,本就是讓他來「整風」的。不搞點「鑒真崇拜」怎麼行。果然,鑒真到後沒幾個月,天皇就下聖旨:「自今以後,受戒傳律,一任大和尚(指鑒真)。」將日本國內佛教僧眾的「審批權」全權委託給了鑒真。在鑒真的幫助下,一度放浪形骸的日本佛教總算又規矩點了。

　　不過,如果非說鑒真的到來讓日本佛教面貌煥然一新,其實我是存疑的,證據是日本和尚從那以後依然保留著喝酒吃肉、娶妻生子的習慣,直到現在。事實上,鑒真給日本帶來的最大影響其實是一次文化大躍進。跟隨鑒真而去的工匠提升了日本的建築、雕刻等工藝,唐招提寺就是在這些人的設計監督下建造的,直到今天,它仍然聳立在奈良城內,被譽為整個奈良時代最大最美的建築。醫學方面,醫學修養極高的鑒真將帶去的醫術集結成書《鑒上人秘方》,這本醫書一直被日本人用到明治維新西醫傳入以前。在書法上,鑒真還帶去了數十卷中國書法名家的真跡,其中王羲之的《喪亂帖》被作為見面禮獻給了日本天皇,至今仍被收藏於日本皇居,是日本皇居的鎮館之寶。

　　尤其應該被吃貨們銘記的是,鑒真大師的這趟折騰,為後世留下了日本豆腐、納豆、黑糖球等一大堆神奇的食品。讀到這裡你很可能會說,帶走這麼多好東西,鑒真不成了一個活脫脫的文化間諜了嗎?其實不然,鑒真當年所帶走的東西,與盛唐所擁有的巨大文化財富相比,注定只是九牛一毛。鑒真東渡,是盛唐文化之海在不經意間濺出的一粒水滴,日本人小心地將這粒水滴保存了一千年,讓這粒水滴發出了鑽石般璀璨的光芒,而那曾經浩瀚的大海本身,卻早已乾涸無跡了。

　　鑒真離開唐朝的那一年,是公元753年。兩年後,震天響的漁陽鼙鼓打碎了唐人的盛世,中國人失去了曾經最輝煌的巔峰時代。鑒真離開在大唐國運的轉折點上,他帶走並讓日本代為保存的,是整個中華民族鼎盛時期的氣魄與度量。就為這個,我們也該同日本一起感謝這位矢志不渝的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