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這樣一則報道：「國民黨當局，慘無人道，不顧民眾死活，致使國統區人民飢寒交迫。自今年7月起，又對上海之攤販實行打壓，禁止經營。上海攤販及各界民眾奮起反抗，至11月30日止，當局出動大批警察武力鎮壓，迫害抗命之群眾，當日有小販七名中彈斃命，受傷者甚眾」。12月2日，該報繼續援引路透社的消息：「全日軍警向群眾開槍至少在一百排以上。在軍警屠刀下死傷的人數尚無法統計，至低限度死十人，傷百餘人」。

　　《解放日報》報道的這一事件，就是驚震中外、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攤販抗爭運動。當時的《解放日報》、美聯社、路透社、《申報》、《新聞報》、《文匯報》、《大公報》、《正言報》、《聯合晚報》等媒體單位對此事都作了詳盡的採訪報導。國民黨當局這一可恥行徑，因媒體的關注而迅速傳遍海內外，引來了一片聲討之聲。

　　抗日戰爭勝利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不顧人民的死活，發動內戰。為了籌集「剿共」資金，國民黨政府肆意橫徵暴斂、搜刮民財，加之戰後大批美國剩餘物資廉價進入，使得國統區工廠紛紛倒閉，商店破產、農業凋敝，失去生活來源的百姓流落街頭，苦不堪言。到1946年上半年，僅上海一地的失業人數就高達30萬之多。

      物價飛漲使廣大市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溫飽難以維持，經濟畢現拮据，對於原有的大商場、大超市、大公司的正統貨已無力消費，為了生活，上海市民不得不到處尋覓便宜貨、舊貨。另一方面，大批生活無著的市民和進城逃荒的農民為了養家餬口，不得不為自己尋找生路，他們見舊貨市場稍顯景氣，便從各自的渠道收購、收集舊貨，加入到擺攤設點的大軍中。當時因為是戰爭剛剛結束，攤販們弄到的往往是一些走私的美貨、貪官污吏變賣的日偽物資以及破產工廠、商店傾銷的積壓貨物和抗戰結束後部分家庭遷徙的舊貨。這些東西小到針頭線腦、零食，大到傢俱、電器，品種繁多，花樣齊全，價格低廉。這樣一來買賣雙方相互受益，迅速刺激了這一行業的發展。加上擺攤設點大軍固有的經營流動性大、銷售方式靈活多變等特點，迅速吸引了絕大多數消費者。攤販行業的空前繁榮，成了上海市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行業。

　　這種經營模式和價格的衝擊，又反過來影響一些正規商店的經營，加速了那些企業的倒閉。在攤販行當的推波助瀾下，整個上海的正規商店陷入了空前的經濟危機中。大商店的銷售額之下下滑，捐稅更無力交納，國民政府收不到稅款；而攤販經營因為流動性大，各種各樣的捐稅同樣徵收不上來。於是國民黨政府便以「有礙市容」和「整頓交通」為由，對攤販的經營加以迫害。1946年7月中旬，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市政會議決定取締黃浦、老閘兩區攤販，限期三個月，「勸令攤販遷地營業或另謀生計」。同年8月，市長吳國楨在警察訓練所第四期畢業典禮上，向學警訓話：「自九月一日起對於本市攤販除小吃攤和香煙攤外，一律加以取締，違者加以沒收」。警察當局在取締過程中，又對攤販乘機敲詐勒索，處以罰款或沒收貨物，甚至拘留監禁。黃浦、老閘兩區街頭時常顯現暴力執法。由於警察嚴加取締，殘酷迫害，一些攤販被迫停止營業，家庭生活陷入絕境。

　　從事攤販經營的攤販主來自不同的地方和行業，各個區域的攤販雖然有攤販同仁會，如邑廟豫園攤販聯誼會、戲院飲食物品攤販同仁會等組織，但他們均以個人為單位，側重於日常互助，集體與集體之間缺乏聯繫，難以形成整體抗爭勢力，被敲詐勒索或拘留監禁之後，往往只能唉聲歎氣或在街頭哭鬧一番。看到這種情況，攤販中的中共地下黨員王振煊迅速向所在支部作了匯報，王振煊的匯報引起了上海國民黨警察系統內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機構——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員會（簡稱警委）的重視。

　　王振煊，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員會黃浦分局地下黨員，先在汪偽巡捕房當巡捕，後被汪偽警察局開除，經組織同意改營攤販。王振煊經營攤販後，組織關係仍在中共黃浦區警察分局地下支部。聽到匯報後的「警委」瞭解這一情況後認為：攤販人員眾多，情況比較複雜，但其基本成員都是處於底層的普通群眾，他們對當局的倒行逆施懷有強烈的不滿情緒，如果能給以引導，便可給當局不小的衝擊。現在國民黨當局把攤販驅趕到幾條小路經營，在客觀上使攤販由原來的分散變得集中，這更有利於把他們組織起來。8月下旬，在「警委」姜敏和陳雲升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黃浦區8條馬路的攤販推選出了王振煊、餘慶堂、史品芳、劉和尚等16人組成黃浦區攤販委員會，為保衛生存權利，開始了合法鬥爭。

　　黃浦區攤販委員會16名代表首先聯名向國民黨上海市政府提了三點要求：（1）收回不許設攤的成命；（2）不無故拘捕攤販，立即釋放已捕攤販；（3）發還沒收貨物，准許營業。聯名信分別交給了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和警察當局，但當局不予理睬，反而變本加厲的拘捕攤販。為了給當局施加壓力，並爭取廣大市民的同情，9月20日，黃浦區攤販委員會組織300餘名攤販於凌晨在浙江南路首次集合，王振煊代表攤販委員會宣讀了請願書，隨即大家推選王振煊、餘慶堂、史品芳3人為請願總代表。9點左右，請願隊伍手執彩色標語，向國民黨市政府出發，沿途高喊：我們要吃飯！我們要工作！等口號。隊伍抵達市政府門口，一名市政府秘書出來接待，說市長不在，希望請願隊伍派代表進行談判。於是，三位總代表分別化名劉純、方小三、余阿土，帶著請願書到市政府三樓會客室，堅持要見上海市長吳國楨。那位秘書一再表示一定把代表們的意見轉呈市長，保證予以答覆。

　　攤販請願委員會等了好幾天仍不見任何答覆，正著手籌備第二次請願時，忽然接到當局的通知，指名劉純、方小三、余阿土當天下午去市政府談話。談話過程中，代表們提出如果執意要取締攤販，就請予安排生活出路等要求。但是，吳國楨不顧代表們正義嚴詞的陳訴，竟答覆：「政府方針已定，如若違反，嚴懲不貸」。談判因此破裂。

　　吳國楨的強硬態度，使「警委」立即意識到敵人有可能採取高壓政策。為此，必須改變鬥爭策略，以靈活多樣的鬥爭方式與敵人周旋。攤販委員會決定，派人輪流在黃浦區警察分局對面及攤販營業的馬路兩端值勤，並安排交通警察中的地下黨員史廣發配合傳遞情報。假如史廣發在值勤處摘下白袖，即暗示警察將前往取締，這個信號由值勤攤販迅速通知所有攤販立刻隱藏。警察一走，攤販就像從地底下冒出來似的。被攤販們稱為「打遊擊」的這種方式，使黃浦、老閘兩個分局專門組織的「攤販取締組」常常撲空。時至10月，眼看三個月限期將到，原定取締攤販的目的未能達到。市政府又強調「政令之推行，必須徹底」，下令「自十一月一日起，黃浦、老閘兩區所有攤販除立體不妨礙交通的書報攤販外，其餘一律取締」。市警察局宣鐵吾命令分局長派長警專責執行，「如再發現違反規定之攤販，以瀆職論處」。

　　「打遊擊」的日子久了，難免露出破綻。黃浦分局局長杜醇看出了信號的名堂，於是密令手下便衣突然襲擊。1946年11月20日，黃浦分局調用兩輛大卡車，悄悄開進漢口路、鄭家木橋附近，兩頭夾擊。便衣警察見攤販就抓，見貨物就搶，一時間把攤販連人帶貨幾乎全部裝進卡車。接著，老閘分局也如法炮製。連續幾天，被拘捕的攤販已達數百人之多。據《申報》載：「黃浦、老閘兩分局，連日拘捕攤販七百餘人，黃浦分局拘押者約三百餘人」。當時正值冬季，天氣寒冷，被拘捕所拘捕的攤販主飢寒交迫，可警察局卻不准家屬探望和送衣服，許多人被凍病、打傷，很多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當局的殘酷迫害和無道行徑激起了廣大攤販及其家屬的強烈憤慨。黃浦區攤販委員會趁勢發動被拘攤販家屬於翌晨向黃浦警察分局要求給被拘攤販送衣送飯，要求釋放被拘攤販。1946年11月30日拂曉，3000多名攤販及家屬包圍了黃浦區警察分局，嚷著要進監獄送衣送飯，要求立即放人，門警不允。爭執、拉扯、吵嚷聲不斷傳入監房。被拘攤販聞聽後紛紛叫喊起來「凍死人啦!餓死人啦！」。監獄外的廣大攤販及其家屬立即將大餅、油條往監內投去，一時間群情激奮，人聲鼎沸，交通堵塞。人群中有人喊「衝！」，人流便朝監獄大門湧去，門警見狀，忙將大門關閉。

　　當局見這種情況，立即派出大批警察前來鎮壓，兩輛紅色警車拉著刺耳的警報呼嘯而來，後面跟著出夜差下班後待命的外勤警察，他們揮舞警棍、皮帶以及被扣攤販的竹棒等，對攤販家屬大打出手。眾多攤販及家屬在武力和警車的衝擊下四下散開，只要警車一停下，就又從四面八方圍上來。警察局無奈，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