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7月31日，革命黨人、新聞記者沈藎被杖斃獄中。其死因撲朔迷離，一種說法是由於洩露清廷與俄國簽訂的秘密條約而惹來殺身之禍;另一說法是各地報界事故頻發，清廷殺一儆百，以儆傚尤。沈藎之死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清廷對於此案的處理方式，不但沒有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反而引起中外輿論的強烈反響。

　　慘死獄中

　　沈藎，祖籍江蘇吳縣，隨其祖到湖南，寄籍善化(今長沙縣)。沈藎自幼天資聰穎，為人狂放不羈，鄙視科舉，無意功名，但心懷大志，常與友人縱談天下之事，並與好友組成文社，議論時政，因成員有12人，湘人稱為「十二神」。在維新變法時期，沈藎與譚嗣同、唐才常交往密切，積極參與新政。變法失敗後，他隨唐才常來到上海，與唐才常等組織自立會，籌組自立軍，往返於湘鄂之間，準備發動武裝起義。1900年，自立軍起義，沈藎為右軍統領，起事於湖北新堤(今洪湖)。由於經費缺乏，部署疏漏，漢口自立軍機關被張之洞破獲，沈藎之右軍也旋即告敗，唐才常等遇難。自此沈藎進入清廷緝拿黑名單，開始了逃亡生活，經武昌至上海，輾轉於京津等地，於1903年7月10日被捕。

　　沈藎被捕後，清廷唯恐夜長夢多，決定速殺之。他從被捕到被殺僅20天。因7月正值光緒帝生日，為萬壽月，一般不殺人，慈禧太后決定改為杖斃，即用棍棒活活打死。時《大公報》載，行刑之狀慘不忍睹，刑部「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諳習。故打至二百餘下，血肉飛裂，猶未至死」「骨已如粉，未出一聲。及至打畢，堂司以為斃矣。不意沈於階下發聲曰：『何以還不死，速用繩絞我』」。一年後，維新志士王照獲罪下獄，恰巧關在同間牢房，其《方家園雜詠紀事》記：「粉牆有黑紫暈跡，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濺也。」沈藎死時慘烈之狀，不忍回想。

　　死因之謎

　　按清律，顛覆朝廷之罪當誅九族，以此推論，沈藎被殺本屬難免，但行刑時間和行刑方式卻給後人留下諸多疑惑。中國古代處決犯人有時間規定，常規是「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清代刑法規定，「每年正月、六月及冬至以前十日，夏至以前五日，一應立決人犯及秋、朝審處決重囚，皆停止行刑。」處決沈藎正為夏季，不符常規。採取杖斃之刑，也令人生疑，據此引發對沈藎之死的諸多猜測。

　　一種猜測認為沈藎作為記者，洩露了中俄秘密條約，招來殺身之禍。持這種說法者以章士釗撰寫的《沈藎》一書為代表。據章書記載，1903年3月，「俄政府有要求滿政府之密約七條，如下：(一)清國不可將東三省之地賣與或租賃於列國。(二)沿營口至北京之電線鐵路，俄國可於其旁另自架設別線。(三)不論何事，清國於北清苟有建設，不得傭雇他國人。(四)營口海關稅務，當使中俄銀行管理，稅關長必用俄國人，且令稅關兼理檢疫事務。(五)東三省地除營口外，不得開放為通商市場。(六)蒙古之行政組織不得有所變更。(七)拳匪亂事以前，俄國所得之權利，不得有所損害。」章士釗稱：沈藎作為記者獲取密約內容並公佈中外，全國震驚，反對之聲此起彼伏。又因條約涉及列強在華利益，各國亦頗多微詞，清廷一時間不知所措。後經調查乃沈藎散佈所為，惱羞成怒，於是杖斃沈藎。針對這種說法，當時報刊《江蘇》和《浙江潮》也發表過評論：「沈藎之被慘戮，其原因終不得而知。或曰：滿政府與俄人訂密約七條時，沈君適為天津某報館之訪事，聞之而首發表於某報紙。其事既表白於天下，於是內地各處電達政府，竭力抗拒者踵相接。滿政府因而怒沈君，遂杖殺之。」但經過研究，彭平一先生《關於沈藎與「沈藎案」若干史實的補證》、嚴洪昌先生《1903年「沈藎案」及其影響》兩文對沈藎洩露密約一說均提出質疑，並已論證其不可能發生。

　　另一種猜測認為清廷有殺一儆百之意，以洩私憤。1903年，《蘇報》在上海外國租界地區因發表推翻帝制、實現共和的文章，遭到鎮壓。當時《蘇報》發表了鄒容的《革命軍》自序，大力讚揚和鼓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學說，主張用革命手段掃除專制。之後，又發表章炳麟(太炎)的《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一文，直呼光緒皇帝為「載湉小丑」，譏諷康有為和慈禧太后都是「漢族公仇」。於是，清廷宣拿章炳麟、鄒容等人，要將辱罵皇帝、宣傳革命的章、鄒二人處以極刑。但因此事發生在公租界，按照《上海租借權限章程》規定，原告應在公租界審判。由於列強在侵華過程中矛盾錯綜複雜，對於清廷的「引渡」要求，態度不盡一致。據《中外日報》載：「近在北京地方各公使因上海蘇報館一案，英國參贊之意，以為諸人不應交與華官，日本公使以為未嘗拘人。以前上海道既與各國領事立有約章，現在即應照約辦理。惟俄、法兩國則欲助中國政府，將諸人交於華官，故其中彼等之意見各不相同。美公使之意以為莫妙於仍交上海領事辦理此事也。」正在各方爭論不下之際，沈藎被捕。清廷對當時報界鼓吹革命早已恨之入骨，可憐沈藎，遂成替罪羊。

　　筆者認為，沈藎之死最主要原因應是其曾為自立軍。晚清帝后鬥爭異常激烈，自立軍起義時提出的「光緒帝復辟」和「逆後當權」等諸多「狂悖」言論，是慈禧太后決不能容忍的，且公開叛亂罪不可赦，沈藎也因此早在通緝之列。當沈藎在京津之地輾轉之際，已被人秘密盯梢，奏陳慈禧太后。在現存的一份沒留姓名的宮中檔密帖中，告密者稱沈藎乃通緝要犯，為自立軍頭目，「隱匿京師南城外，行止無定」「與外洋內地匪黨及大學堂同鄉辦事人密通消息」「若不設法殲除，誠恐異外生節」，在這份300字的密帖中絲毫未提洩露密約一事，卻提及自立軍首犯唐才常等已「獲正法」，言外之意沈藎早該殺了，以此推論，沈藎被速殺杖斃也就不難理解了。

　　「沈藎案」的影響

　　「沈藎案」在中外引起強烈反響。當時《中國日報》發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為之號泣，志士為之飲血，各國公使為之震動，中西報紙為之傳揚。是君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泰晤士報》認為清廷「狠心殘暴，為歷來刑法正義中所稀有」，將來「必有不得久安之勢」。在中外輿論的譴責下，清朝統治癒發不得人心。

　　「沈藎案」的發生使清廷放緩了對「《蘇報》案」的追究，使章炳麟、鄒容等人免遭屠戮。「《蘇報》案」發生後，清廷急於殺害章炳麟、鄒容等人，可他們是在租界被捕，列強對於是否將其「引渡」給清廷爭執不下。媒體對「沈藎案」的報道給了租界當局很大壓力，一些外國官員也由此認識到清廷鉗制輿論的野蠻行為，這些因素最終讓租界當局決定拒絕清廷的「引渡」要求，從而在客觀上保護了章炳麟、鄒容等人。

　　另外，「沈藎案」等晚清一系列報案，也促使清廷對於僵化的輿論鉗制政策進行反省，並最終促成相關法律的出台。1906年，奉命出洋考察憲政的載澤等五大臣先後回國，在奏折中提出「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晚清風起雲湧的輿論環境迫使他們承認，唯有主動立法，放寬一些言論自由空間，才能有效加強輿論控制。由此，清廷先後在1906年和1908年頒布了《大清印刷物專律》和《大清報律》等新聞法規。制定和頒布新聞出版法律，雖是清末實行新政的一項內容，而「沈藎案」的發生、處理及其產生的社會影響，無疑起了重要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