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愛玲的小說《小團圓》當中，女主角盛九莉曾抱怨道：「不喜歡現代史，現代史偏偏打上門來。」

　　「不喜歡」源於文化優越產生的自負，而「偏偏」一詞，則又意味著不得不接受「打上門」的屈辱。女學生的複雜心緒與敏銳感知，較之當日士大夫筆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熟濫用語，或許更多幾分真切。通商口岸與不平等條約，帶來了晚清民國初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也讓「門裡」的讀書人重新打量「門外」的世界。

　　梁啟超回憶，18歲那年（1891年）他經過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
　　1908年，在江西萍鄉讀小學的張國燾，不但已經「確信地球不是平的，而是球型的」，還知道「聖人不僅出在東方，也出在西方」。

　　4年後的1912年，毛澤東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時，「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他驚奇地發現，在這張巨大的地圖上，中國只是偏居一隅，長沙不過一個小點。而自己的老家——韶山，竟然根本就找不到。

　　據湘籍歷史學者陳旭麓考證，在1858年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當中，「洋」已經開始取代「夷」，用以描述泰西諸國。較之古代中國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稱呼周邊族群，「洋」字的客觀表述，鄙薄之意已大為淡化。

　　然而，戰爭勝利者「打上門來」的步步進逼，反襯的卻是晚清中國在「世界」面前的節節敗退。

　　錢鍾書為鍾叔河編訂的《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所作序言，最為精妙：「中國『走向世界』，事實上也是『世界走向』中國；咱們開門出去也由於外面有人敲門，撞門，甚至破門、跳窗進來。」後來，到了晚清士人也不得不承認，西方諸國為「文明」，而自己為「野蠻」之時，「世界」帶來的觀念震盪，已經相當劇烈。難怪錢鍾書說：「『走向世界』？那還用說！難道能夠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嗎？哪怕你不情不願，兩腳彷彿拖著鐵鐐和鐵球，你也只好走向這世界，因為你絕無辦法走出這世界，即使兩腳生了翅膀。」

　　既然「世界」無法迴避，那麼，中國如何在「世界」這一尺度下自我修正，以期被「世界」所接受，也就變得迫在眉睫。

　　當時一種極端的看法甚至認為，中國人在人種上就不如西方，未來只有與西方人「合種通教」，方能轉弱為強。

　　1902年，梁啟超興奮地宣稱，20世紀將是「兩大文明結婚之時代」，「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易鼐也在《湘學報》上，極力宣揚通過「黃白合種」提升國民素質：「如以黃白種人互為雌雄，則生子必碩大而強健文秀而聰穎。」

　　與此相對，伴隨義和團運動而起的徹底排外，則代表了另一種對於「世界」的極端看法。周作人回憶：「我最早是贊成義和拳的『滅洋』的，就是主張排外。這壞的方面是『沙文主義』，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與反帝國主義。」

　　同一時空裡不同讀書人心中的「世界」，竟然如此紛繁多歧。

　　不過，正如蔣夢麟所見，「如來佛是騎著白象到中國的，耶穌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所以，中國人雖然極力「走向世界」，但對於西方「世界」仍心存疑慮。

　　湖南湘潭人楊度也覺察到，當時世界諸國「對於內，則皆文明；對於外，則皆野蠻」。其實，這並非楊度的個人觀感。遊學歐洲的王韜早前就說過：「西人在其國中，無不謙恭和藹誠實謹願，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為，竟有前後如出兩人者。」

　　章太炎也斥責這些「始創自由、平等於己國之人，即實施最不自由、平等於他國之人」。

　　因此楊度主張，中國也不妨「向野蠻看齊」，以實現「並立於野蠻世界」的目標。

　　然而，支配「野蠻世界」的，只能是弱肉強食的邏輯。這樣的世界也注定只是一個只認成敗、不講是非的「叢林世界」。

　　191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的胡適，在日記中寫道：「世界主義者，愛國主義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在胡適看來，世界固然由「萬國」構築，但是，那種「我之國須陵（凌）駕他人之國，我之種須陵（凌）駕他人之種」的所思所行，卻背離了文明的價值。因此，胡適將中國比擬為「睡美人」，而不取拿破侖眼中「醒時，世界應為震悚」的「睡獅」，正是相信「東方文明古國，他日有所貢獻於世界，當在文物風教，而不在武力」。

　　胡適作《睡美人歌》過去百年，今日中國已經發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詠歎。回望一百年來，由「打上門來」的現代史所引發的對於「世界」的想像、體驗與言說，中國讀書人或許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