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年十月，藉著「查嗣庭案」的機會，雍正發佈上諭，稱外間有流言「謂朕進人太驟，退人太速」，這都是胡說八道!「朕在藩邸時，從未與外廷諸臣往還，即認識者甚少」;待即位後，各處亟需用人，不得已任用一些「素無認識之人」，可用了之後，「徐觀其人，實不可用，則不得不更易之」，這如何能說是「進人太驟，退人太速」呢?況且，各級官員的任免，大自督撫提鎮，小至道府州縣、參將遊擊，「每一缺出，苟不得其人」，「朕將吏、兵二部月摺翻閱再四，每至終夜不寢，必得其人，方釋然於中。此為君之難，實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也!」

　　用人難，難用人，雍正也不是以第一次歎苦經了。自古帝王治天下，無非用人與理財兩端，而「用人之關係，更在理財之上」。韓非子即有一句名言，「善張網者引其綱，……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其大意是，善於打漁的人，只要拉住魚網的綱繩，魚就自然被兜在網裡;治理國家也是一樣，聖明的君主不是直接管理民眾，而是通過管理官吏去治理國家，官吏就是那個漁網(國家與民眾)的綱繩。

　　自古以來，各朝統治者都極其重視吏治(或稱吏政)，其所謂治國治民，說白了就是治吏。吏治的好壞成敗，不僅事關官風民情，更是決定一個王朝興衰強弱的關鍵性因素。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幹部決定一切」，再好的方針政策，如果沒有紮實可靠的幹部加以推行，最終只能是歪嘴和尚倒唸經，南轅而北轍。

　　中國古代選官制度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從先秦的世襲制到兩漢的察舉征辟制再到魏晉九品中正制，這一時期的官吏選拔雖然也主張以德取人、以賢取才，但由於選拔對像、程序、標準都沒有一定之規，因而通常為上層貴族集團所壟斷，官員的來源缺乏普泛性與公正性。隋唐以後，隨著科舉制的不斷完善，貴族集團壟斷官職的狀況才被逐步打破，自下而上的人才流動得以實現。到了明清時期，科舉制度已日臻成熟，其從報名到考試到錄取，整個過程大體公開、公正，這也意味著官員的選拔已向全社會開放。

　　開放歸開放，但要想金榜題名也並非易事。但凡進士出身的官員，從童子試到鄉試到會試、殿試，期間過五關斬六將，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才脫穎而出，如沒有過人的才華，當然不可能笑到最後。正因為經歷了各種殘酷的競爭與磨難，這些萬里挑一的佼佼者才被視為「正途」出身，其他如捐納的「異途」官員當然只能仰其鼻息。

　　科舉制雖然相對科學合理，但離完美仍有相當的差距。首先，科考通常三年一試，每科進士不過兩三百人，而中國有兩千多個縣，加上中央各部院、翰林院及縣級以上的地方官職，這些新進士顯然供不應求;其次，科舉出身的官員雖然重名節，貪污率相對較低，但也普遍存在「高分低能」、因循守舊、行政能力差的現象;其三，因為同年、師生的緣故，科甲官員往往拉幫結派、相互援引而形成利益小集團，難逃朋黨之嫌。

　　對此，雍正多有不滿，說「國家開科取士，原欲得讀書明理之人，必期秉公持正，以端風俗、正人心。……今乃往來囑托，彼此營求，以朝廷取士之途，為植黨徇私之藪，敗風俗而壞人心，亦何取於科甲出身之人?」雍正還特意舉了例子，說前戶部尚書趙申喬也算是名臣了，其臨終時囑其子孫，說有門生三人從未謁見，待我百年後，不許其登門來吊!以趙申喬這樣的清正大臣尚不能免此陋習，其它可知。

　　接著，雍正又說，現在有人議論我不重視科甲官員，這種說法不值一駁，「國家首重科目，朕於一長可用之人尚必錄用，況科甲出身乎?且鄉會中式，文章知遇，師生禮貌之常，朕亦非概行禁絕，但能以黨援為戒。」換言之，雍正反對的並非科甲而是朋黨。

　　中國古代選官制度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從先秦的世襲制到兩漢的察舉征辟制再到魏晉九品中正制，這一時期的官吏選拔雖然也主張以德取人、以賢取才，但由於選拔對像、程序、標準都沒有一定之規，因而通常為上層貴族集團所壟斷，官員的來源缺乏普泛性與公正性。隋唐以後，隨著科舉制的不斷完善，貴族集團壟斷官職的狀況才被逐步打破，自下而上的人才流動得以實現。到了明清時期，科舉制度已日臻成熟，其從報名到考試到錄取，整個過程大體公開、公正，這也意味著官員的選拔已向全社會開放。

　　開放歸開放，但要想金榜題名也並非易事。但凡進士出身的官員，從童子試到鄉試到會試、殿試，期間過五關斬六將，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才脫穎而出，如沒有過人的才華，當然不可能笑到最後。正因為經歷了各種殘酷的競爭與磨難，這些萬里挑一的佼佼者才被視為「正途」出身，其他如捐納的「異途」官員當然只能仰其鼻息。

　　科舉制雖然相對科學合理，但離完美仍有相當的差距。首先，科考通常三年一試，每科進士不過兩三百人，而中國有兩千多個縣，加上中央各部院、翰林院及縣級以上的地方官職，這些新進士顯然供不應求;其次，科舉出身的官員雖然重名節，貪污率相對較低，但也普遍存在「高分低能」、因循守舊、行政能力差的現象;其三，因為同年、師生的緣故，科甲官員往往拉幫結派、相互援引而形成利益小集團，難逃朋黨之嫌。

　　對此，雍正多有不滿，說「國家開科取士，原欲得讀書明理之人，必期秉公持正，以端風俗、正人心。……今乃往來囑托，彼此營求，以朝廷取士之途，為植黨徇私之藪，敗風俗而壞人心，亦何取於科甲出身之人?」雍正還特意舉了例子，說前戶部尚書趙申喬也算是名臣了，其臨終時囑其子孫，說有門生三人從未謁見，待我百年後，不許其登門來吊!以趙申喬這樣的清正大臣尚不能免此陋習，其它可知。

　　接著，雍正又說，現在有人議論我不重視科甲官員，這種說法不值一駁，「國家首重科目，朕於一長可用之人尚必錄用，況科甲出身乎?且鄉會中式，文章知遇，師生禮貌之常，朕亦非概行禁絕，但能以黨援為戒。」換言之，雍正反對的並非科甲而是朋黨。

　　就事實論，雍正並非不重視官員的出身，但對其中的尺度十分謹慎，其表示：「國家用人，但當論其賢否，不當限以出身。朕即位以來，亦素重待科甲，然立賢無方，不可謂科甲之外遂無人可用，倘自恃科甲而輕忽非科甲之人，尤為不可。自古來名臣良輔，不從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屢見有蕩檢逾閒者。」

　　雍正曾說，「朕用人原只論才技，從不拘限成例」;又說，「朕從來用人，不悉拘資格，即或階級懸殊，亦屬無妨」;「唯期要缺得人，何論陞遷之遲速，則例之合否耶!」當然，雍正也不至於公然挑戰那些官員陞遷除陟的規則，但在實行中卻屢屢加以變通而不受資歷、出身與旗漢的區別限制。如其對湖廣總督楊宗仁說的，「如遇有為有守賢能之員，即行越格保題，以示獎勵。如此則官吏勸而民心悅，地方有不改觀者乎?」這是在鼓勵越級提拔;七年四月，雍正命京官學士、侍郎以上，外官布政使、按察使以上，每人各密保一人，「將其人可勝督撫之任，或可勝藩臬之任，據實奏明。不必拘定滿漢，亦不限定資格，即府縣等員，官階尚遠者，果有真知灼見，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准列於薦櫝之內。」薦府縣為督撫，這當然是一種破格選才。

　　不拘成例固然是一種創新，破格選才更需要相當的魄力，但成例既然存在必有它的價值，無格可依同樣會帶來相應的風險。對此，雍正也是深有體會，其表示：「自古知人為難，人心難測，事事時時留心體察，方不被其愚惑。知人不易，用人尤難，若不費一番苦心，公取捨，勤訪察，耳目不廣，精神不到，莫言知人用人之道也。」

　　為克服書面選人、看人不准的弊端，雍正對官員的引見尤其重視。一些官員經引見後，雍正通過觀察其言談舉止，認為能力有問題的通常改為部用，以繼續考察鍛煉，如前文提到的陸生楠，即由吳縣縣令改為工部主事。由此，要想通過雍正的面試關，除了身材長相要過得去外，還要口齒伶俐，思路清晰，應對敏捷，若是引見印象不佳，往往難有重用。

　　以此而言，雍正的引見頗有些看相的味道，其對官員的印象往往隨手批注在引見履歷片上，其中有說眼神的，如查嗣庭「兼有狼顧之相」、高郵知州黃廷銓「眼光不定，未必似端人」、清江知縣金廣培「平常老實人，兩隻忠臣眼」;有說身材的，如廣東廣海寨守備楊寬「人去得，漢子，好倭粗身子」、蘇松鎮標遊擊林子龍「魁梧，可升用」、一等守備洪其烈「人似鬼頭，小伶俐人」。類似記載比比皆是，其中頗多有趣之處。

　　履歷片是重大機密文件，除軍機處有關人員能看到外，其他人等一概不知。雍正用諸多大白話，將引見官員的觀感從長相、秉賦、性格、能力各方面表達出來，這也側面反映了他對中下級官員任用考核的高度重視。事實上，清朝各帝中在履歷片上寫朱批的僅康熙、乾隆、嘉慶與雍正四人，而寫得最多且最認真的唯雍正一人。

　　雍正用人，從不求全責備，其曾表示，「人才難得，有才未必有守，有守或短於才，才守兼矣又謗其人素行可議，或其人出身微賤，或其人未曾讀書，數者既全又謗其不能約束子弟家人」，諸如此類，「若不棄短錄長，則無可用之人矣。」有鑒於此，雍正大膽起用新進，當有朝臣質疑新人「閱歷經驗不足」時，雍正的回答是：從未聽說有「先學養子而後嫁者」，「若具中上才情之人，豈有於一邑事務必得閱歷，而後始能措施之理?」

　　當然，新任州縣官絕大部分是「初登仕籍之人」，他們雖然「飽讀詩書」，但缺乏行政、司法、理財等相關方面的專業技巧和實踐經驗也是事實。因此，在面對紛繁複雜的地方具體事務時，這些人多少會有些手足無措或一味地依靠幕友，最終淪為傀儡。為此，雍正下令刊行涵蓋了州縣官主要工作內容的《欽頒州縣事宜》，其中又以錢糧、刑名為主，以幫助新任官員認清職守，盡快上道。

　　節選自新書《治官手冊：雍正和他的大臣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