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大清敗於全民腐敗,而非一人之過
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認為,大清之敗,乃敗於全民腐敗,而非一人之過。而我朝野則盈廷虛驕,均以為殺一李鴻章,萬事皆了。梁氏更是痛責,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若出於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則只能曰狂吠而已。
楊三已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
這幅對子,雖不工整,卻極為著名。這「李二先生」,指的就是李鴻章,李氏在家行二。
上聯之「楊三」,據說乃京師之蘇昆名丑。甲午戰爭後,在演那《白蛇傳》時,對李鴻章極盡嘲諷之能事,正好李鴻章家人在座,氣憤不過,上台劈了其幾記耳光,致其自殺。亦有說其為慈禧皇太后在宮中供奉演戲,因不憤李鴻章在馬關「賣國」,而自殺尸諫。亦有說此名角並非「楊三」,而是「劉趕三」,但「趕三已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對不上,就改成了楊三。
「楊三」之事,雖是野叟村言,無稽之談,但李鴻章之「漢奸」罪名,自馬關簽約,卻是人言洶洶,儼然板上釘釘。
「屈迎回鶻馬,羞引漢龍旗」
李鴻章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風雲際會間,扶搖而上,諸事順利。及至中日甲午之爭,陸戰痛失朝鮮,海戰痛失北洋,狼煙燃於盛京之龍興之野,倭患及於曲阜之聖人宗廟。隨即匹馬渡海,以此老殘之軀深入虎穴,忍辱負重。
及至馬關街頭遇刺,輾轉病榻之上,李鴻章時思感激此刺客,經此一劫,李鴻章之報國之心、辦事之難或可為國人略知也;李鴻章亦時思痛恨此刺客,何以不能一槍致命,或可一了百了。倘或就此斃命馬關,於李鴻章一己而言,實是幸事。後人思及李鴻章,或可敬為身死前敵之烈士,令名得以保全。人云「千古艱難唯一死」,其實,死並不難,難的是斷臂求生、忍辱負重,唯有肩負李鴻章般不可承受之重擔者,方能明瞭。
《馬關條約》,實非喪權辱國之因,乃是喪權辱國之果。即令李鴻章身死東瀛、馬關之約胎死腹中,莫非便可「權不喪」而「國不辱」?捨此城下之盟,倭寇必將攻佔北京、飲馬黃河,而列強之虎視眈眈者,為免倭人獨吞,必將一哄而上,瓜分豆剖,則我大清帝國固將雨打風吹而去,泱泱五千年之中華或亦將自此陸沉。
馬關議和,實乃無奈之舉,即令好為清談、口水抗日如翁同龢者,也不得不贊同此議。翁師傅心知肚明,口水難擋倭刀、清談不可救國,只是君子雖好肉食、卻不願近庖廚。他們是斷不肯委屈自己,為國為君為民來肩負這忍辱之角色。只有李鴻章這般的「戇大」,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甚至還不怕「髒」,春帆樓(馬關和談之地)內隨狼共舞、與虎謀皮,明知不可為、不能為而勉力為之,內心之焦灼、淒惶,無以名狀。自污如此,李鴻章一生之事業,自然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都盡」。奈何,奈何!
甲午之役,李鴻章作為軍事之主帥、外交之檔手,固然罪無可綰。但是,自李鴻章於同治十年(1871年)首訂《中日修好條規》,三十餘載,無時無刻不告誡朝野上下應警惕日本,未雨綢繆,卻都如對牛彈琴。功計於預定而上不行,過出於難言而人不諒,此中苦況,卻向何處宣說?
洪楊(太平軍)亂平之際,李鴻章就曾建言,此乃吾中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非幡然變革無以自強。其時之日本,君臣一心,學西法、興洋務,臥薪嘗膽,日漸崛起。以當時之情勢,如吾中華有以自立,日本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如吾中華無以自強,日本則將傚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之崛起,絕不在我之掌控之中,我所能做的,無非因勢利導,自強則可合彼之力,共謀當世生存之一席之地,不自強則必受其噬。
其實,外交之道,首在實力,所謂「以夷制夷」,無非權宜之手段而已,絕非根本,不可指望敵手身上還能流淌著道德的血液。李鴻章當國日久,周旋豺狼虎豹之間,豈能不知本末?如吾中國不能自強,因循虛飾,自壞根本,內患已增,則處處皆我敵國,又何分東洋、西洋?弱國外交只能因勢利導,以變應變,根子裡惟有自強二字,此所以李鴻章力倡韜光養晦之因。
及至日人奪我琉球、進窺台灣,而俄人佔我新疆、進窺西北,虎狼遙相呼應,海、陸烽煙並起,東、西警鐘齊鳴。權衡輕重緩急,朝廷乃以西北為重,遂有左宗棠西征之事,終致南疆底定、西北安寧,其代價卻是琉球之失(見《中國經營報》2009年10月12日第1829期D1-D2版「西域狂沙東海浪」)。
自北洋建軍,艱難曲折,乃至練成大洋勁旅,其假想敵始終都是日本。李鴻章無時敢忘,日本貧而多貪,詐而鮮信,通曉我中國典章,其力不為弱,其志不在小,禍在咫尺,誠為我中國永遠大患,遠非西洋諸國居七萬里以外可比。往不可諫, 來猶可追,臥榻之側,已有勁敵酣睡,我中國惟有臥薪嘗膽,力求自強,方能生於憂患,而免死於安樂。
「存亡國家淚,淒絕病床時」
不料,北洋成軍之後,堂皇頗有規模。朝中袞袞諸公洋洋自得,以為憑此世界第八之海軍,便可高枕無憂。翁同龢執掌度支(財政),凡遇北洋水師更新用款,無不駁詰刁難,至光緒十七年(1891年),甚至將南北兩洋購買洋槍、炮彈、機器事,暫停兩年,致令我艦隊徒有龐然之外表,噸位雖重、炮徑雖大,卻無快艦、快炮,行動遲緩,開戰後處處受制於人。
甲午戰前,翁同龢為搏個人虛名,並陷李鴻章於進退維谷,乃高調主戰,「俗不拉幾」(合肥話,沒有實力卻愛表現)。李鴻章曾怒目相視,責問其平時縮減軍費,臨戰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翁同龢竟答稱北洋軍費如果緊急重要,李鴻章何以不再三申請,其錯居然亦在李鴻章。翁之門生王伯恭亦曾坦言,翁曾親口所言,中日之戰無論勝敗,都有把柄好整治李某人了(《蜷廬隨筆》)。因私廢公,誤國不淺,恭王臨終告誡皇上(光緒),翁同龢主戰而又不備戰,既失外交之良機,又令實已落伍之陸海兩軍陷入險地,「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恭王薨後,皇上乾綱獨斷,將翁逐回原籍。及翁之死,慶王為之請恤,皇上盛怒,歷數翁誤國之罪,首舉甲午之戰。太后不語,慶王不敢再言,故翁無恤典。李鴻章及翁同龢二人,何人誤國至深,皇上、太后等知情者自有明斷。
倒是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能一窺李鴻章當家之苦、之難。其在呈交天皇之《對華邇言》中說:「中國實屬不明日本之真相,雖識者亦甘於表面之觀察,輕侮指笑,自以為得者滔滔皆是也。獨李鴻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體,又有對付日本之策。彼往年上書朝廷,請整頓海防,文中曰:『日本陰柔有大志,宜陽與之結好,陰為之備』云云。彼確實期望兵備完成之時,再對日本有所行動。故彼至今為止,以所謂陽交陰備對待我國。此意見亦非李氏一人之意見,如已故之彭玉麟、左宗棠、丁日昌等,亦同有此意見。故可視為中國對日本之政略也。」
日本外相陸奧宗光雖是敵手,卻亦為李鴻章辯護,論及甲午戰前李鴻章早有增兵朝鮮計畫,卻被翁同龢等否決,設若及早增兵,中日之戰局究竟如何或未可 知。「北京政府竟徒呈黨爭,對李竟加以如此兒戲般的譴責,清政府也可說是自殺的政策……李鴻章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之下,終能支撐中日交戰的局面,日夜孜孜從事於外交和軍事上的活動,其處心亦甚可憫了。」
甲午戰後,陸奧對其同胞得勝後的驕態,頗多批評:「對於一切事情往往只出於主觀的判 斷,絲毫不作客觀的分析研究:只重內而不顧外,只知進而不知止」,「此時如有深謀遠慮的人,提出穩健中庸的主張,就被目為毫無愛國心、膽小卑怯之徒,將為社會所不齒,勢不能不忍氣吞聲,閉門蟄居。」此一逆耳忠言,於我朝野也實能振聾發聵。
宗方小太郎更有驚人之語,認為大清之敗,乃敗於全民腐敗,而非一人之過。而我朝野則盈廷虛驕,均以為殺一李鴻章,萬事皆了。那些峨冠博帶、指天畫地者,自以為氣吞東海,舌撼三山,後人梁啟超斥其為「虛驕囂張之徒」,立於他人之背後,摭其短長,以為快談,而不思解決之道,「此輩實亡國之利器也」。梁氏更是痛責,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若出於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則只能曰狂吠而已。
誠哉斯言!
今日名詞之濫用,未有如「漢奸」二字者也。不顧勢禁形格、不察來龍去脈、不問細節情由,動輒冠人以「漢奸」之大帽者,令辦事人逡巡不敢向前,其貌似愛國,實乃誤國、亡國,倒頗類似「漢奸」之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