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由我選去哪個朝代當官，我想來想去，還是選魏晉南北朝。按理說，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優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狀元郎陳世美當上了皇帝的乘龍快婿，包公說鍘了也就鍘了;一代文才蘇軾，投放到牢房裡弄得死去活來;還有如「夕貶潮陽路八千」的事情，簡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來也不錯，但是，屁股常常挨板子，皮開肉綻，血肉模糊，可不是好玩的。魏晉南北朝當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戰亂時期多於安穩日子，但是當官還是蠻好的，再戰亂，當官的首先還是有保障的。單就官員犯事後得到的處分，你就會真切地感覺到：這時期皇恩浩蕩啊。

　　按照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的幸福感定義：沒有廣大群眾的窮苦就不能體現少數精英的幸福。在魏晉南北朝，恰如斯言啊。在這時節，王法對下里巴人犯罪是實行「零容忍」的，其立案標準可不是2000元，而是兩把稻草的。南朝齊孔秀之當吳縣縣長，縣裡有個10歲頑童偷割了鄰居田里的一把稻穀，吳縣長特別「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簽單拿人，有人勸曰：懵懂小兒，當以寬大為懷啊!王縣長就訓了此人一頓：「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卡嚓」，把這「小蟊賊」給殺了;北魏李洪之當秦、益兩州刺史，到任即宣佈一條「禁令」：凡帶刀行者與搶劫同罪。行人帶刀就是起了殺心，起了殺心就該殺頭，「卡嚓」，「卡嚓」，「卡嚓」，一殺就是三四百，據說這裡「治安狀況」特別好了，從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零容忍」還真是「成效顯著」。

　　有對比度才有幸福感。在魏晉南北朝，當上了官，那麼就從此進入了「自由王國」，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的底線，那麼，你愛幹什麼你就可以幹什麼。「違紀」的事情幹了，一點事也沒有，「犯法」的事情幹了呢，也沒什麼事情。即使犯了前朝與後代規定的「死罪」，只要你能夠堅持「絕食三天」，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有好處全得，有壞事全無，這樣當官的「好」時代，哪裡有?

　　譬如吧，暴政的秦始皇發明了「連坐」法，一人犯事，不但全家遭殃，而且全村也得遭殃的。這個連坐法的條文裡，沒有規定村裡的世族該連坐，也沒有規定不該連坐。在往朝，那都是「有福不同享，有罪即同當」的，到了這時期，世族長期都是超然於法律之外，不在其律之中。據說這個問題曾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劉宋朝「高層」因此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調研與研究」，最後的結論是：世族犯事，庶民必須連坐，而庶民犯法，世族可以不連坐。如犯罪非常嚴重，那麼士大夫可以讓奴婢去頂。奴婢大都是士大夫的通房丫頭，應該說是他們的「副職夫人」。犯了事情，一把手超然，讓二把手三把手把責任擔當起來，以示負責，表明了「以法治國」的姿態。

　　在南北朝當官的妙處還不在這裡，妙的是其立案標準不是2000元為底線，恐怕是5萬、50萬兩銀子吧。更妙的是，他們對官員搞的「刑偵手段」特別好玩。秦漢以來，官員如果當上了「犯罪嫌疑人」，那麼往往都會「大刑伺候」，朱元璋更是剝皮揎草，逼著他「老實認罪」。而南北朝呢，他們用的是「測立」法，官員若是犯了貪污、瀆職等等犯罪情事，就把他推到一個高一尺的圓頂土垛上，每天「罰站」兩次，每次「罰站」7刻。古代每一晝夜劃為100刻，7刻大概是一兩個小時吧，「罰站這麼久」，得讓他恢復體能啊，所以，完成了一天內兩次「罰站任務」後，可休息3到5天，然後再審。當然旁邊會有審訊官時不時審問一句：「你貪污了嗎?」或是「你瀆職了嗎?」或是「你強姦良家婦女了嗎?」只要你閉口不答，連續「罰站」幾次，每次都不認罪，就可以免除「刑罰」。

　　上面說的是一般幹部，到了更高級別的幹部，那就不用「罰站」了。在外面讓幹部「罰站」丟人現眼，多不雅觀，有損形象不是?所以，大概到了刺史府官那一級，不用「罰站」審問法，用的是「斷食」方式來「逼供」，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雙規」以後，關在「屋子」裡，不給他飯吃。當然，每天都是可以喝粥的，那粥有無營養就得看這官平時與司法人員的關係如何了。關係好的，可能喝得上八寶粥;關係不好的，那就對不起，是稀粥了。這邊喝粥，旁邊依然還是有法官在審。如果你連續被關了1000刻，依然行使著你的「沉默權」，那麼，恭喜你，沒事啦，可以無罪釋放了。

　　不論是「罰站」，還是「斷食」，這裡的關鍵是你是抗拒還是不抗拒、是坦白還是不坦白。如果坦白，既然你自己都承認了，那還有什麼話可說?關黑屋子裡去吧;如果你抗拒了，你堅決不認罪，那麼，好，你是個意志堅定的好幹部，國家需要這樣的好幹部，繼續當官去吧。坦白從寬，如果你還年輕，那麼有牢給你坐的，直把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如果恰好是過年時節，那麼，堅決抗拒吧，你馬上就可以回家過年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哦，那是疑罪，疑罪從無，沒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