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不為人知的一面:科舉比唐朝公平 文人有擔當 | 陽光歷史

 

A-A+

宋代不為人知的一面:科舉比唐朝公平 文人有擔當

2017年05月02日 歷史紀事 暫無評論 閱讀 105 次

  錢鍾書曾說: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幾個時代一向是相提並論的,文學就說「唐宋」,繪畫就說「宋元」,學術思想就說「漢宋」——都數得到宋代。啟蒙主義思想家嚴復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宋代的歷史上,有許多看似矛盾的現象,存在著廣闊的認識空間。比如說,中國主要朝代的創業君主中,真正由職業軍人出身的只有趙匡胤。然而,趙宋王朝偏偏以對外軍事作戰不競不振而著稱。趙宋朝廷傾向於務實,卻造就了許多或嚴謹或浪漫、多才多藝、長于思辨的傑出歷史人物。對於當時政治局面的特性,有學者批評為君主專制獨裁,也有學者認為是中國帝制階段中「思想最為自由」的時期。

  與季風區重合的統治疆域

  在中國歷史上,如果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勢力相對均衡,那麼農耕民族想把統治觸角延伸到草原地區、遊牧地區不很容易,反之亦然。

  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統治的疆域遠遠無法與漢唐相比。但北宋所承繼的五代,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分裂程度最徹底的時代——北方有前後相繼的五個王朝,周邊先後分佈著十個割據政權。北宋結束了這種上下重疊的分裂局面,它的統治所達到的縱深層面,是前朝所難以比擬的。

  如果把北宋的疆域與自然地理區域疊壓到一起,我們會看到,其疆域與東部季風區的邊緣高度重合。東部季風區是傳統的農耕地帶,西北乾旱區則是遊牧民族較為活躍的地區。在中國歷史上,如果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勢力相對均衡,那麼農耕民族想把統治觸角延伸到草原地區、遊牧地區不很容易,反之亦然。古人心目中的「中國」,實際上是一種向邊緣輻射延展的秩序格局的核心,在「澶淵之盟」的宋遼誓書中,我們看到了「各守疆界」的說法,「疆界」之內的主權意識反而更加鮮明、強烈。

  我們的教科書一直說宋代是個「積貧積弱」的時期。「貧」指國力、財政上面的貧乏困窘;「弱」指在對外競爭,特別是軍事競爭中力量薄弱。

  但美國學者費正清認為,北宋與南宋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是在應用科學方面,還是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被馬克思稱為「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其關鍵改進期、應用普及期及向外傳播期都是在宋代。

  理性與務實的執政理念

  宋太祖看見城門匾額上寫著「朱雀之門」。於是問隨行的趙普,中間加一個「之」字有什麼用?趙普回答說,是「語助」。太祖哈哈大笑,說:「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維持了53年。趙匡胤黃袍加身,一般人大概覺得這只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這個王朝穩定了下來,法寶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漸。宋太宗將謹守的法度概括為「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預先做出防範;委曲周全地進行制約。

  我們試以科舉制度為例,看看宋代的「立紀綱」與「召和氣」相輔而行的具體做法。「立紀綱(綱紀)」是訂立制度。「召和氣」,指的是能夠感召天地,使萬事萬物充盈著雍睦和諧的自然之氣。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給達官貴人乃至主考官員去看,得到推薦、受到賞識的考生有更多被錄取的機會。宋代科舉考試發展出彌封(糊名)、謄錄等技術操作辦法,使得主考官員即使有心照顧,也難以操作。蘇軾任主考官那年,恰有一位門生參加科舉考試,大家都覺得是天賜良機。但到拆號張榜,門生卻榜上無名。

  歐陽修稱宋代的科舉制度「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脫穎而出,則得以進入仕途。歐陽修4歲喪父,買不起紙筆,拿蘆葦稈在地上畫著學字。范仲淹也是斷齏畫粥,堅持學業。《寶祐四年登科錄》記載是科錄取進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士大夫政治:敢當天下事

  他們認為,「天下」者,是中國的天下、群臣的天下、萬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對於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關懷和發自內心的責任感。

  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雖然一直占主導地位,但儒學的傳承者作為一個群體在政事活動中起決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產生的現象,被稱為「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遼軍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議退到四川。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建議御駕親征。皇帝勉強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覺至少還有黃河天險。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在寇准支持下,「急麾衛士進輦,上遂幸北城」。前方軍士看到龍旗都歡呼起來。當時,遼方大將蕭撻覽被宋方射中陣亡,影響到士氣,雙方決定議和。

  真宗的底線是不放棄祖宗留下的土地,銀絹數額則以100萬匹兩為限。寇准命令曹利用不許超過30萬。曹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這一數額對宋代財政影響如何?河北在和平時期開設宋遼間的貿易榷場,官方所收商稅,通常可達四五十萬匹兩。

  范仲淹認為,一切為天下、國家、社稷考慮,而非唯唯諾諾聽命於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國的天下、群臣的天下、萬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對於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關懷和發自內心的責任感。他們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經學家、文學家、實幹家。他們的追求,被概括為「內聖外王」:內心要達到聖賢的道德修養境界;在天下社會建設一種王道的秩序。當時的士大夫「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正像陳寅恪先生所說,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自由的時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剛烈,往往辭色俱厲,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納。王安石與朋友相處,也是信守原則。他和司馬光曾是親密的朋友,但隨著新法推行,兩人分歧嚴重,終於分道揚鑣。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學造詣。蘇軾在道教宮觀西太一宮看到王安石題壁詩:「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不禁「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錢穆在《國史大綱》裡講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沒有從根本得到實現;但是他們為人、為學的精神意氣一直影響到最近期的中國。1972年,毛澤東接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就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也說到王安石的「三不足」。

  古今社會之變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看到它經歷著一個重要的社會變遷過程——逐漸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錢穆先生曾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莫不有變。」日本學者佐竹靖彥把它概括成是社會構造的變化,中國從以農村為主導走向以城市為主導;也是文化狀態的變化,從宗教氣氛很濃,走向一個學問上生機勃發的時代。

  一、經濟運行方式改變宋代沒有國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土地買賣流轉頻繁。官府熱衷於審核土地買賣契約、租佃契約是否齊備。財富流動迅速頻繁,「賤不必不貴,貧不必不富」。

  自古認為務農才是「本」,宋人卻提出士農工商皆本業。11世紀前期,非農業稅所佔的比重,第一次超過了農業稅。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說,在上層精英和民眾集團之間,出現了一個非常活躍的階層,就是商人。他們不僅促進都市商業的繁榮,還使商業的觸角延伸到了農村。唐天寶年間一年鑄錢大約32萬貫,到宋神宗時期已經多達500萬貫。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是在北宋出現的。

  美國學者郝若貝有一篇文章談到宋神宗時期,中國的鐵產量在7.5萬噸到15萬噸之間,相當於1640年英國鐵產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紀初整個歐洲的鐵產量14.5萬噸到18萬噸相媲美。

  二、化民成俗的教育唐代學生因父祖官位高低不同,進入的學校就可能不同。宋代官學充分淡化了學生的身份背景,即便是艱難謀生的下層百姓,也要每日積攢一二文錢,讓兒子將來有機會入學。宋代的書院是對官學的補充,書院提倡獨立於選士、取士的教育理念、學術思想和人生價值。在宋代,科舉落第者或聚徒講學,或影響公眾事務。蒙學不僅教兒童識字,最關鍵的是把儒家的理念、價值觀、核心思想變成現實的社會規範,傳達到百姓中去。

  三、都市景觀的變化唐代長安城格局井然、尊卑地位呈現鮮明。開封、臨安卻沒有分隔整齊的坊、市,而是一種街市狀態,官府、民戶、商家相互混雜。開封海納百川,城內有各種宗教活動場所。群眾喜聞樂見的戲劇、曲藝表演等市井文化,在瓦子(瓦捨)、勾欄中展現雛形。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唐到宋經歷著一個重要的社會變遷過程。如果予以比較簡潔、明確的概括,或許可以歸納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它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獨到建樹,它對於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與牽動,使其無愧為歷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階段。





給我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