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在日本侵略者一手策劃和直接扶持下，偽滿洲國在中國東北建立。當時替偽滿政權效力的不僅有中國的敗類，還有俄國敗類、蒙古敗類、朝鮮敗類，由於這些敗類都是在其日本主子的指使、資助和支持下幹著與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為敵的勾當，所以以「漢奸」、「俄奸」、「蒙奸」、「朝奸」稱呼他們是再恰當不過了。本文以俄羅斯解密檔案為依據，向讀者披露一些至今鮮為人知的替日滿政權效力的「俄奸」的歷史材料。

　　將軍，黨魁，教士，普通僑民

　　據史料記載，早在元朝時期，就有俄國人來華定居，當時稱「斡羅思」人。到了清朝，由於戰爭，更多俄國俘虜在華定居，他們被稱做「阿爾巴津人」。1897年，隨著中東鐵路開工修建，俄國人紛至沓來。有統計稱，到1912年，在哈爾濱一地居住的俄國居民就達43091人。1917年十月革命後，大批舊俄貴族、企業家、白軍將領以及職員、醫生等流亡世界各地，其中不少人來到中國。1922年，黑龍江省的俄國居民已達到20萬。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次年2月日軍侵入哈爾濱，3月1日，日本策劃、扶植偽滿洲國，溥儀為「執政」，俄奸由此產生。淪為俄奸的俄僑居民有幾大類：有原俄國將軍及其他軍人，他們中的一些人早在日軍入侵哈爾濱之初就對日人表現出熱忱歡迎的態度;有對新生蘇維埃政權不滿和恐懼者，比如俄法西斯黨領袖康·弗·羅扎耶夫斯基;有遭受新生政權鎮壓的宗教界人士;有原先在中東鐵路及其附屬企業和護路隊效力的俄國居民及其子女。

　　他們為日本人賣命，不少人是因生活所迫。1932年10月2日公佈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在談及客居中國東北地區的俄國人時稱：「此等居民其生活之苦無以復加，吾人自無怪其欲歡迎日人，以期在新政之下得以改進彼等之生活也。」不過，也有不少人聽信日本人的宣傳，並真心指望日本人幫助他們推翻蘇維埃政權。英國學者瓊斯在《1931年以後的中國東北》一書中稱：日本人在俄國居民中間進行的宣傳，居然使白俄「相信日本人在東北的統治將終止他們所忍受的壓迫，而總有一天日本將會幫助他們推翻蘇聯政權本身並在俄國恢復君主政體以及正統宗教。」

　　宣傳，滲透，暗殺，收集情報

　　如同對待中國人的「以華制華」策略，日本人對俄僑「以俄制俄」。1934年底，「滿洲國俄國僑民事務局」成立。該局成立的目的是「向居住在滿洲國境內的俄國僑民提供法律、精神、物質和文化等方面的幫助」，擔任領導職務的多為與蘇維埃政權不共戴天的白俄軍官。「滿洲國俄國僑民事務局」有1個辦公室和5個處，其中，三處又稱「間諜和反間諜處」，同駐哈爾濱的日本軍事使團有著密切合作關係;文化教育處則比較重視對俄僑中小學生進行忠誠於偽滿和日本的教育。

　　另一個效力於日滿當局的俄僑組織是協和會俄僑分會。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在寫於1954年7月15日的供詞中稱：「偽滿協和會，這是次於偽滿(政權)的和偽滿(政權)表裡一體的，為日寇奴役統治人民的第二架主要工具。因此日寇關東軍司令官當該會名譽總裁，我在偽執政時代也當名譽總裁」。此外，還有一個特殊群體在替日本人效力，那就是俄國神職人員。偽滿洲國成立後，俄東正教會投靠了日本人，每當教會做彌撒時，都要為「日本天皇陛下的健康幸福和大日本帝國的繁榮」祈禱。1934年，哈爾濱東正教會創辦聖弗拉基米爾學院，擔任學院顧問的是關東軍憲兵隊特高課特務中村幸一。

　　俄奸們替日本人效命的第一項活動，是進行反蘇反共親日宣傳。1936年12月25日，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給偽滿政府發去照會，對「白匪的報刊日復一日地充斥著對蘇維埃國家的最骯髒的攻訐，並且公然號召反對蘇聯及其官方正式代表，新京(即長春)和哈爾濱的廣播電台用俄語系統地報道某些白匪的類似言論」表示憤慨，而這一切就發生在「滿洲國存在最嚴厲的書報和無線電廣播檢查制度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公認的事實的時候，不僅如此，這些無線電台都還是政府官方的」。俄奸們還經常滲透到蘇聯境內從事各種反動宣傳、暗殺、顛覆破壞、收集情報等活動。此外，偽滿洲國軍隊中有一支「白俄部隊」，內設騎兵、步兵以及一些獨立的哥薩克部隊。

　　擊斃，被捕，槍決，長期監禁

　　羅扎耶夫斯基在1945年寫給斯大林的懺悔信中承認：「年復一年，儘管我們是熱愛自己的人民和我們祖國的民族主義者，但是終究因為脫離祖國而實際上成了我們所憎恨的那種資本的國際打手」，「我們不得不違心地說和做。我們不得不讚美德國人和日本人」。儘管如此，日本人只是將俄奸當作利用工具，對他們的戒備和監視始終存在，甚至鐵桿俄奸也遭到日本情報機關的書信檢查和電話竊聽。羅扎耶夫斯基在懺悔信中提到：「外國情報機關使勁地利用我們。逮捕、毒打、殺害我們的，是我們被迫同其一道工作的那些人。這是命運對我們這些沒有覺悟離開祖國逐漸變為脫離、背叛祖國的人的報復。」

　　1945年初，日本敗象盡顯，一批重要俄奸試圖逃命，但最終都被逮捕。俄奸的命運和結局，可以歸納為如下幾種：第一種，在滲透蘇聯境內執行收集情報、顛覆活動任務時，被蘇聯邊防軍當場擊斃或逮捕。有研究稱，「僅在1939至1941年間，在蘇聯的邊境城市和遠東地區就查獲了2500名日本諜報人員，並且抓獲大約1萬名在邊界地區從事顛覆破壞活動的人員」。第二種命運是死於日本人之手，比如羅扎耶夫斯基的副官米古諾夫在拆開電話時觸電身亡，其實是日本人做了手腳。

　　第三種命運是被蘇聯紅軍押解到蘇聯境內經審判後槍決。羅扎耶夫斯基就是如此下場。1945年8月，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羅扎耶夫斯基拋下妻子和兩個孩子，帶著骨幹成員從哈爾濱逃到天津。8月22日，他在天津給斯大林寫懺悔信，懇求「偉大的斯大林和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赦免令，赦免所有的俄國僑民，給每一個落入外國人魔窟的俄國僑民提供以誠實勞動贖罪的機會」。10月，羅扎耶夫斯基抵達北平，向蘇聯駐華使館自首，後來他被轉送到莫斯科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監獄。1946年8月底，羅扎耶夫斯基、謝苗諾夫、巴克捨耶夫等鐵桿俄奸被判處死刑。

　　還有不少人被押解到蘇聯境內長期監禁。這些人的家屬一度滯留中國東北，苦苦等待自己的丈夫歸來，但希望一次次落空。後來，不少人經蘇聯方面宣傳和動員回國，也有一些人輾轉上海去了菲律賓，然後又從菲律賓到了其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