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毓桂擔心自己把「傳話」的事情辦砸了，會遭到日軍報復，便把29軍軍事會議上中方佈防情況，送到了日軍司令部。故有佟麟閣、趙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紅門被伏擊殉國之事

第一個給日本人送情報的漢奸潘毓桂

據抗戰史學家經盛鴻等人的研究，「七七」盧溝橋事變前，中國軍隊已經喪失最佳佈防時機。雖然當時的中國軍隊指揮官宋哲元意識到北平南大門南苑的重要性，但部隊尚未展開。趙登禹所率29軍132師受命急赴南苑進駐，但主力尚在涿州。

雖然如此，以中方戰場指揮官趙登禹與佟麟閣等人的素養，日軍想一舉突入，並非易事。唯一讓人心存隱憂的是中國軍隊中的學兵團——這些人嚴格來說還是青年學生，在戰場上，他們就是中國軍隊的短板。

戰鬥打響後，日軍炮火直接瀉向了學兵團防區。很快，日軍突入陣地，雙方展開白刃戰，近千名學生與日軍肉搏，很快倒在刺刀之下。中國軍隊的增援路線也被日軍切斷，增援部隊全數殉國。

戰後多方證據顯示，出賣情報的，是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潘毓桂。戰前，日軍找到他，並通過他將日軍進攻信息透露給29軍，原想嚇退中國軍隊，未想在預定攻擊地點遭遇拚死抵抗。

潘毓桂擔心自己把「傳話」的事情辦砸了，會遭到日軍報復，便把29軍軍事會議上中方佈防情況，送到了日軍司令部。故有佟麟閣、趙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紅門被伏擊殉國之事。

「十分歡喜」

當時，日方意識到中國民眾「覺悟程度高、民族意識強烈」，必須「以華制華」。這就需要代理人。1937年7月底，華北各地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維持會」組織，但胃口變大的日軍覺得，維持會已經不足以適應侵華戰爭的需要，建立統一的華北偽政權成為其必然選擇。

最初日軍屬意於曹錕、靳雲鵬、吳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腦。因這四人在華北軍政界有較大的影響和潛勢力，與南京國民政府又都無歷史淵源。但曹錕直接拒絕了，靳雲鵬說要「禮佛」，曹汝霖說老母年事已高，而吳佩孚出山組織政府的條件則是「日本退兵」。於是「二流政客」王克敏進入日軍視線。此人曾留學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軍閥政府的財政總長。早在1935年華北危機之時，王克敏就已任偽「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要員。1937年，王克敏在家裡接待了日軍代表，對方稱希望他能出任偽華北臨時 政 府 主席，有史料記載稱，王聽後 「心中十分歡喜，一口答應」。不久，日方又說動董康、湯爾和、朱深、王揖唐、齊燮元等人下水。1937年12月14日，亦即日軍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為首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掛牌成立。

你爭我搶

在偽政府內，大小漢奸為了利益你爭我搶。當時，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並想委任其為「內政部」總長。但王揖唐說，災區要救濟，應設置救濟部，自己擔任總長。 「救濟部」總長可以借救災之名中飽私囊，王克敏拒絕了這個要求，二人吵了起來。爭執的結果是，在偽政府原擬設置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設置一個賑濟部。這在當時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見的部門架構。

漢奸們不僅爭位置，還爭相對日方諂媚。 1940年，王揖唐就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他自稱「外臣」，特意寫了詩感謝日本天皇，而在給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連串的「感激、感銘、感謝」之語，因得綽號「王三感」。

日軍侵華戰爭期間，漢奸們積極維持「治安」，還協助日方掠奪中國資源。王揖唐當政時期，偽政權與日本共同設立的 「日華經濟委員會」，幾乎控制了華北絕大多數行業產業。研究顯示，該「委員會」掠奪的物資「取得了超出預算數量的成績」。

難逃一死

1945年10月6日，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通知當時的軍統局局長戴笠逮捕華北高級漢奸。當日，戴笠即在北平設下酒宴，邀請北平各路大漢奸赴宴。戒備森嚴的宴席上，戴笠宣讀了逮捕名單，讀到王克敏時，正在漱口的王克敏直接癱在了沙發上，說：「這場禍是我惹出來的。 」

王克敏，王揖唐，以及偽天津市長潘毓桂、偽河北省長榮臻等50餘人被當場逮捕。

法院公審王揖唐時，他偽裝生病，一句話也不說，眼睛也不曾睜開。然而，在1948年9月被槍決前，恐懼萬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蔣總統開恩啊！ 」次月，王克敏在獄中趁獄警不注意，服毒自殺。潘毓桂則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直至1961年病死在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