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上海橡膠股災

中外合謀製造的一夜暴富神話，使遠東金融中心上海首嘗投機的巨大機會與風險。

1886年德國人卡爾·本茨先生發明了第一輛汽車之後，輪子開始代替人類的雙腿奔跑，種橡膠樹割生膠生產輪胎隨之成為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裡眾人矚目的高科技產業。世界對橡膠的需求急速擴大，1908年，英國橡膠進口值為84萬英鎊，1909年便增加至141萬英鎊；1908年美國橡膠進口值為5700萬美元，次年即增加至7000萬美元。但受制於氣候、土壤及樹木的生長週期，橡膠的生產卻不能急速擴張，因此橡膠的價格就在上升通道裡奔馳起來。

倫敦市場，1908年每磅售價2先令，至1909年底漲至10先令，1910年春更是達到12先令。在世界金融中心倫敦，人們對橡膠股票的炒作日漸升溫。

一夜暴富神話

東南亞是橡膠的理想種植地，由於離中國近，又有大量華人華僑分佈其間，因此，歐洲人在東南亞的橡膠園喜歡把總部設在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以便融資。早在1903年，英國人麥邊即在上海開設了一家以經營橡膠園為主業的蘭格志拓植公司。到1910年，在東南亞開發橡膠的公司達122家，其中總部設在上海的達40家。一些洋行在門口高掛「代客買賣各種橡皮股份」的牌子，吸引各路人等前來炒作。

這些公司魚龍混雜，有的已在當地購買了橡膠園，只需等待出膠甚至已經開始出膠；有的剛剛購買土地，樹苗還沒種下去；也有的根本沒去過東南亞，只是在地圖上找了幾個名字，就開始在上海招股。他們一般都是先取得駐上海的外國銀行的支持，然後在報紙上大做廣告，極力宣傳公司的美好前景，並聲稱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國銀行按票面價值押借現款，從而不僅贏得上海華商的信任，連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捲了進來。

洋人不停地把倫敦的市場行情傳播到上海：一家公司發行100萬英鎊的股票，結果半小時即告售罄；一種面值10元的股票，最高時漲到180元；另一種面值100元的股票，最高時漲到700元。這類行情極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資者的信心，從而推動上海橡膠股票的瘋漲。宣統元年12月1日，蘭格志公司的股票為920兩，到次年2月19日便上漲至1675兩，另一家橡膠公司地磅公司的股票宣統元年1月10日是25兩，一個半月後即漲到50兩，不少人實現了一夜暴富的神話。

在如此利好的刺激下，有些人甚至還沒弄清橡膠為何物，就已投身這場股票大潮。當然，這場大潮中的弄潮兒，要數上海的銀錢業——錢莊與票號。而其中的佼佼者，當屬正元錢莊陳逸卿、兆康錢莊戴嘉寶、謙餘錢莊陸達生。陳逸卿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外商利華銀行的買辦，自己開有慶余洋貨號、正元錢莊，又在兆康錢莊參股；兆康錢莊的大股東戴嘉寶是德商裕興洋行的買辦。

他們都自詡消息靈通，對倫敦的市場行情先知先覺，前前後後發出莊票600萬兩，以收購股票。所謂莊票，是由錢莊簽發的載有一定金額並由其負責兌現的一種票據，分即期和遠期兩種，即期莊票見票即付，遠期莊票到期付現。

一般而言，講信用而有實力的錢莊發出的莊票在百姓中接受度很高，甚至可代替現金在市面流通。到19世紀60年代，錢莊同外國在華銀行建立了資金融通關係，開始以莊票作抵押，向外國在華銀行拆借資金，於是莊票就成了錢莊同外國在華銀行建立資金拆借關係的工具。三家錢莊發出莊票達600萬兩之巨，負債率已經極高，他們卻仍嫌不夠，又向有往來的錢莊森源、元豐、會大、協豐、晉大等調劑頭寸。

在錢莊的示範之下，商家、個人也紛紛加入到炒股大軍中來。因為貪圖高利，很多人抵押了房產、首飾、衣物尤嫌不足，又向錢莊貸款，而錢莊為迎合這股風潮，又發明了一種新的抵押貸款方式，即商家、個人可以用買來的股票做抵押，貸出款來，又去買新股票，然後再來貸款，再去買股票。而錢莊之所以如此大方，無非是因為覺得「此項股票遠勝現金」。甚至有部分自詡視野開闊的人，覺得在上海買還不夠，又兌款去倫敦買。

華商在這輪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場的資金在2600萬至3000萬兩之間，投入倫敦市場的資金約1400萬兩左右，兩地加起來達4000萬兩之巨。在瘋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資金幾乎完全被凍結，其他行業已經很難得到資金，這個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無金可融。

倫敦市場的衝擊波

1910年6月，倫敦市場行情暴跌。消息傳來，橡膠股票行情一路狂洩。原值1675兩的蘭格志股票跌到105兩。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積大量股票的華商成為買單者。陳逸卿損失200餘萬兩，戴嘉寶損失180餘兩，陸達生損失120餘萬兩。7月21日，正元、謙餘錢莊率先倒閉，22日，兆康、森源錢莊關門，23日，元豐繼之；24日，會大等三莊又繼之。

捆綁炒股的八家錢莊也相繼關門歇業，引起全市銀錢業的極大恐慌。八家錢莊倒閉後，所欠上海外國銀行莊票139余萬兩無法歸還，外國銀行便揚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給上海銀錢業的款項。《國風報》報道：「錢莊裡的華商資本完全枯竭，各銀錢業之間也完全無法通融」，上海金融業面臨崩盤的危險。

為挽救危局，上海道蔡乃煌會同上海商會總理周金箴於24日晚星夜馳往南京，拜見兩江總督張人駿，回程又去蘇州拜見江蘇巡撫程德全，請求他們向朝廷奏明上海的危機並設法加以挽救。

朝廷的旨意還沒有下來，源豐潤票號的老闆嚴義彬偕劉安生又來找蔡乃煌，希望上海地方政府趕緊採取措施，維持市面。無奈此次風潮影響面太廣太深，僅嚴義彬與劉安生合開的德源錢莊，在投機中就虧損200萬兩，損失額已與倒閉的正元錢莊相當，只因有了源豐潤的竭力支持，才得以不倒。

可是，處於倒閉邊緣、急待救助的何止德源一家！蔡乃煌認為，嚴義彬、劉安生「皆浙省著名巨富，倉卒來求……雖有貴重產業，一時無可抵用，倘不出而維持，必至牽連歇業」，使上海銀錢業雪上加霜。7月27日朝廷下旨：

張人駿電奏上海正元、兆康、謙余三家錢莊同時歇業，債務糾葛，滬局岌岌，籌議大致辦法等語，著即按照所籌各節妥為辦理。並飭上海道將善後事宜悉心籌畫，慎防流弊，以維市面，而定人心。

於是，蔡乃煌收了嚴義彬、劉安生價值300萬兩的地契、股票之後，出面與匯豐、荷蘭、花旗等九家外國銀行訂立「維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萬兩，另由道庫撥借官銀300萬兩，存放在源豐潤、義善源，終於使市面暫時得以穩定。

清政府舉止失措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賠款，按例上海道應承擔190萬兩，這筆款子平時由上海道經手存放於資本雄厚而信譽卓著的源豐潤、義善源錢莊。但1910年的9月，離正元等錢莊倒閉尚不足兩月，市面銀根吃緊，而上海官庫又將官銀拿去救市，早已「庫空如洗」，無法調劑，因此蔡乃煌上奏朝廷，請求從大清銀行撥銀200萬兩墊付。

由於蔡乃煌在前述貸款過程中「稍分利潤」，中央的資政院、度支部等處官員們出於各種理由開始譴責蔡，指出上海道為借款作擔保違反了「商借商還」的原則，認為蔡在上海收購《時事報》《申報》的過程中也有很多問題。

度支部左侍郎陳邦瑞乘機挑動江蘇巡撫程德全參劾蔡乃煌。巡撫參道台，自然一參一個准。朝廷頒旨，斥責蔡乃煌接管道庫以來「屢以周轉不靈，請部接濟」，這次又「以市面恐慌為恫嚇，以還期迫促為要求」，實則是「罔利營私」，「不顧大局」，將其革職，並勒令兩個月以內「將經手款項繳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職令，又羞又憤，向源豐潤等錢莊火速追還官款。10月7日，外國銀行突然宣佈拒收21家上海錢莊的莊票，8日，源豐潤應聲而倒，虧欠公私款項達2000餘萬兩，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17家分號也同時歇業。

《東方雜誌》報道：源豐潤天津分號歇業，天津總商會不得不幫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隸四家銀行借銀100萬兩以穩定人心。

義善源是上海銀錢業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東是李瀚章的兒子李經楚。李經楚任交通銀行第一任總理時，幫理是袁世凱的親信梁士詒。1910年底，盛宣懷就任郵傳部尚書，為了奪回被袁世凱搶去的權、利並打擊梁士詒的勢力，秘查梁士詒在交通銀行經手的帳目。

當源豐潤倒閉時，李經楚曾向交通銀行借款287萬餘兩，幫助義善源渡過了危機。聽說盛宣懷查帳，李趕緊將交通銀行借款歸還，導致義善源上海總號僅剩現銀7000兩。命懸一線的義善源試圖用手中所持有的上海各企業的股票向上海道借銀10萬兩，卻為新任道台劉燕冀一口拒絕。1911年3月下旬，義善源計無可出，只得宣佈倒閉。

這次金融風潮真正暴露的是清朝末年古老的管理體制已不能適應近代經濟的發展。在投機狂潮中，政府沒有對瘋狂的投機採取一點措施，股票暴跌後，先期倒閉的正元等錢莊還只是中等規模，雖然對上海市面造成衝擊，但衝擊力畢竟有限，如果此時能妥為籌劃，風波仍在可控制的範圍之內。

一方面外國銀行釜底抽薪，另一方面朝中大員不懂現代經濟的管理，為了權力的傾軋竟置經濟發展的大局於不顧，而蔡乃煌為了個人洩憤，竟存心逼倒源豐潤以還朝廷顏色，盛宣懷更是為了與梁士詒爭權而間接逼倒義善源，使錢莊倒閉之風幾乎無法遏止，最後共倒閉錢莊48家，超過了上海錢莊總數之半。

當時的《時報》評論說：「此時財界擾亂已達其極，一般社會鹹被其災，於是全國乃宣告破產矣。」

義善源破產後7個月，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果真破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