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沙灘的胡同裡看到一個佈告，是共產黨秘密張貼的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招生佈告。佈告上說學校要招收進步青年，將其培養為軍隊的團級幹部，畢業後到抗日前線去。佈告中特別吸引我的就是能參軍抗日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為什麼能吸引我呢，當時有著特殊的背景、因素刺激著我。在北平參加民先、學聯組織以後，開展的都是地下、秘密的活動，北平以至整個華北，都在國民黨政府、軍隊的統治之下，迫害學生的是警察，到學校抓人的是憲兵。我們的抗日救亡活動被殘酷無情地鎮壓。在這樣的環境下，促使我們這些青年認識到掌握革命武裝的重要性，只有開展武裝鬥爭，才能保證抗日救亡的權利和自由。

　　看了這個佈告後，我就向孫滔林提出想去延安。孫是民先總隊的組織部長，後來成立全國民先總部，他就成了北平總隊的隊長。我是民先總部的幹事。他說，回去向市委請示一下。很快，市委就批准了我的要求。

　　1937年4月上旬，我和我的愛人賀凌、吳鋼(孫滔林的表弟)三個人離開北平，由地下黨交通員陳東(東北人)帶著我們，從北平上車，經過鄭州，換車到了西安。到西安後，他把我們安排在旅館裡，就去和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聯繫了。

　　等了幾天，有汽車了，通知我們下午到辦事處附近坐汽車。辦事處派了一個瘦高個子、眼窩很深的廣東人陪我們。同車去延安的還有一個老幹部，叫周怡，他是做情報工作的。

　　兩、三天後到了黃陵縣，在紅軍的一個招待所裡，駐有一個班的紅軍戰士，他們年紀大的二十多歲，小的只有十一、二歲，是「紅小鬼」。「紅小鬼」都很活潑，穿的衣服很長、很大。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了紅軍。

　　第二天，繼續上路，兩個紅軍的高級幹部上了我們的汽車。後來知道是羅瑞卿、劉曉，他們穿的衣服與警衛員的完全一樣。在紅軍中，官兵是平等的。攀談起來後，他們知道我們是北平來的學生，就問我們北平的情況如何。我們離開北平時，正值蔣介石從西安被放回南京，北平新、舊學聯並存，雙方鬧矛盾、打架。羅瑞卿和劉曉都說：為什麼你們進步學聯不和國民黨的學聯搞統一戰線、搞聯合呢?我們說：聯合不起來，我們要和他們聯合，他們也不幹。羅、劉說：還是應該聯合。

　　從黃陵縣出發，走了三、四天才到延安。到延安的時間，大概是4月下旬了。

　　我們把介紹信交給了秘書處長王首道，他說：你們是黨的幹部，應該到組織部去報到。報到之後，我們就住在組織部的招待所裡了。

　　我們本來想進抗大，那時還不知道有中央黨校，組織部接待人員考慮、斟酌後，把我們分配到了中央黨校。

　　在五班裡，我做的筆記最好，一些老幹部下課之後，想留下一點東西，都要來和我對筆記。

　　那個時候，追求真理啊!我雖然在白區看了一點書，有一點知識，但馬列主義究竟是什麼、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是什麼、黨的建設中有什麼問題，我並沒有實際的認識。在幾個月裡，雖說學習只是初步的，但對我來說，每堂課都是豐富的精神美餐。 在學習期間，我還參加了幾次批判張國燾的會議，這是我在黨內生活中從未經歷過的。兩條路線鬥爭，聞所未聞啊。我們看到，張國燾那麼大的幹部，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但只要有錯誤，誰都可以發表意見對他進行批評。在批評他的時候，還是講文明的，讓他坐桌子旁邊，可以喝水、抽煙。那時，還不興讓被批評者站起來那一套。我只是感覺到，這樣一種批評和自我批評，讓人的面子很難過得去啊。後來，張國燾跑了，在延安城裡召開過幾次揭批張國燾的積極分子會議。黨校有些人去了，我也是其中的一個，聽了毛主席、張聞天、廖承志和朱光的講話。

　　在這期間，還聽過毛主席的一些講話，有些不是在黨校講的，如在抗大四大隊講哲學，我去聽了，一直到現在還有印象。毛主席講現象和本質，舉的例子是二郎神和孫悟空鬥法，孫悟空變來變去，變成了一座廟，尾巴沒地方放，就變成一個旗桿，立在廟的後面;二郎神左看右看都看不出來，最後發現這個廟的旗桿為何不豎在前面，而是豎在後面，終於發現了破綻。

　　我們看到，張國燾那麼大的幹部，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但只要有錯誤，誰都可以發表意見對他進行批評。在批評他的時候，還是講文明的，讓他坐桌子旁邊，可以喝水、抽煙。那時，還不興讓被批評者站起來那一套。我只是感覺到，這樣一種批評和自我批評，讓人的面子很難過得去啊。

　　那時有這樣的風氣，聽說毛主席要在哪兒講話，我們不管遠近都要跑去聽。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陳雲從蘇聯回到延安，中央黨校和抗日軍政大學的教員、學生都到延安東機場去歡迎。毛主席說：要向西方取經，他們上了崑崙山，取了經回來了，我們就要好好地學，用這些經，來爭取抗戰的勝利。

　　接著開了「十二月會議」，中央黨校的校長換成了康生。李維漢調走了，成仿吾也調到陝北公學去了。我們聽了康生關於「十二月會議」精神的傳達，康連著講了五、六次，我做了詳細的筆記，以後又專門整理了一遍，一直保存到現在。好像康生講話時，提到王明說要把延安建成模範根據地，可是延安到處隨便拉屎，這是什麼模範啊。康的話說得很挖苦，可能是另有所指吧。

　　所有講話的內容都是新鮮的，我們分辨不清與毛主席的主張有哪些不同，哪些對、哪些不對。根本沒有這個識別能力，聽了以後都覺得好。

　　在黨校畢業前，大家都表示了態度：畢業之後，要上前方。畢業後，大部分學生都上前方了，還有些被派到國民黨地區工作去了。唉，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事先也沒徵求我的意見，把我留下來了。可能是羅邁在四個月的學習時間裡考察了我、瞭解了我，改變了對我的印象，認為我學習用功，就留下當個教員吧。

　　我們班留下了三個人，王任重、李華生和我，他倆的黨齡都比我長。他們也同樣表了態，要求上前方。

　　我留校時，已經是1937年12月底或1938年1月初了，當了一個多月的班教員。這期間，我認識了章夷白，章是北伐時期的老幹部，黃埔軍校畢業，在一次戰鬥中，兩條腿被機槍掃射打中了，命沒丟，但兩個膝蓋殘廢了，所以大家都叫他機械化腿。這是個很好的同志。

　　當班教員的工作結束之後，說要成立幾個教研室或教研組，我就到了中國問題教研組。和我一起工作的是胡松、張澤敏。

　　做教員前，延安還找不到什麼書。做了教員以後，趕上延安開始自己印書了。最早印了兩本書，我記得其中一本是《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這以後，由張聞天組織翻譯的《列寧選集》20卷、《馬恩叢書》10卷陸續印出來了。這些書出一卷我就讀一卷，很認真地看，由於有了在五班的學習基礎，再讀這些書，就能夠讀進去了。

　　在教員的崗位上，我一直工作到1938年5月，整整五個月的時間。這期間，教學的工作不多，只是備課，還沒有正式上課。但在這五個月的時間裡，白天、晚上，我都是讀書，《列寧選集》、《馬恩叢書》出齊了，我也讀完了。我當教員安心，讀書也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