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一個正直、勇敢的民族，弘善抑惡、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一方有難、八方援助的人道主義精神千百年來已在中華民族心靈深處紮下了根，我國古代社會許多見義勇為的事跡，歷經多年仍廣為傳頌。然而，也有一些人從利己主義立場出發，面對邪惡勢力及危害社會安全的現象，卻無動於衷。對於這種情況，歷代統治者從維護專制統治的立場出發，汲取了古代儒家學說中有關「義」的思想，制定了許多關於見義勇為的法令法規，對見危不救、見義不為的行為給予惡懲。

　　對見義不為的懲罰措施可上溯到秦朝。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簡。我國學者對其分類整理後，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簡》一書，在其中的《法律問答》裡，就記載了對見義不為的懲罰措施:「賊入甲室，賊傷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審不存，不當論;典、老雖不存，當論。」該篇還記載:「有賊殺傷人沖術，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當貲二甲」。從這兩段秦簡的內容看，秦代對見危不救的處罰規定十分嚴格，凡鄰里遇盜請求救助而未救者，要依法論罪;凡有盜賊在大道上殺傷人，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內未出手援助，罰戰甲二件。

　　及至唐代，對見危不救、見義不為的法律規定更為詳細。《唐律疏議》中有許多這方面的法律條款。如該書卷28規定:「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勢不得助者，勿論」。

　　此外，在唐律中還有對諸如發生火災、水災等重大險情時的救助規定，如《唐律疏議》卷27中有:「見火起，燒公私廨宇、舍宅、財物者，並須告見在鄰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減失火罪二等，合徒一年。」這些規定是儒家禮學與封建法律相結合的典範。宋代關於見危不救的法律條款與唐代相同，《宋刑統》卷28中有明確的記載。明清時期，也有類似的規定。如《大清律例》卷24中規定:「強盜行劫，鄰佑知而不協拿者，杖八十」。總之，自秦以後，歷代封建統治者大都制定了對見義不為予以嚴懲的法律條款。這是因為，如果任這種風氣蔓延下去，勢必會造成邪氣上升，道德淪喪，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為了鼓勵更多的人勇於同犯罪行為作鬥爭，為了能在社會上形成一種弘揚正義、懲治邪惡的社會風氣，許多朝代都制定了對見義勇為給予獎勵的法規。秦代是我國封建社會較早實施對見義勇為者給予獎賞的朝代。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朝政府頒布了捕獲罪犯給予獎勵的辦法。據仁井田升《唐令拾遺》「捕亡令第28」載:「諸糾捉盜賊者，所征倍贓，皆賞糾捉之人。家貧無財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贓者，並計得正贓，准五分與二分，賞糾捉人。若正贓費盡者，官出一分，以賞捉人。」這項法令開創了國家對捕獲罪犯、見義勇為者給予物質獎勵的先河。宋、金時期，也都頒布過類似的法令。

　　元朝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蒙古族建立起來的政權，在元代的法律文獻中，也多次提到政府給予捕獲盜賊者獎勵的規定。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就頒布過獎賞令:「諸人告或捕獲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一名二十五貫。應捕人告或捕獲強盜賞鈔比諸人減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財產不及，官司補支」。此後元成宗、元仁宗等許多皇帝都下令推行這項措施，直至元朝滅亡。到了明朝時，除對捕獲盜賊者給予物質獎勵外，還試行了賞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頒布的《大明令》中規定:「凡常人捕獲強盜一名、竊賊二名，各賞銀二十兩。強盜五名以上，竊賊十名以上，各與一官」。清朝沿襲前代的規定，據《大清律例》卷24記載:「如鄰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獲一名(盜賊)者，官賞銀二十兩，多者照數給賞。」對於在與罪犯搏鬥中受傷的見義勇為者另行獎勵，如京城地區「將無主馬匹等物變價給賞」，京外各州、縣將審結的無主贓物變給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