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人因為長於經商，屢被各地的人攻擊。是的，戰國年間的齊人，名聲並不很好。從呂尚建國那一天起，齊就以通工商之業、便漁鹽之利為發家的秘訣;進而有管仲的改革，降低關稅，為商人在旅途上建立接待站，有了這些方便，熙熙攘攘的逐利者，自然歸之如流水了。商貿使齊國富饒，也使它受非議。

　　除了反感齊國的庸俗，各國還擔心齊國成為道德墮落的帶頭人。孔子對管仲，就持複雜的態度。畢竟，物質太像是容易引導出物質主義—不管怎麼樣，在鄰國嫉妒的注視下，齊國從一個地方百里的小國，慢慢變成了東方唯一的大國。在蘇秦以及他人的描述中，臨淄在籍的民戶為七萬，若平均以每家五口之數，就有三十五萬人口;加上眾多的外國人，這個城市的日常成員可能有四十萬至五十萬人，這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

　　百年前的歐洲人，也都覺得美國是俗氣沖天的土財主。但如管仲所說，「國多財則遠者來」，歐洲大學裡的頂尖人才，很快就紛紛渡海了。

　　臨淄城內的面積只有六十平方華里，擁擠而熱鬧，道路上車輪擠撞，行人摩肩接踵。市民喜愛享樂，儘管時有禁令，錦繡製成的漂亮衣服依然流行。更流行的是音樂，人多有技能，或吹竽鼓瑟，或擊築彈琴。賭博也風行，有鬥雞和賽狗會。另外一些今已失傳的遊戲，如六博和一種古代足球，也為臨淄人所愛。作為天下商賈的居停主人，臨淄人富裕，因而也志向高揚。奢靡不是他們唯一的特徵，在出土的戰國文物中，齊器最為精緻，證明了對細節的關心是如何從日常生活的樂趣中發展而出的。

　　最重要的，是他們擁有稷下。中國有過若干輝煌時代，但稱得上偉大的，首推稷下時代。開列一下那些光彩四射的名字，翻幾頁《漢書·藝文志》的著錄，就能看出，在精神性成就方面，一個世紀的創造抵得上二十個世紀的因循。

　　和稷下同一時代，雅典的呂克昂學園請到亞里士多德來講學，得以繁盛一時。呂克昂學園設在第奧恰勒斯城門前，相似的是，稷下學宮建立在臨淄西南方的稷門之外，某條要道的路邊。兩千多年前的官道野徑，為泥濘、塵土和冰雪交替覆蓋，士兵、外交人員、商賈、犯人風塵僕僕地經過。

　　與別處不同的是，此處，路邊的農人還能看到許多學子，或乘木輪車，或踏麻鞋，從四方趕來。淳於髡、孟軻、田駢、環淵、魯仲連，名聲不那麼響的彭蒙、季真、王斗、田巴……還有成千上萬的學生，在一個多世紀裡，特別是在從公元前四世紀中葉開始的一百年中，空前絕後地輻輳至一個幾平方公里大的區域。

　　建立學宮和厚待學士，從一開始就帶有功利的目的，希望這些有學問的人成為齊國的政治助手。除此之外，對學術的喜愛確實也是田氏的家族傳統。厚養學士幾乎成了父子祖孫間的競賽，學術領袖可以得到豪華的住宅、高額的津貼，其來有隆重的迎接，其去有豐富的饋贈。

　　他們被賜以上大夫的官號，但只享受其祿米，並不需要在職位上工作，也不承擔任何具體事務之責。有官無守，有言無責，論政不合也不被加罪。這種情形非常獨特。當時的諸國，雖都有養士之風，卻沒有一個國家像齊國這樣胸懷寬廣。

　　齊國從中獲得了什麼回報呢?它曾一度享有非常高的學術聲譽，一些學士或在政治或在外交活動中表現卓越，或給這個國家許多建議。但戰爭消滅了餘裕，新的秩序根本來不及產生。齊秦之間的諸國，很難說對兩個國家中的哪一個更仇恨一些。即便按人之常情，嫉妒也要占恐懼的上風。最後，在政治或軍事上的最後勝利者，是一個野蠻國家，而不是齊國。

　　後人對齊國的命運多加諷刺，因為齊國的政治狀況惡化時，自由的學者像候鳥一樣離開。這種作風在戰國時屬正常，被廣泛接受，卻不會為大一統社會鼓勵;更何況稷下學者思想的幅度，早已超出專制帝王所能容忍的範圍，後者從秦國尚可學到一點兒經驗，而只好視齊國為教訓。

　　戰國時代在後代屢遭正統人士批評，但後代成員的創造力，只在社會結構崩潰時才偶爾煥發一次。這一點，以及稷下學宮的興盛與齊國之最終不免於滅亡，真是一個諷刺—不過不是對齊國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