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爆發已經爆發了120年，120年前中日之間進行了一場震驚世界的戰爭，中國戰敗，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在中國近代的對外戰爭中，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說是規模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後果最重、教訓最多的一場戰爭。正因為如此，重新反思這段歷史，也最具現實意義。

　　我認為，甲午戰爭慘敗的教訓主要有十條：

　　一、國殤傷在政體，體制落後必然挨打

　　19世紀後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向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必然引起新一輪對殖民地更加激烈的爭奪。於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的獵物。而此時，中國大陸戰禍連接，內憂外患頻仍，國運岌岌可危。李鴻章奉命創建海軍，建設國防力量，雖學習西方之經驗，但只學其皮表，未觸實質。而慈禧太后竟將建軍之大量軍費挪用，作為修建三海及頤和園之用款。

　　反觀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建立新政，充實國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棄不合時宜之思維，提出「開拓萬里波濤」的口號，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1887年3月，正當中國準備挪用海軍購艦專款之際，日皇諭令從皇室內庫中提取30萬日元(相當皇室經費十分之一)作為購艦用費。諭令即出，全國影從，至當年9月，集資即達100餘萬日元。兩相比較，高下立現，由此可見大清帝國首先敗在國體政體上，甲午之戰，其實是兩種社會制度的較量;甲午之敗，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二、戰敗敗在貪腐，腐敗不除未戰先敗

　　當時，清廷修繕「三海」工程，有人估計費用在白銀300萬兩以上，可添購多艘「定遠」「鎮遠」這樣的主力艦。在黃海海戰之前6個月，北洋艦隊申請緊急換裝部分速射炮並補充彈藥，以應緊急之需。而李鴻章竟然以慈禧太后祝壽需要用款為名，予以拒絕。當1894年11月7日，清廷為慈禧太后大慶六十壽辰之日，正是我遼東半島大連灣陷落敵手之時，此腐朽政權焉能不敗!

　　三、強國必須強軍，軍不夠強不成強國

　　在中日開戰之前，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並不比日本差，從經濟上看，甲午戰前日本的重工業還比較薄弱，輕工業中也只有紡織業比較發達。鋼鐵、煤、機器製造的產量都比中國低得多。但清政府疏於國防建設，有軍不強。更有甚者，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的幾年時間，竟然只艦未添。原來清政府的海軍是世界第八，亞洲第一，此時已被日本趕超。開戰前三個月，李鴻章預感到這種危機，擬為北洋海軍換裝21門新式火炮，但因海軍衙門與戶部意見相左，而不得僅先為「定遠」「鎮遠」兩艦購買12門快炮。此時，日本諸多主力艦均已安裝速射炮，這為黃海戰敗埋下隱患。甲午戰敗後，清政府賠款白銀2.3億兩。要知今日何必當初，若當年早將銀兩用於購買急需裝備，何至開戰倉皇至此?

　　四、強軍必須創新，觀念落後滿盤皆輸

　　進入19世紀90年代，「巨艦重炮」之觀念已經被「快船快炮」之觀念所替代，海上作戰的首要目標，由以往之擊毀戰船轉為注重殺傷艦上有生力量。所以，當時新型艦船趨向於減少大口徑主炮數量，而以眾多中口徑速射炮代之。在黃海海戰中，日本艦隊裝備大型速射炮71門，小型速射炮154門;而北洋艦隊僅有大型速射炮2門，小型速射炮130門。與敵相比，大型速射炮遠遜於敵。若論在10分鐘內發射彈藥，中日之比是33：185。由此可見，雖然在戰艦的總噸位上，北洋艦隊並不比日軍差，但由於作戰理念落後，導致優劣轉換，北洋艦隊在戰力上處於下風。

　　五、強軍重在軍魂，無勇軍隊散沙一盤

　　岳飛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中華民族不乏精忠報國之仁人志士。甲午戰爭中，北洋艦隊有7名管帶以身殉職。但在甲午戰爭中亦有「怕死畏葸」之將領。平壤之戰中，大同江南岸、玄武門外、城西南三大戰場，只有玄武門陷落，此時對清軍來說，戰事尚有可為。但清軍總指揮葉志超卻豎白旗停止抵抗，並下令全軍撤退。6天裡，清軍狂奔500里渡鴨綠江回國，日軍佔領朝鮮全境。在黃海激戰中，「濟遠」「廣甲」「揚威」三艦均是主動逃離戰場的。在旅順附近戰鬥中，日軍分三路向大連灣進攻，清軍不戰自潰，日軍又開始向旅順進逼。當時旅順地區清軍有七統領，道員龔照璵為前敵營務處總辦。當日軍前鋒進犯土城子時，龔照璵竟置諸軍於不顧，乘魚雷艇逃往煙台。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三統領也先後潛逃。清軍群龍無首，成鳥獸散。

　　六、強軍必強裝備，數量質量缺一不可

　　固然，人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但武器裝備也是重要因素。對於海軍戰力之評估，通常以擁有艦船數量與總噸位作為依據。戰爭爆發前，中國海軍共有軍艦78艘，總排水量8.5萬噸左右。日本海軍則有軍艦31艘，總排水量7.2萬噸左右。中國在規模數量上佔有上風。但軍力的比較，不只是絕對值的比較，還應包括相對值的較量。比如，在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參戰兵力為12艘戰艦，總噸位34420噸;日本參戰兵力為12艘戰艦，總噸位39684噸，數量上難分伯仲。而在建軍質量上，則中國軍隊處於劣勢。北洋艦隊「定遠」和「鎮遠」兩艘鐵甲艦，艦首炮塔之4門主炮只能正向射擊，其餘各艦所配彈藥也不多。海戰中，後續補充彈藥，或者與火炮口徑不符，棄之無用;或者質量太差，彈身佈滿小孔，炮彈未出炮口即炸膛……如此等等，北洋水兵縱有三頭六臂，也回天無力。

　　七、強軍不可鬆懈，有備才能保證無患

　　1880年起，日本全力擴充軍力，舉國上下士氣高昂，以趕超中國為奮鬥目標，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截至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已經建立了一支擁有6.3萬名常備兵和23萬預備兵的陸軍，以及艦艇總排水量7.2萬噸的海軍，超過了北洋海軍。中國一些有識之士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如沈葆禎、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李鴻章也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的緊要關頭，清政府反而放鬆了國防建設，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器械彈藥經費。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毫無戒備的狀態下，迎來了一場命運攸關的戰爭。

　　八、指揮情報後勤，通力合作方能得勝

　　海上作戰，艦隊遠離陸上指揮中心，應有獨立高效的指揮機構。黃海海戰，北洋艦隊以「定遠」艦為旗艦，提督丁汝昌位於此艦上。通常做法是在旗艦建立指揮中心，由提督坐鎮指揮;另於主力艦「鎮遠」艦上建立副指揮中心，以備萬一。因為丁汝昌不諳海戰，不能擔當艦隊實際指揮權，只得以旗艦管帶劉步蟾代為執行，同時北洋海軍又未在「鎮遠」艦上建立副指揮中心。交戰初期，當「定遠」艦被敵炮擊中，無法升旗發佈號令後，北洋艦隊各艦即陷入各自為戰境地。

　　情報戰輸人一頭也是導致甲午戰敗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日本就已破解了中方電報密碼。1個月後，清軍僱用「高昇」號等英國輪船，秘密向朝鮮牙山運兵。由於行動電報被日軍破譯，日本艦隊發起偷襲，造成清軍損失慘重。黃海海戰前，日軍又從破譯電報得知北洋海軍將於9月15日運兵在大東溝登陸。於是，日本聯合艦隊在大東溝附近設伏，導致北洋水師慘敗。

　　海上作戰遠離陸地依托，又離不開陸地依托，應建立完善的後勤機構，其中最重要的是彈藥供應及戰損維護兩項。而恰恰在這兩項上，北洋水師嚴重不足。黃海海戰中，「定遠」艦受傷千餘處，舵機錨機均被擊毀;「鎮遠」艦錨機亦被損壞。兩艦返回旅順基地，雖有船塢，但無備用零部件之儲存，無法恢復戰鬥力，最終貽誤戰機。

　　九、技術決定戰術，劍不如人法要過人

　　技術決定戰術，受兩艘主力鐵甲艦炮塔裝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約，北洋海軍只能採用單行雁形陣為接敵陣型，但對右翼兩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之戰力未加慎重考慮，以至在日軍第一遊擊隊4艘戰艦全力衝擊下，這兩艘艦一傷一沉，陣形隨之被打亂。在戰術運用上，單行雁形陣的長處本在於全力衝刺日軍的魚貫陣形，攻擊日方由我陣形前方經過的每一艘艦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衝擊時，北洋艦隊反而將航速由8節降為6節，形成無力之衝擊，最終難以達成預期目的。

　　十、敢戰方能言和，依靠別人不如靠己

　　甲午戰爭始終存在著主戰派與主和派之爭，主和派主張「羈糜為上，力保和局」。他們一直致力於爭取英俄德法美等國家的調停，以達到求和目的;但顯然對外國干預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過分依賴外交斡旋而放鬆了軍事努力。李鴻章首先請求英國調停，他考慮英國在華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華「英人必不答應」。但沒有想到英國和日本已經在背後進行了交易。他轉而請求俄國干涉。但這時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通，在遠東爭奪的籌碼還不夠，並不想和日本鬧翻，只是進行了一番口舌之爭了事。清政府還請求德、法兩國調停，更是徒勞無益，白白浪費時間。英俄德法調停落空後，李鴻章竟異想天開地寄希望於美國調停。美國則回復說：「美國抱嚴正的中立態度，只能用友誼的方式影響日本。」實際上美國並不是什麼中立的態度，而完全是偏袒日本。

　　事實證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願望是不行的，靠別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將被夷所制。戰場上如果沒有勝算，談判桌上肯定什麼也得不到。

　　反思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就是要痛定思痛，通過審視歷史，解讀現在，放眼未來。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120年前的中國，現在的日本也不是120年前的日本，現在的世界更不是120年前的世界。甲午戰爭的硝煙雖然已經散盡，但甲午戰爭的警鐘卻在長鳴。居安思危，常備不懈，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杜絕甲午恥辱再現，這就是我們痛思甲午戰爭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