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並非一開始就不支持戊戌變法:真實的慈禧
導讀:戊戌維新呢,說她是殺害「戊戌六君子」的「劊子手」,確是事實,但說慈禧從一開始就不支持變革,完全是帶著「有色眼鏡」說話。
百年辛亥紀念在即,市場上研究清末新政的圖書逐漸多了起來。在眾多的圖書當中,我發現兩岸三地共同出版的李剛先生的《辛亥前夜:大清帝國最後十年》一書頗為特別,它以晚清帝國最後的十年(1901-1911)為觀察時限,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現了晚清風雲和諸多人物的活動場景。這些人,從地方督撫到中央大員,從落魄的公車舉子到涉足外洋的海外學人,從視死如歸的革命者到割據一方的地方實力派,從慈禧、光緒、載灃以至宣統時代的王室成員到李鴻章、袁世凱、張之洞等一個個活躍的漢人閣僚等,不一而足。更有意思的是,這些活躍在帝國舞台上的各色人等,在作者靈動的文字和抽絲剝繭的筆鋒下,一個個均神韻勃發並彰顯了一些不為人知的另一個側面。
「老佛爺」慈禧,在後人看來莫過於帝國最為陰毒可怕、最為愚昧顢頇的女人了!「女人禍國」,多是人們對她與女皇武則天的評價。即便在她離世後,人們也多不改對她的負面評價,反而日益加深了對慈禧的厭惡,加重了對光緒的同情。但在作者筆下,慈禧並非一個老態龍鍾的帝國執政者,而是頭腦清醒,執事剛毅,頗有挽大廈將傾的氣勢和魄力。
「複雜」的慈禧
慈禧離世的1908年,乃清光緒三十四年。如果將此年份安放在整個動盪不安的晚清歷史「大變局」之中,這並非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因為,往前八年,是整個華北地區侵擾不安的反洋教鬥爭與義和團運動,以及緊隨其後的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再往後的三年,是起於武昌並致滿清大廈傾覆的辛亥革命。但是,就是這看似並不起眼的年份,卻注定在中國法制史上要寫下一筆。該年的8月27日,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憲法性質的綱領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誕生了!
《欽定憲法大綱》與其說出自垂死的滿清朝廷,毋寧說來自於當朝實際的最高統治者慈禧之手。儘管它強調了「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旨意,但是它也附著了一個中國版的《權利法案》,規定:「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問題來了——這個「老妖婆」為什麼在臨死之前還要做出這樣驚天動地的舉動?是良心發現,還是「人之將死,其『舉』也善」,甚或是為了挽救自己日益敗壞的名聲和奄奄一息的晚清朝廷呢?
理性和憤青,是人們對待歷史的兩種態度。我知道,在當前的語境中,如何客觀地評價慈禧,這是需要勇氣的,否則就要被冠以「翻案」的嫌疑。研究具象的歷史人物,要想剝去被後人強加上去的或神聖或卑鄙的外衣,只有將他們還原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才有討論的前提和考察的意義。擺脫情感和道德的因素,這是評價包括慈禧在內的諸多歷史人物亟待解決的問題。
慈禧是個複雜的人。恰如李剛所言,慈禧「首先是一個嗜權如命的統治者」和「善於玩弄權術的宮廷貴婦」。試想,在男人占主導地位的宮廷鬥爭中,一個皇族女人不懂政治、不甚精明意味著什麼,結果可想而知。慈禧是靠「辛酉政變」、扳倒了顧命八大臣起家的。當政期間(1860-1908),雖然後期還政光緒,但是大多數時間裡她還是晚清決策的核心人物。在其執政時期,面臨內憂外患,她實現了君臣和衷共濟,滿漢一家。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歷史學者很少提到慈禧,但這項近代化運動無疑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因為在集權體制下,沒有最高掌權者的實際支持和理解,革新措施無從談起。可以說,沒有慈禧,就沒有洋務運動,當成定論。戊戌維新呢,說她是殺害「戊戌六君子」的「劊子手」,確是事實,但說慈禧從一開始就不支持變革,完全是帶著「有色眼鏡」說話。光緒下詔廢八股時,就遭到了守舊派大臣剛毅的阻撓。他隨即去頤和園請慈禧支持。光緒五月初二去頤和園,初五就得到批准。這是慈禧支持新政的一個典型體現。維新導致百日夭折的結果在於維新黨人的急躁冒進,逼迫慈禧走向了對立面而已。
理性和憤青,是人們對待歷史的兩種態度。我知道,在當前的語境中,如何客觀地評價慈禧,這是需要勇氣的,否則就要被冠以「翻案」的嫌疑。研究具象的歷史人物,要想剝去被後人強加上去的或神聖或卑鄙的外衣,只有將他們還原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才有討論的前提和考察的意義。擺脫情感和道德的因素,這是評價包括慈禧在內的諸多歷史人物亟待解決的問題。
慈禧是個複雜的人。恰如李剛所言,慈禧「首先是一個嗜權如命的統治者」和「善於玩弄權術的宮廷貴婦」。試想,在男人占主導地位的宮廷鬥爭中,一個皇族女人不懂政治、不甚精明意味著什麼,結果可想而知。慈禧是靠「辛酉政變」、扳倒了顧命八大臣起家的。當政期間(1860-1908),雖然後期還政光緒,但是大多數時間裡她還是晚清決策的核心人物。在其執政時期,面臨內憂外患,她實現了君臣和衷共濟,滿漢一家。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歷史學者很少提到慈禧,但這項近代化運動無疑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因為在集權體制下,沒有最高掌權者的實際支持和理解,革新措施無從談起。可以說,沒有慈禧,就沒有洋務運動,當成定論。戊戌維新呢,說她是殺害「戊戌六君子」的「劊子手」,確是事實,但說慈禧從一開始就不支持變革,完全是帶著「有色眼鏡」說話。光緒下詔廢八股時,就遭到了守舊派大臣剛毅的阻撓。他隨即去頤和園請慈禧支持。光緒五月初二去頤和園,初五就得到批准。這是慈禧支持新政的一個典型體現。維新導致百日夭折的結果在於維新黨人的急躁冒進,逼迫慈禧走向了對立面而已。
比康有為「走得更遠」
晚清新政十年,從簽訂《辛丑條約》的1901年算起。一年前的1900年,慈禧縱容義和團導致京城「人頭滾滾,屍積如丘」的慘狀,確實是其一生「罪不容誅」的證據之一。用義和團來排外,這是慈禧的利令智昏所在。她輕信了剛毅等人的胡言亂語,也有逞「滅殺洋人囂張之氣」的一時之勇,但就此說她僅有「婦人之見」恐非事實。但隨著「法術不破金身」等「謊言」的破滅,慈禧清醒了過來,義和團很快也從「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義民」回歸為「妖言惑眾」的「拳匪」,成了八國聯軍與清軍的共同敵人,身份轉變之快,外界始料未及。第二年的1月7日,驚魂未定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新任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陪同下,從保定回到了一片瓦礫的北京城。
慈禧在「西狩」之中就已經反思自己的行為了。是被打怕了,還是幡然醒悟了,史家每個人有自己的解釋。總之,清朝隨後推進的每一項改革,都是在慈禧的關照和默許下逐漸推進的,其中的許多措施,不僅實現了百日維新的目標,而且完全超過了當時康梁的膽識。例如:
1900年12月,慈禧以光緒名義發佈《變法詔書》:「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其改革內容為「參酌中西要政,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並說「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這對官僚大帝國的批評可謂切中肯綮。慈禧晚年的這番振作革新,往往被教科書一筆帶過。
1901年7月,清廷明令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12月,破除滿漢不通婚禁令,禁止婦女纏足。
1905年9月,清朝廢止綿延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12月,下達「考察政治諭」,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
1906年9月,慈禧發佈立憲詔書,這是其一生可能最具重大意義的決定。慈禧同意仿照日本實行君主立憲,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此舉在慈禧看來,可使君權永固。
1907年8月,宣佈籌備在中央設資政院,各省設諮議局。
1908年8月,《欽定憲法大綱》頒布。
可見,帝國最後十年的新政改革,內容包括教育、經濟、法制、軍事、政體等諸多領域,其廣度與深度都遠遠超過此前康梁的戊戌維新……只是,歷史給慈禧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在這個憲法大綱頒布的兩個月後,光緒和74歲的慈禧相繼死去。
1901年7月,清廷明令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12月,破除滿漢不通婚禁令,禁止婦女纏足。
1905年9月,清朝廢止綿延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12月,下達「考察政治諭」,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
1906年9月,慈禧發佈立憲詔書,這是其一生可能最具重大意義的決定。慈禧同意仿照日本實行君主立憲,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此舉在慈禧看來,可使君權永固。
1907年8月,宣佈籌備在中央設資政院,各省設諮議局。
1908年8月,《欽定憲法大綱》頒布。
可見,帝國最後十年的新政改革,內容包括教育、經濟、法制、軍事、政體等諸多領域,其廣度與深度都遠遠超過此前康梁的戊戌維新……只是,歷史給慈禧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在這個憲法大綱頒布的兩個月後,光緒和74歲的慈禧相繼死去。
「新政」未過「保路」關
美國的政治學者亨廷頓曾經說:「處於權威危機中的統治者將會迅速地變成真誠的改革者,他對改革的真誠來源於他對保住權威的真誠,保住權力的真誠。」經過歷次戰爭洗禮、列強的欺凌、沸騰的民怨、革命黨人的起義以及立憲派的改革驅動,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懷疑由晚清上層推動的新政改革的真誠,但問題是,改革的最終結果為什麼反而換來清帝國大廈的瞬間傾塌?
原因有二。其一,在於中央無強力人物,政權出現真空化。慈禧突然死亡後,「王朝失去了一個最能幹的人物」,「失去了維繫這個解體的國家的強手。」攝政王載灃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有書有富貴,無事小神仙」,這是載灃寫過的一副對聯,也是他性格的寫照。其胞弟載濤這樣評價他:「遇爭優柔寡斷」,「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就是這個載灃,唯恐大權旁落,極力防範袁世凱坐大,將他排斥出去,政治真空由大批從日本歸來的軍事留學人員填補。殊不知,這些年輕人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響,並不能效忠帝國,甚至在成為軍方高級將領之前,他們中的很多人就已經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排滿學說了。
其二,改革過於激進。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步伐「太猛」。因為受局勢的刺激,無論是民間的立憲人士還是朝中的官僚,他們的立憲主張變得陡然激進起來,開始向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施加前所未有的壓力。在日俄戰爭後,清帝國先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接著又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確定了9年的預備立憲期,日本一個小國都花了20年的時間醞釀才出台了一部帝國憲法,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卻想用九年時間過渡到憲政國家,這無疑是一個激進的改革方案。然而,排滿主義的革命派已經連9年也等不及了。
總之,當權力出現真空之際,一個小小的「保路」竟然升級為政治衝突,最終釀成了民變並導致了武昌起義的爆發。激進與真空,使「保路」成了壓斷帝國命運的最後一根稻草。新政的失敗只是告訴人們一個「不改革則死,改革遲亦亡」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