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元老劉曄:為什麼會成為曲意逢迎的老滑頭?
在《三國演義》裡,劉曄可以說是一個很不引人注意的角色,如果不是鐵桿兒的「三國迷」,大概沒有幾個人會記得他的名字。事實上,在號稱「謀臣如雲」的曹魏集團中,他也的確沒有起到多大的實質性作用,而在郭嘉、程昱、荀彧、荀攸、賈詡等人的光環之下,他確實也顯得有點兒不那麼出類拔萃。然而,這並不能說明劉曄的才智就真的在這些人之下,事實上,自出道那一天起,劉曄始終都是曹魏集團中重要的謀臣,他曾經長期跟隨在曹操身邊,出過不少奇謀妙計,其後又輔佐曹丕、曹睿,是名副其實的「三朝元老」。
劉曄初到曹操手下,便充分顯示了他與眾不同的獨特的才華。當時,同時被徵召的有「(劉)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而就在曹操向他們問起「揚州先賢、賊之形勢」時,其他四個人都是「爭對,待次而言」,只有劉曄始終不發一言,等到曹操停下不再提問時,才「設遠言以動太祖」,而且話又並不多說,「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征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猥坐說也。」可見,在這五個人當中,劉曄才是真正的高手中的高手。面對曹操這樣的人,還要你去誇誇其談地去細說什麼嗎?只要點到也就是了,因為曹操的理解和判斷的能力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強得多。劉曄初露鋒芒,就以他卓越的才華得到了曹操的認可,其結果是「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十至耳。」如此看來,他是真的博得了曹操的信賴,大概可以從此風雲際會、大顯身手了。
然而事實卻根本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在以後的日子裡,劉曄一次又一次為曹氏集團獻出奇謀妙計,可是卻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絕採納——而恰恰就是這些計謀,事後竟然無一不驗,一切都在劉曄的預料之中。
就在曹操平定了漢中張魯之後,劉曄就向曹操提出:「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以當時的形勢看,這實在是一個上上之策,如果曹操依言行事,也許三國的歷史就要改寫,可是其結果卻是「太祖不從」。
事實證明,劉曄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就在七天之後,有蜀國的降者說:劉備初入蜀時,「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可以想像,在那種情況下,如果曹操率大軍殺過去,將會是怎樣的後果。而後來,劉備羽翼豐滿之後,確實成了曹魏集團的心腹大患,他們不但最終失了漢中,還丟了大將夏侯淵的性命。
劉曄不僅能夠對天下形勢、敵我情形做準確的判斷,而且更能深入地深入分析敵人心理,並且提出正確的意見。
蜀國有一個有著「容止才觀」的人物孟達,曾經率眾來降,深受曹丕的器重,封他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人們也都對其十分常識,可是劉曄卻堅持認為「(孟)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後來果然不幸為其所言中,孟達趁諸葛亮北伐之時發動了叛亂,如果不是司馬懿智勇兼備,採取奇襲將其剿滅,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而在關羽被殺之後,(曹丕)「詔問群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大家一致以為「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只有劉曄認為:「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來劉備果然親自帶兵擊吳。
就在吳國對抗蜀國的時候,孫權突然打發使臣向魏稱臣,於是「朝臣皆賀」,也只有劉曄提出不同的意見:「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丑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可是「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結果一如劉曄所料,「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完全都在他的預料之中。
在劉曄的一生中,獻過的奇謀妙計絕對不僅僅是這些,僅在《三國誌·劉曄傳》中的記載就尚有多條。而且,劉曄不僅思維敏捷、才華出眾,還有著過人的膽識和勇氣,十三歲時就曾經按母親的遺命,斬殺了父親寵信的侍者;二十多歲時又借曹操的威名擊殺了地方豪強鄭寶,並且招降了他的部下。
就在曹操平定了漢中張魯之後,劉曄就向曹操提出:「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以當時的形勢看,這實在是一個上上之策,如果曹操依言行事,也許三國的歷史就要改寫,可是其結果卻是「太祖不從」。
事實證明,劉曄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就在七天之後,有蜀國的降者說:劉備初入蜀時,「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可以想像,在那種情況下,如果曹操率大軍殺過去,將會是怎樣的後果。而後來,劉備羽翼豐滿之後,確實成了曹魏集團的心腹大患,他們不但最終失了漢中,還丟了大將夏侯淵的性命。
劉曄不僅能夠對天下形勢、敵我情形做準確的判斷,而且更能深入地深入分析敵人心理,並且提出正確的意見。
蜀國有一個有著「容止才觀」的人物孟達,曾經率眾來降,深受曹丕的器重,封他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人們也都對其十分常識,可是劉曄卻堅持認為「(孟)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後來果然不幸為其所言中,孟達趁諸葛亮北伐之時發動了叛亂,如果不是司馬懿智勇兼備,採取奇襲將其剿滅,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而在關羽被殺之後,(曹丕)「詔問群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大家一致以為「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只有劉曄認為:「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來劉備果然親自帶兵擊吳。
就在吳國對抗蜀國的時候,孫權突然打發使臣向魏稱臣,於是「朝臣皆賀」,也只有劉曄提出不同的意見:「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丑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可是「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結果一如劉曄所料,「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完全都在他的預料之中。
在劉曄的一生中,獻過的奇謀妙計絕對不僅僅是這些,僅在《三國誌·劉曄傳》中的記載就尚有多條。而且,劉曄不僅思維敏捷、才華出眾,還有著過人的膽識和勇氣,十三歲時就曾經按母親的遺命,斬殺了父親寵信的侍者;二十多歲時又借曹操的威名擊殺了地方豪強鄭寶,並且招降了他的部下。
在整個《三國誌·劉曄傳》中,我們幾乎找不到他的一點兒缺點,他竟是以一個近乎「完人」的形象定格在歷史之中的。在各種歷史著作中,劉曄也得到了人們一致的高度評價。許劭就認為:「曄有佐世之才。」傅玄則認為:「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而陳壽則評價說:「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是將劉曄和程昱郭嘉等人並稱的,至少認為不在眾人之下。甚至連主席也說「此傳可一閱」,認為劉曄「放長線釣大魚」的計謀是值得學習的。
可悲的是,以劉曄這樣一個有勇有謀的「完人」,做為曹魏集團智囊中重要的一員,先後服侍了曹操祖孫三代,終其一生,獻計無數,可是他的計謀卻真正被採納的卻少之又少。在《三國誌》本傳的記載中,也只有在曹操討伐山賊陳策時才聽了他一次,而在「至則克策,果如所料」的情況下曹操還大笑著說了一句「卿言近之」,算是在語言上對他最高的褒獎了。除此之外,在針對吳蜀兩國的政治軍事問題的重大決策上,劉曄的正確建議竟沒有一次得到執行,甚至也沒有一次得到重視。
為什麼會這樣呢?只因為劉曄姓劉——是漢室的後人。而且他這個出身和劉備不大一樣,劉備的「皇叔」身份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常常被人懷疑,可是劉曄「漢室宗親」的身份卻是實實在在的,史載「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這個身份從來就沒有人提出過異議,應該是真實無誤的。也許正因為如此,儘管曹氏祖孫三代都對劉曄禮遇有嘉,在骨子裡卻從來就沒有真正地信任過他。可以想像,如果劉曄不姓劉,而是姓曹,或者姓夏侯,哪怕是姓劉姓之外的什麼趙錢孫李也都不要緊,只有這個姓氏,只有這個「漢室宗親」的特殊身份,多多少少總會叫他們有些顧慮。
事實上,以劉曄的聰明程度,當然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所以,在天性多疑而又殘暴的曹氏祖孫面前,他為人低調、經常夾起尾巴做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三國誌·劉曄傳》載「(劉)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鹹。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能夠做到這一點真的很不容易,我們想一想都會覺得很累,但劉曄卻一直做得十分出色。儘管他的計謀很少被採納,卻自始至終都是曹魏的重要謀臣,並且做到了太中大夫,「晉爵東亭侯,食邑三百戶」,可以說是成功者的典範了。
晚年的劉曄更加謹小慎微,雖然尚沒有達到「多磕頭,少說話」的地步,卻也逐漸把自己鍛煉成了一個左右逢源的兩面派。就在魏明帝曹睿和群臣討論要討伐西蜀的時候,「朝臣內外皆曰不可」,可是劉曄卻「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言,因曰「不可伐」。」分明成了一棵隨風倒的牆頭草。可惜,這棵牆頭草並沒做多久就露了餡兒。因為有一位「持不可伐之議最堅」的中領軍楊暨,也是明帝的親臣,同時他又十分看重劉曄,「每從內出,輒過曄」,劉曄就和他講開了不該征伐的意見。結果有一次,楊暨又說起伐蜀的事,把明帝惹急了,說了一句「卿書生,焉知兵事!」,楊暨就搬出了劉曄做為自己的擋箭牌:「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結果召來劉曄對質,他卻以「終不言」的態度玩起了沉默。事後,在單獨見面時,他又對明帝及楊暨分別提出了看似義正嚴辭的批評。對明帝說的是:「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脒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而對楊暨說的則是:「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結果是「帝謝之」,「暨亦謝之」——他在兩面都撈了好。而且,他這種兩面討好兩面都不得罪的伎倆還不是偶然一用,史載「(劉)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正可見這種事兒他是常幹的。
可是他說的都是真心話嗎?偶一為之還沒有什麼,時間一長,就有人對他的做派提出了質疑,並且在曹睿跟前打起了小報告,認為「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曹睿照樣子一試,劉曄果然中計,結果是明帝曹睿「果得其情」,於是從此疏遠了他。最後,劉曄只能落得個「遂發狂……以憂死」的下場,只留下滿腹的遺憾。
對此,《三國誌·裴松之注》引《傅子》的評論是「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言,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是將劉曄看作了一個「巧詐」之人。其實,傅玄的觀點還是略嫌「正統」了些,今天看來還是多少有些偏頗。試想,以劉曄的「明智權計」,他何嘗不願意「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言」,可是事實上又如何能夠做到呢?多少年來,他周旋在曹家祖孫三代周圍,非但沒有獲罪,而且還在「出身有問題」的背景下將自己的身份地位一次次提高,成為曹很集團中的「紅人」,又豈是那麼容易做到的?也許正是他多年來奉行的謹小慎微、瞻前顧後的做人原則,所以才使這一性格在他晚年時候達到了極致,並且使他終於沒能善始善終,真真叫人為之扼腕歎息。
只不過因為一個「出身問題」,以劉曄那樣的絕頂聰明,又在曹操「任人唯賢」的政策之下,尚且遭遇如此的命運,更何況非其人,非其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