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馬可·波羅遊記》所載：南宋末年，皇帝常帶著一批宮妓到西湖上尋歡作樂，當她們玩得疲乏時，皇帝便令她們退入湖邊的叢林中，脫去衣服，裸體投入湖中遊泳，而好色的皇帝卻在一旁觀賞，大飽眼福......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宋代是一個淫慾橫流的時代。事實上，北宋都城東京(今開封)與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是中國古代妓業最繁榮的城市。當年的臨安城更有「色海」之艷稱。

　　大宋的最高統治者極力鼓吹享樂主義。開國皇帝趙匡胤曾公然向文臣武將倡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 宋仁宗、宋真宗等帝也屢勸百官以聲色自娛。於是，宋代官僚士大夫蓄養家妓成為一種時尚，幾乎普及化、大眾化。 時人有言：「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南宋王懋《野客叢書》則說：「今貴公子多蓄姬媵。」「姬媵」即侍妾，蓄置家妓或侍妾多為淫樂，或教之歌舞，或使之侑酒，以為賓客之歡。

　　史載，當年蘇軾「有歌舞妓數人」，歐陽修有歌妓「八九姝」，楊震「有十姬」，張淵「買佳妾二十人」，韓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李允則有「家妓百數十人」...... 他們置姬妾以娛聲色，日日置酒相樂。《清波雜誌》有載：「士大夫欲求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無所顧避。」

　　太醫出身、曾任昭慶軍承宣使的王繼先，家中「屋宇台榭皆高廣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生活極度奢侈。他與其子王悅道分別蓄養臨安府名妓劉榮奴與金盼盼，日夜淫樂。又專探下戶婦女有姿色者，百般作計，必強取之，以為侍妾。全然不顧別人已有婚姻。有的士大夫甚至殘年時仍嗜酒色，沉湎失度，每睡須婢歌吹齊鼓，方就一夢。在如此世風下，宋代便出現兩大咄咄怪事：

　　一曰僧道蓄妓。宋代的僧人、道士們似乎也不敢寂寞，紛紛蓄養家妓或置侍妾。 據《清異錄》記載：汴京大相國寺的僧人包養妓女，還美其名曰「梵嫂」。 宋徽宗時，汴京各道觀的道士也「皆外蓄妻子，置姬媵(妾)，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二曰尼姑做妾。據《宋史》卷三十七所載：南宋寧宗慶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時任監察御史沈繼祖彈劾大儒朱熹，共羅列十大罪狀，其中包括「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

　　沈繼祖指控朱熹貪色好淫，曾經引誘兩個尼姑作自己的小妾，出去做官時還帶在身邊招搖過市。 之後，朱熹在上表認罪時承認自己「納其尼女」等等數條，表示要悔過自新。朱熹是否「納尼為妾」，雖有所爭論，但宋代士大夫中確有挑選尼姑做妾之事似不存疑。否則沈繼祖不會給朱熹扣上一個根本不可能發生的「屎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