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前200年—前154年)，漢族，穎川(今河南禹縣)人，西漢政治家、文學家。漢文帝時，任太常掌故，後歷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後，任為內史，後遷至御史大夫。

　　晁錯發展了「重農抑商」政策，主張納粟受爵，增加農業生產，振興經濟;在抵禦匈奴侵邊問題上，提出「移民實邊」的戰略思想，建議募民充實邊塞，積極備御匈奴攻掠;政治上，進言削藩，剝奪諸侯王的政治特權以鞏固中央集權，損害了諸侯利益，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諸侯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舉兵反叛。景帝聽從袁盎之計，腰斬晁錯於東市。

　　晁錯的政論文「疏直激切，盡所欲言」，魯迅稱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代表作有《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賢良對策》等。

　　一心為鞏固中央政權而建言削藩的晃錯在吳王起兵後不久終於被殺了，而且是被中尉以上車巡察的名義身著朝服被斬於市;一代名臣落得個如此下場。世上沒有孤立的事件，原因有內有外，同時也一定融在大局勢的發展之中。

　　對個人結局應負責任的首先是其本人，通鑒記載：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從這裡我們能看出幾點，晁錯這個人正直但為人苛刻嚴酷，辯才出眾且多智謀。自古身居高位而察察為明者鮮有善終，箇中原因不言自明;而為人多智善辯必常沮人之氣，被沮之人口雖不言但積怨在心，此兩點足以使晁錯在朝臣中廣積惡緣。而晁錯削藩的建議又把自已放在了各藩王與中央矛盾的焦點位置;如此一來就形成了朝臣與藩王對晁錯的內外夾擊，晁錯把自已拋到了風口浪尖上，死局已經形成。

　　說到晁錯之死就不能不提袁盎，正是此人建言殺晁錯以退吳楚之兵，直接導接晁錯的被殺。通鑒記載：盎與錯素不善，盎議事則錯避，錯議事則盎避。二人矛盾的根源史書沒有詳細記載，不過身為吳相的袁盎與主張削藩的晁錯在根本利益上的對立應該是導致兩人矛盾的主要根源。按常理講，在兩人的爭鬥中，數次在景帝面前保吳王不反的袁盎在吳王起兵的情況下應該處於很不利的位置;但晁錯在這時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也直接導致了自已的死亡。對於袁盎這類死敵，如果認為時局不利，就要採取隱忍的態勢以觀其變，如徐階之於嚴嵩一忍十幾年，直致對方失去警惕;但如果認為時機已到就要做到一擊致命。做為政治家晁錯自然看到了除掉袁盎的這個機會;通鑒記載：錯與御史丞言：盎多受吳王金，為其蔽匿，言其不反，今果反，宜速將盎治罪。但御史丞的表態傾向於保袁盎，以當時的時機晁錯的地位完全可以借此機會先斬後奏，但晁錯卻猶豫了。袁盎得知消息後立即通過竇嬰獲得了見景帝的機會，上言殺晁錯以退諸侯兵，直接造成了晁錯的死亡。表態要除掉政敵卻猶豫不決等於把對手逼到懸崖邊卻不推上一把，對手僅出於自保的目的也必然會反擊，更何況這個對手還身懷利刃。

　　晁錯之死最大的輸家除了晁錯本人之外就應該是下命令的景帝了。晁錯並非是權傾朝野，功高震主的權臣，而景帝卻採取哄騙的方法將晁錯朝服斬於市，從這點就不難看出景帝當時的心虛與猶豫。我反對以常人的心態去評價政治人物，但在這件事上景帝的表現確實很難稱得上是一名政治家。我們站在景帝的立場分析一下，景帝在公元前155年即位，吳王起兵是在公元前154年，吳地富庶，即山為銅，煮海為鹽，民無賦稅，且多招亡命死士，吳王幾十年都在為起兵做準備，是當時天下第一強藩。在即位之初就遇如此強敵，景帝有些心慌意亂;政治老道的袁盎並沒有說晁錯有罪，而是抓住景帝的心態恰到好處地指出殺晁錯可退諸侯兵，給心慌意亂之即的景帝拋出了一根救命稻草。史書載：殺掉晁錯後景帝問校尉鄧公「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言：「吳為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其意不在錯，且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計畫始行，卒受大戮，恐天下之士鉗口不敢復言矣。」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當時的情勢並不複雜，如果景帝冷靜一些的話不難看出，1、吳王造反是蓄謀已久，僅是以誅晁錯為名。2、即使吳王真以誅殺晁錯為目的，此時也已是勢成騎虎，兵不可退。3、誅殺晁錯是示弱之舉，只能更加堅定起兵諸侯的信心。4、即使事態於景帝最盼望的路線發展，因殺晁錯而諸侯退兵，結果只能是諸侯更強，中央愈弱，指望諸侯退兵只是苟且心態而已。5、晁錯的死為天下士人做了一個幫助中央對抗諸侯如何下場的榜樣，一舉而失天下心，如果中央諸侯對抗的局勢繼續下去，情勢也將向不利中央的方向發展。

　　人是被各種慾望所左右的動物，經常在各種利益之間難以取捨;經常說人在危機時刻會激發出潛能，以我之見更多是因為在此時人往往會拋去取捨之心，潛意識能夠集中於一點之上的緣故，這也往往成為扭轉被動局勢的關鍵。如果把此時的鬥志比作膨脹的氣球，那麼所謂的救命稻草就是一根針，意志不堅定的人鬥志會在瞬間消逝。兵法中『圍城必厥』就是利用了這種心態。

　　堅定是擺脫危機必不可少的因素，晁錯與景帝都犯了動搖的錯誤，但結局卻迥然不同，除去其它原因外，所犯錯誤嚴重的程度也是關鍵;晁錯逼迫袁盎放出勝負手，自已卻沒有應著，錯誤是致命的;而對景帝來說殺晁錯的影響雖然長遠，但對當時的軍勢影響卻不大，而軍事上的勝利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這個影響。

　　危機的時候首先要做的是拋去一切幻想，保持充份的冷靜，這樣才能對局勢有清醒的認識;在看清局勢的前提下制定出有效的策略並堅定不移地執行才是擺脫危機的唯一途徑。任何對敵人的幻想都將是致命的，把自已的希望建立在敵人的仁慈與失誤之上就如同將大廈建在沙地一樣愚蠢。

　　最後簡單評一下事件的另一個主角--吳王劉濞，身為皇親又立過戰功，本可頤養天年，澤及子孫，卻落得個身死國滅的下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封地太過富有;德薄而財富，量小而勢大，如此結局是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