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財主」喬致庸是喬家殷實家財的奠基人

　　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喬家大院》主人公喬致庸是喬家經商第三代人，生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卒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享年89歲。喬家商業從第一代喬貴發起家，到第三代 由喬致庸大手筆經營，使喬家成為商業巨族，故致庸可謂喬家殷實家財的奠基人，人稱他為「亮財主」。

　　喬致庸是喬貴發第三子全美的次子，幼年讀書很用功，中秀才後，曾雄心勃勃要走舉人、進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難違,不久長兄致廣夭亡，父親也相繼去世，他便成了喬氏家族中三門的大梁。於是棄儒從商，走上了經商之路。喬致庸經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謀善斷，是位商場高手。

　　喬家在包頭開辦的復盛公商號，在他的策劃下發展為復盛公、復盛西、復盛全、復盛協、復盛錦、復盛興、復盛和等龐大的復字號商業網絡，基本上壟斷著包頭商業市場，故包頭有「先有復字號，後有包頭城」之說。光緒十年(1884)，致庸適應時代發展要求，創立了匯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恆票號。在喬致庸的經營下，喬氏商業遍及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業務繁榮，財多勢旺，成為商場巨賈。喬致庸成為商場巨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善於用人，他培養出了中國第一任銀行行長。

　　喬致庸的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即以信譽徠客，以義待人，信義為先，利取正途。喬致庸尤善於用人，這是他經商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如禮遇聘請閻維藩。閻原為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經理，閻與年輕武官恩壽交往密切，當恩壽為陞遷需銀兩時，閻自行作主曾為恩壽墊支銀10萬兩。為此閻維藩被人告發，並受到總號斥責。後恩壽擢升漢口將軍，不幾年恩壽已歸還了所借蔚長厚之銀，並為票號開拓了業務。但閻維藩因曾經受到排擠和總號斥責喪失了對蔚長厚的感情，決計離開蔚長厚返鄉另謀他就。喬致庸知道閻維藩是個商界難得人才，便派其子備了八抬大轎、兩班人馬在閻維藩返鄉必經路口迎接。

　　一班人馬在路口一連等了數日，終於見到閻維藩，致庸之子說明來意和父親的殷切之情，使閻氏大為感動。閻心想：喬家富甲三晉，財勢赫赫，對他如此禮遇，實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讓閻坐八乘大轎，自己騎馬驅馳左右，並說明此乃家父特地囑咐。這更使閻氏感動不已。二人相讓不已，最後只好讓八乘大轎抬著閻氏衣帽，算是代閻坐轎，而二人則並馬而行。

　　閻氏來到喬家，致庸盛情款待。喬致庸見閻維藩舉止有度，精明穩健，精通業務。而閻氏時僅36歲，致庸更是感歎年輕有為，是難得之經濟人才。當即聘請閻氏出任喬家大德恆票號經理。閻氏對照在蔚長厚的境況，深感喬家對他之器重，知遇之恩，當即表示願殫精竭慮，效犬馬之勞。閻氏自主持大德恆票號以來的二十六年間，使票號日益興隆，逢賬期按股分紅均在八千到一萬兩之間，閻氏為喬家的商業發展立下了卓越功勞。

　　又如，喬致庸大膽起用文盲馬荀為大掌櫃。馬氏原是喬家包頭復盛西商號下屬糧店的一位小掌櫃，馬雖是文盲，但經營有方，使小糧店連年盈利。而當時的復盛西商號卻因經營不善，需要小糧店貼補。本來小店掌櫃是無資格面見大財東的，但馬荀回到祁縣時卻採取自稱大掌櫃的方式，要求面見大財東，喬致庸感到奇怪，便召見了這個自稱大掌櫃的人。

　　馬氏便把包頭商業情況當面向喬致庸做了匯報，致庸看他對業務講的頭頭是道，是個人才，遂付其資本讓其糧店獨立經營。後來，果然出手不凡。不久又讓其經管復盛西商號，馬氏又為喬家賺回了大量銀子。馬荀由於沒有文化，遇到需他簽名時，「荀」字經常缺胳膊少腿，以致成了「苟」字，人們又戲稱他為「馬狗」掌櫃。在當時，商號能寫會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會讓一個文盲管一個大商號，但喬致庸卻不拘一格用人才，破格任用了文盲馬荀，取得了成功。

　　此外，喬致庸的大德恆票號，還為我國的銀行培養了第一任銀行行長，他就是大德恆票號太原分莊經理賈繼英。當庚子事變，慈禧太后一行由京倉惶而逃，途經山西時，賈曾代表大德恆票號總號為清皇室支墊西行路費銀30萬兩(一說10萬或20萬)，但要求西行之財賦收入暫由大德恆經管。對此囊中無銀的慈禧太后自是恩准。當慈禧太后途經祁縣時，大德恆總號又專設臨時行宮接待慈禧等人。在這個臨時行宮內鋪著紅地毯，掛著錦緞，美酒佳餚，山珍海味，使倉惶出逃的慈禧大喜，對喬家的大德恆票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後，慈禧太后在西安住了一年，財賦皆由大德恆經管，使大德恆一時儼然成了清王朝的臨時財庫，不僅原支墊的30萬銀兩如數收回，而且從經管的財賦業務中還賺了一筆。後來，慈禧回到了北京，準備籌辦戶部銀行時，想起了大德恆票號的賈繼英，便下旨召見了他。慈禧問賈繼英想做官，還是想經商。賈繼英說做官自己不是這塊料，但經商還可以。慈禧太后說道：那就給你個既做官又經商的差使吧。於是慈禧下旨，授他官職，同時籌辦戶部銀行。光緒三十一年(1905)，戶部銀行成立，賈繼英出任第一任行長。光緒三十四年(1908)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賈繼英繼任行長。可見，中國第一任銀行行長這樣的人才，原是由喬致庸開辦的大德恆票號所培養。

　　嚴格的號規和家規，是喬家商業興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嚴格的號規制度，是喬家商業興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如其號規定有：號內員工包括掌櫃在內，一律不准攜帶眷屬，更不准嫖妓納妾;所有員工不准賭博、吸食毒品;所有人伙按在號地位和身股大小，層層節制。如不循規蹈矩，到賬期按所犯錯誤情節，或開除，或抹身股，或減勞金等。

　　喬致庸治家很嚴，其家規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納妾，三不准虐僕，四不准賭博，五不准冶遊，六不准酗酒。這些家規既杜絕了禍起蕭牆的根由，又成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證。喬致庸先後娶過六位妻子，但都是續絃。喬致庸將《朱子格言》作為其兒孫啟蒙必讀之書。他常告誡兒孫戒「驕、貪、懶」三字。並教育兒孫「唯無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氣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知欲圓、行欲方」;「待人要豐，自奉要約」。若兒孫有過錯，則責令跪地背誦《朱子格言》。如浪費糧食，則命跪誦若干次「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當念物力維艱」，直到承認錯誤，磕頭謝罪。致庸還把親擬的對聯掛在內宅門上，以教育其兒孫，其對聯稱：

　　求名求利莫求人，需求己

　　惜衣惜福非惜財，緣惜福

　　為抬高身價，喬致庸也喜好結交官府，這反映了以他為代表的晉商的封建性的一面。

　　喬致庸生活在封建時代，在他身上同樣有著結交官府，抬高身價之追求。喬家所結交的官員，上至皇室貴族，下至州府縣治。清光緒以來歷任蒙、疆、陝、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撫、道、縣幾乎都和喬家有著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號經理籠絡聯繫，再漸漸過渡到喬致庸財東。據說大德通票號經理高鈺與趙爾巽、趙爾豐私交甚厚，通過趙氏兄弟又結識了端方、張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緒年間，當左宗棠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時，便與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恆票號結成密切關係，他所需軍費，多由喬家票號存取匯兌，有時軍費急缺時則向喬家票號借支透支。當西北安定下來，朝廷調左氏回京任軍機大臣時，路上費用均由喬家票號經管。恰好喬家所在地山西祁縣位於川陝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經祁縣時，便特地拜訪喬致庸財東。喬致庸當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準備。當左宗棠來到喬宅見到喬致庸時，直稱：「亮大哥，久仰了」，喬致庸更是受寵若驚。在喬宅敘話時，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為，均仰仗亮大哥票號支持，云云。致庸也趁機請左宗棠為大門前百壽圖題一副對聯。左宗棠即興揮筆，所題對聯為：

　　損人欲以復天理

　　蓄道德而能文章

　　當北洋大臣李鴻章組建北洋艦隊時，聞晉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喬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恆票號便認捐銀10萬兩。這樣，李鴻章對喬家的這兩個票號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經票號掌櫃與李鴻章幕僚斡旋，李鴻章為喬家大院題了副對聯，傳說李鴻章寫的這副對聯是：

　　子孫賢，族將大

　　兄弟睦，家之肥

　　不難看出，喬致庸結交官府有其商業利益與自身需要的一面，這些都反映了喬致庸所代表的晉商封建性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