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讚譽孔祥熙對抗戰「貢獻為最大」

　　在民國政客中，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財政部長等職的孔祥熙，其政聲輿論，實可謂「臭名昭著」。然當1967年8月孔氏病逝時，偏據台灣一隅的蔣介石，卻親撰悼文《孔庸之先生事略》，讚譽其在「國家環境最為險惡，與軍民生計最感困窘之際」臨危受命，「卒能沉著籌維，屢使革命大業轉危為安，抗戰軍事轉敗為勝。」

　　《事略》並概括孔氏之歷史功勳有四：「其一、為統一全國幣制。其二、為統一各省財政。其三、為維護教育經費。其四、為充實軍隊餉糧。」

　　蔣氏尤其感念孔祥熙為抗戰勝利所做之努力。《事略》並分抗戰前、抗戰中兩個階段，分別陳述。前者，蔣氏以交通建設為例，讚譽孔氏在抗戰準備方面，「貢獻為最大」：

　　「依照當時所定戰略方針與經濟政策，籌撥鐵路公路建設經費為第一，在日本軍閥向我大陸侵略之前，(孔庸之)協同交通等部，將粵漢鐵路、浙贛鐵路、湘桂黔鐵路，以及隴海鐵路——由河南觀音堂至西安之線，如期完成;另並籌建成賓等重要干路，以及西南之粵、桂、湘、贛、黔、滇與西北之豫、陝、甘、晉、綏、寧、青，暨隴新各公路，均依照戰略交通計畫，一一完成，其對於抗戰成敗關係之大，尤足稱道，……當時我政府決策，對日本軍閥之戰略，捨棄由北向南，而決取由東向西之計畫，使敵人在我大陸，不得不深陷泥淖，達八年之久，而無法僥倖得逞，並使我國以時間換空間，積小勝為大勝之戰略，獲得最後勝利者，實當時主持行政與財經責任之庸之先生之貢獻為最大。」

1963年，孔祥熙(右)80壽辰，何應欽(左)前來祝壽

　　後者，蔣氏高度肯定孔氏在抗戰期間努力維繫軍需供給之艱難，譽之為多難至危時刻的「興國」、「治國」之才：

　　「當日本軍閥侵華之初，沿海各港口皆被敵人封閉，我國陸海交通與貿易與國外完全斷絕，迨至民國三十一年太平洋戰爭既啟之後，國際交通路線仍在封鎖之中，而我前方軍需，後方民生，皆無匱竭之虞，更為其對國家貢獻最堪紀錄之時期，所謂『興國者必於多難之時，治國者必於至危之地』，先生實足以當之。」

　　蔣還認為，孔祥熙被迫辭職，是國民黨敗退台灣的重要原因

　　對孔祥熙在抗戰結束後，受到輿論鋪天蓋地的攻擊而被迫辭職一事，蔣氏深感遺憾，視之為國民黨丟失大陸的一大重要原因：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企圖推倒我國民政府者，必先推倒我財經當局……，於是其(輿論)矛頭乃集中於庸之先生之一人，使其無法久安於位，而不得不出於辭職之一途。……然當其辭職以後，國家之財政經濟與金融事業，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１

　　終蔣氏畢生，能獲其親寫悼文之殊榮者，僅孔祥熙與戴笠兩人而已。以孔氏政聲之惡劣，而蔣氏不憚於輿論壓力，公開發表如此盛讚之悼文，且於悼文內質問國人：「其為貪污乎?其為清廉乎?其為無能乎?其為有能乎?」並宣稱：「先生一身之進退，對國家之安危，其關係之重大如此!當此蓋棺論定之際，世人與歷史，自有其公正之論斷。」不難揣見，悼文所寫，句句乃是蔣氏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他對孔祥熙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歷史地位的切實認知。

　　蔣氏之言，亦確有部分史實基礎，以抗戰期間軍費之籌措為例，1939年全年財政預算，支出需28萬萬元，而收入只有2.9萬萬元，缺額全需由孔祥熙籌措到位，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２因是之故，當傅斯年於1939年攻擊孔祥熙時，胡適卻竭力勸說傅斯年不要如此，理由是搞掉孔祥熙，其他人上台接手行政院長，國勢會糟糕得多，並以在美爭取貸款頗有成效的陳光甫一干人等為例，認為除孔祥熙外，他人均不能用人如此得心應手。末了，胡適質問傅斯年：

　　「當此和戰未決之局，若行政院長為精衛，其結果如何?若汪長政院而兼外長，其結果如何?若政院為宋子文，其結果如何?若為孫哲生，其結果又如何?」３

孔祥熙。孔氏留在史書中最顯眼的標籤，乃是「貪腐」。

　　儘管如此，將孔祥熙盛譽為抗戰第一功臣，亦僅系蔣氏個人之看法，並非公論。不過，由此當不難窺見蔣氏去台後，總結丟失大陸之教訓時的基本思路。

　　註釋：

　　１蔣介石：《孔庸之先生事略》，轉引自：郭榮年：《民國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譜》，(台) 商務印書館1981，P240-245。２諶旭彬：《「極密」報告披露抗戰財政之苦》，《短史記》第52期。３王汎森等/整理：《史語所藏胡適與傅斯年來往函札》(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