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日本策劃「華北自治運動」，使之成為「防共親日滿地帶」。又逼迫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不平等條約，讓冀東大部分地區成為「非武裝區」，迫使中央軍、東北軍及國民黨勢力退出華北，以至華北出現「權力真空」。但讓各方想不到的是，1935年6月，正當日本指使白堅武發動叛亂，企圖佔領北平，建立親日「自治政府」時，一直閒居天津的抗日名將宋哲元卻趁機率29軍進駐北平，穩定了平津局勢。日本更是先是驚愕，後又暗喜。因為29軍不是中央軍，且軍長宋哲元有反蔣歷史，「不會忠於國民政府」，只要拉攏宋「充當日軍之傀儡」，「華北自治」就大功告成了。

　　不過，日方暗喜過後，還是失望。宋哲元似乎正以其地方軍閥的特性，巧妙地窺測日中勢力的均衡，趁機進入所覬覦的「平津地區」，並不為自己所用。而此時的國民政府，儘管對宋的擅自行動十分不滿，但也希望有人「收拾」華北殘局，隨後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戍司令。可以說，宋哲元的29軍是在夾縫中生存的。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說過：「日本陸軍以為宋哲元已為收買。實則宋哲元亦支那人也，決不願日本奪取支那領土，觀其態度之曖昧可知也。」宋哲元對日方虛以委蛇，可以從以下兩件事看出。

　　1934年1月14日，日本關東軍駐黑河（察省沽源東）司令官森一郎在察東以飛機散放「警告宋哲元軍駐宋哲元書法龍門所部隊聲明書」，謂龍門所駐軍系違背條約，應撤退赤城延慶以西，否則進攻。9月1日宋哲元偕總參議湯玉麟到北平。10月26日駐察哈爾張北、宋哲元部與日本武官及書記發生爭執，所謂第一次張北事件。1935年5月30日，4名沒有護照的日本特務機關人員潛入察哈爾省境內繪製地圖，行至張北縣，被當地駐軍扣留，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釋放。由於日方借口提出了蠻橫要求，6月27日，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和日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達成《秦土協定》。所謂第二次張北事件。宋哲元同時還面臨著來自國民政府的壓力。

　　長城抗戰結束，第29軍撤出長城陣地。不久，馮玉祥通電就任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宋哲元保持沉默，何應欽多次要求宋哲元出面約束馮玉祥行動，但宋哲元始終拖延，最後乾脆托病去西山修養，並警告準備進攻同盟軍的龐炳勳，客觀上維護了抗日武裝。面對兩方面的壓力，宋哲元一邊迅速擴充實力，一方面尋求中共支持。從1936年4月起，宋哲元對愛國學生運動的態度開始出現明顯變化。4月下旬，他下令釋放了在學潮中抓捕的愛國學生，坦率接受馮玉祥的批評，承認「哲元生性愚直，處事多有失當。」聲言對學潮中被捕學生，「除有特別情形者外，均即隨時釋放，決不認真追究」。

　　同年8月，宋哲元派劉子青為聯絡代表，到延安同中共中央接洽，表達他聯合禦侮的決心，中共中央領導人親切與之交談，充分讚揚了宋哲元的愛國精神。8月14日，毛澤東親筆給宋哲元寫了一封回信，信中飽含了中國共產黨對他的關注、希望和鼓勵之情。面對日寇日益蠶食中國領土，宋哲元集團選擇了「抗日」「聯共」與「服從中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