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伯龍，名景雲，字伯龍，1903年生於山東省嶧縣四區(今棗莊市薛城區陶官鄉)中李莊村一個富裕家庭。自幼聰慧，少有大志，頗受父母喜愛。6歲讀私塾，後轉入初小就讀。他學習勤奮，成績優異，富有正義感，經常關心、體貼、資助貧困的同學。1919年，孫伯龍初小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嶧縣韓莊鎮高等小學。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滿懷一腔愛國熱忱的孫伯龍對北洋政府賣國求榮的行徑痛恨萬分，立誓報國救民。五四運動爆發後，他積極組織和發動學生，聲援北平愛國學生，同時帶頭組織檢查組、糾察隊，抵制、收繳日貨，就連校長辦公室的日產掛鐘，也被他和同學們砸得粉碎。

　　不久，孫伯龍被推選為韓莊高等小學抗日救國會會長。在此期間，他除了帶領同學們搜查抵制日貨外，還四處奔走，向廣大群眾發表救國演說，揭露北洋軍閥求榮賣國和帝國主義侵華的滔天罪惡，號召各界人士覺悟起來，聲援五四愛國運動。

　　1922年，孫伯龍以優異成績考入濟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這裡，他與在該校講習所就讀的同鄉朱道南結為好友，二人經常在一起探討革命真理，並積極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宣傳馬列主義，散發革命傳單，發動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反對軍閥混戰。

　　1926年，孫伯龍於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為了追求光明，尋找救國之路，毅然南下廣州，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學習。學習期間，孫伯龍刻苦鑽研，力求掌握更多的軍事知識，並立下「救國拯民，復興中華」的宏願。

　　1928年4月，國民革命軍在徐州誓師北伐，孫伯龍隨國民黨第四十軍開進魯南，擊敗了奉系軍閥孫百萬部。國民革命軍佔領嶧縣後，孫伯龍奉命留在家鄉，組建國民黨嶧縣縣黨部及縣政府，被任命為縣黨部常務執行委員(後稱書記長)

　　由於受進步思想的影響，孫伯龍在嶧縣十分注意倡導新文化。他在城裡創辦了血花書店，積極推銷進步書刊，如魯迅的《野草》、《熱風》、《吶喊》，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左干臣的《征鴻》等等，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和歡迎。他創辦了農民訓練班，公開宣傳解放婦女，提高女權。他的妻子葛伯華帶頭剪髮、放腳，提倡女權，並堅持到婦女識字班義務講課。他支持農會揪鬥惡霸地主，勒令給惡霸戴上高帽子，遊街示眾。他支持棗莊礦區建立失業工會組織，親自批准失業工會的合法地位。孫伯龍還同情和幫助共產黨人。他的同鄉好友、共產黨員朱道南，參加廣州起義後，因與部隊失去聯繫，返回家鄉嶧縣，在他的多方掩護下，才得以在當地教育界立足並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得知中共山東省委派往嶧縣的聯絡員、昔日的老同學項脈嶧不幸被捕，心急如焚，便借探監之機，向項口授機宜，使項免遭屠殺並安全脫險。

　　孫伯龍的正義之舉，受到了國民黨嶧縣組織的排擠和打擊，他在縣黨部的職位接連下降，先由書記長降至秘書長，不久又降至普通執行委員，1934年，終被貶黜。被罷官後，孫伯龍返回家鄉，創辦了文廟小學。

　　1937年底，日本侵略軍佔領濟南後，又沿津浦路南下，魯南地區局勢危急。目睹祖國的大好河山遭到侵略者的蹂躪，孫伯龍心潮難平，毅然在家鄉動員群眾，籌措槍支，組織起一支30多人的抗日武裝，活躍在棗莊附近的張林村一帶。當地民眾對這支訓練有素、士氣高漲、紀律嚴明的抗日隊伍十分擁戴，紛紛攜帶護家的槍支投奔孫伯龍，要求加入抗日隊伍，使隊伍迅速發展到100餘人。

　　當時，孫伯龍在黃埔軍校的同學黃僖棠(曾任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委員)，領得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五十遊擊支隊的番號，他自任司令，委任孫伯龍為他的參謀長。1938年4月，黃僖棠回到嶧縣，拉攏孫伯龍帶著隊伍，同他一起活動。孫伯龍堅決主張抗日，毫不理會黃僖棠那一套，為擺脫黃僖棠的牽制，他斷然率部開赴嶧西。當時嶧縣周營一帶還有一支抗日武裝在活動，其領導人是邵劍秋。為廣泛團結抗日力量，更有力地打擊日本侵略者，孫伯龍主動與邵部聯合作戰。由於這兩支隊伍密切聯繫，互相配合，打擊了日本侵略軍的囂張氣焰，大大地鼓舞了嶧西民眾的抗日情緒。

　　1938年6月，中共蘇魯豫皖邊區特委委派朱道南率魯南人民抗日義勇總隊第三大隊，聯合董堯卿的抗日自衛軍一同出山趕赴嶧南進行宣傳鼓動和統一戰線工作。經過一番努力，疏通了與各部的關係，創辦了抗日訓練班，於6月中旬在周營鎮召開了山外抗日軍聯合委員會成立大會。山外抗日軍聯合委員會由義勇總隊、孫伯龍部、董堯卿部與邵劍秋部組成，孫伯龍被推選為副主任委員。在孫伯龍的協調下，幾支隊伍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利用人地兩熟的有利條件，扒鐵路，翻火車，打埋伏，襲據點，聲威大震。

　　嶧南抗日武裝的發展壯大，日軍深感不安。日軍加緊「清鄉」和「掃蕩」，殘酷殺害抗日民眾。不久，朱、董兩部奉命撤往山區，邵部也被其頂頭上司騙至蘇北，堅持原地鬥爭的重任落在孫伯龍肩上，環境極為險惡。是年9月，邵劍秋擺脫了其上司的控制，率部由蘇北返回嶧西，孫、邵兩部又重新聯合在一起，進一步發動和依靠當地民眾，對日軍的「清鄉」和「掃蕩」展開英勇反擊，使嶧西地區的形勢日趨好轉，隊伍也不斷發展壯大。

　　為了進一步打開嶧南運北的抗戰局面，孫伯龍於1939年6月到抱犢崮山區找到了中共特委領導朱道南，請求給予指導和幫助。通過朱道南的引薦，孫伯龍與魯南特委書記宋子成及人民抗日武裝十九團(原抗日義勇總隊改編)團長張光中見面商談。經中共出面說合，張光中推薦，由國民黨魯南專員兼保安司令張裡元委任孫伯龍為魯南遊擊司令部特務二旅旅長，邵劍秋為直轄七團團長。孫伯龍接受委任，摒棄原來的番號，加強了同中共的聯繫。是年7月13日，孫伯龍根據準確情報，在曹家埠設伏，與邵劍秋部協同作戰，全殲日軍四支郎君小隊22人，開創了蘇魯邊區全殲敵人一部的範例。

　　仲秋，八路軍一一五師政委羅榮桓，代師長陳光親率先頭部隊六八六團、師機關和直屬部隊抵達魯南抱犢崮山區，開闢以抱犢崮山區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不久，孫伯龍的義勇總隊歸一一五師建制，改編為蘇魯支隊。嶧縣縣委在運河南所掌握的孫斌全部也用了八路軍的番號。同年11月，嶧縣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這時，嶧縣運河一帶抗日武裝打八路軍的旗幟問題，已提到工作日程上來了。羅榮桓政委指出：「運河地區臨近徐州，西傍津浦路，南接隴海路，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我軍如能在這裡樹起八路軍的旗幟，鞏固發展壯大起來，這將有利於華北、華中乃至延安的交通聯絡，意義十分重大。但是，日軍也十分重視這一地區，宋太祖趙匡胤說過『臥榻之處，豈容他人鼾睡』。一旦我軍在此發展起來，這裡必定是敵、我激烈鬥爭的地區。我們這支隊伍就一定要頂得住，要敢於在日軍頭上跳舞。」根據羅政委的指示，嶧縣決定把在嶧縣運河兩岸活動的幾支抗日武裝統一起來，組成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隊伍。通過朱道南的聯絡，孫伯龍當即代表全體官兵表示同意縣委決策。羅政委聽了縣委的匯報，高興地表示，條件已經具備，同意將孫伯龍部歸八路軍一一五師建制，編為運河支隊。同年12月底，八路軍一一五師首長頒發了組建運河支隊的命令，任命孫伯龍為支隊長，朱道南為政委，邵劍秋為副支隊長，胡大勳為參謀長，文立正為政治處主任。1940年1月1日，在周營召開了成立大會。從此，八路軍一一五師運河支隊的旗幟飄揚在運河南北。在一一五師的統一指揮下，運河支隊與蘇魯支隊三大隊，嶧縣支隊、四縣邊聯支隊等抗日武裝，協同作戰，不斷給日軍有力打擊。在杜莊、曹埠橋、塘湖、利國驛、楊莊、侯集等戰鬥中，孫伯龍借助天時地利，充分發揮八路軍遊擊戰術的威力，巧妙設伏，靈活出擊，相機轉移，使敵人屢遭重挫，真正成為「敢在鬼子頭上跳舞的英雄人民抗日武裝」。

　　1940年10月初，日軍集結重兵，分進合圍，對運河支隊發動兇猛攻擊。因敵眾我寡，運河支隊傷亡重大。10月12日，孫伯龍親率兩個中隊在朱陽溝村與敵激戰一天，他指揮果斷，身先士卒，部隊愈戰愈勇。直至天黑時，敵人也未能突進運河支隊防線。在一大隊增援下，孫伯龍率部利用夜暗，順利突圍。此戰，運河支隊僅以50人傷亡的代價，取得了殲敵近400人的戰果。是年11月，孫伯龍奉命率運河支隊進山休整。羅榮桓等師首長聽取了孫伯龍部的戰鬥總結匯報，給予很高評價。時值魯南軍區剛剛建立，孫伯龍被任命為魯南軍區副司令員，分管部隊訓練和機關工作。

　　1941年1月，由於日軍大舉「掃蕩」，魯南抗日鬥爭進入了艱苦時期。誓死報國的強烈責任感，促使孫伯龍產生了一個新的想法，即利用他在嶧縣的基礎，再組建一支抗日隊伍嶧山支隊。他正式向魯南區黨委提出了請求，黨組織很快批准了孫伯龍的請求，並任命他為嶧山支隊支隊長，同時，任命彭畏三為政治委員。

　　1941年初春，艷麗奪目的迎春花開遍了嶧縣山山嶺嶺，運河兩岸春光明媚。孫伯龍滿懷戰鬥豪情，親率嶧山、運河支隊以及嶧山抗日民主政府機關，在蘇魯支隊三大隊協助下，在運河兩岸廣泛開展工作。在這裡，孫伯龍充分利用國民黨抗敵協會自衛軍的合法身份，上下奔波，巧於周旋，主動與活動在這一地區的國民黨地方武裝聯繫，展開團結聯盟工作，從而使一些對共產黨懷有戒心的地方武裝，很快歸攏過來。這也使孫伯龍真正體會到魯南軍區首長要他以國民黨的名義兼職的重要意義。此間，孫伯龍團結各界人士，共謀抗日良策，完成了上級交給的各項鬥爭任務。他率部多次拔據點、除敵頑，粉碎敵人「掃蕩」、「圍剿」，使敵人恐慌不安，聞風喪膽。

　　1942年1月2日，在抗擊日軍包圍的激戰中，孫伯龍壯烈犧牲，時年3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