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這是中日雙方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也是整個中日戰爭中進行的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一場戰役。這場戰役對於中國而言，標誌兩國之間不宣而戰、但又全面戰爭的真正開始……

　　一、對中國政治的持久影響

　　對上海都會成長的影響：延續3個月空前慘烈的淞滬會戰極大的改變了上海都會成長的空間格局。上海的姑蘇河以北地域，包含上海大眾租界的北區和東區，和閘北華界，因為節制了黃浦江卑鄙岸線，和陸上流派火車坐，曾是20世紀初上海都會成長最敏捷的地域。淞滬會戰時代，閘北和虹口成為中日兩軍對立的火線，閘北幾近100%毀於烽火，虹口和楊樹浦的喪失到達70%，別的南郊區和吳淞的喪失也相當緊張。有數的修建物葬身火海，上百萬本地住民被迫出亡到姑蘇河以南的租界地域。爾後，上海都會的菁華徹底會合於姑蘇河以南面積有限的租界地域，姑蘇河以北地域緊張敗落，對上海後來的都會成長造成為了持久性影響。戰役廢墟上後來曾構成大片難民聚居的窮戶窟，曾是上海很長時代內極為奪目的都會景觀。

　　二、影響日軍作戰線

　　日軍現有戰力強大，但資源不足，戰爭潛力不大，同時又要對蘇俄備戰，若能在對中國使用武力之初集中優勢兵力，在最短期間內擊滅中國武力，在列強不及干涉或援助前，迫中國屈從媾和，則日本可收速戰速決之效果。以日軍在東北經營多年的情勢來看，日軍初期目標以指向平津最為容易，但攻陷平津不致於迫中國投降，如果日軍能在奪取平津後，利用華北利於摩拖化部隊和炮兵活動的地理形勢，迅速沿平漢鐵路南下，指向漢口，另以一部兵力由廣州沿粵漢鐵路北上，指向武昌，一旦南北日軍迅速師武漢，則可迫使中國東西隔絕，使中國長江中下遊最富庶地區的人力物力無法遷向川，中國即無法實施持久作戰，同時日軍可捕捉中國軍隊主力於平漢粵漢鐵路以東地區，日軍即可運用強大火大兵力擊敗戰力不強又失去補給線和無有利地勢可利用的中國軍隊。

　　中國現有戰力不強，欲對抗日軍的速戰速決，只有利用中國其他優異的條件，採用持久消耗戰略，避免過早和日軍決戰，同時消耗日軍戰力，並積極培養戰力，等待日軍攻勢頓挫時再改採攻勢以殲滅日軍。雖然孫子兵法有云：兵貴勝不貴久。實施持久消耗戰，對中國將造成重大的傷害，但因中國具有眾多忠勇的人民和廣大優越的地勢這兩個客觀條件，能不畏懼敵人的殺戮，並能以空間來換取空間，和利用優越地勢來阻止敵人前進。

　　由前述日軍速戰速決的作戰路線分析，可知，中國欲實施持久消耗戰，就必須使日軍不能過早由南北夾擊而控制武漢，那就必須改變日軍的作戰線方向。淞滬戰初期日本自國內先派遣五個師團至上海作戰，陷於苦戰後又將華北平漢鐵路線作戰的日軍兩個師團及一個支隊南調上海作戰，而於十月初，日軍將主作戰由華北移至上海方面。同時循平漢鐵路南下的日軍受到山西中國軍隊重兵於側背的威脅，而兵分路進兵山西，因而延緩日軍南下速度。

　　淞滬戰結束後，日軍於民國二十六年十一十二月攻陷上海南京。其後日軍由於受到徐州附近中國軍隊主力的吸引，而於二十七年三月與中國軍隊發生徐州戰，之後，日軍主力循長江南下，而於二十七年十月底攻陷武漢，日軍的主作戰線即成東西向，武漢雖然失守，但日本卻從此失掉贏得戰爭勝利的機。淞滬戰雖使中國付出傷亡高達三十萬人以上的代價，但卻在影響日軍作戰線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三、中國軍隊的強韌戰力，激發了中國全國抗戰的熱衷決心，同時各省地方軍人看到中央軍勇敢犧牲，也消除了保存實力的觀念，爭先趕到上海參加民族聖戰。

　　結論

　　正確的戰略指導為獲得勝利的根本。戰略上的成功遠比戰術上的成功還要重要，而戰略上的錯誤，亦非戰術上的成功能加以挽救。日軍在滬戰的勝利系戰術上的勝利，但從此在態勢上即不利於日軍，日軍後來雖攻下武漢卻失掉勝利的機。楚漢相爭時，項羽七十二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卻敗在劉邦的持久遊擊迂迴戰，而在垓下被圍殲。二次世界德蘇戰爭中，希勒特將主力指向兩翼卻不直指莫斯科，德軍雖在南方基輔打勝仗卻逐步步上敗亡道路，劉邦和史達林在初期戰術上均失利，即一直打敗仗，但卻贏得勝利。

　　四、由對日外交政策看八一三淞滬戰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對中日兩國，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對作為主動者的日本而言，此事正是右翼少壯軍人國外先行論的實踐，企圖藉國外軍事行動的勝利，棧導致國內政治的改造，對作為受者的中國而言，是陷入一個和戰兩難的困局，和則政府必被推倒於外，戰則政府必被推倒於外，在此危機之下，日本方面所努的，是盡量限制事變範圍，不使擴大；中

　　國方面所拄重的，是平息國內輿情，定出和戰決策。

　　九一八之前，中國無論中央或東北地方政府，均未料到日軍有全面領東北的野心，致使東北軍在絲毫未抵抗的狀態下退出瀋陽，於是國民政府乃面臨了如何因應的問題。當時可采之途，一為宣戰，二為絕交，三為訴諸國聯，為直接交涉。宣戰一途因國力不足不能採用；而無實力的絕交則徒招外侮；在軍事失利以後，如和敵人商量停戰，則和投降沒有差異，這種論調加上當時政府首長無人敢真正負責，使直接交涉一途也不可能實施；在拒絕直接交涉的同時，國民政府決定採取訴諸國聯的方法，以減少人民責備政府的心理，同時運用國聯和九國公約制裁或抵制日本。其後雖有孫科內閣下令應設法進行收復東三省失地，但孫科就任僅一個月即辭職。真正有效抵抗日本侵略，則至一八二之役才實現。

　　一二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投入第十九路軍和第五軍，與日軍僵持卅三日，終因軍閥不聽命令，後援不繼，而於三月二日撤退。可惜的是，翌日國聯就將行特別大處理中日糾紛，後因滬戰己結束而僅於日要求雙方停戰，國民政府只好忍痛簽訂停戰協定。

　　在七七事變之初，日軍統帥部和政府間，一如以往地有著擴大作戰或停戰構和的分岐。駐外高級將領大都認為應對中國進行一場膺懲性質的局部戰爭，七月廿七日，東京傳令：支那駐屯軍司令官之現行任務為平津地區支那軍之膺懲。所以在開戰之初，日軍是打算速戰速決。所謂速戰速決是指打一場局部戰爭，以達到膺懲的目標，而不是以武力迅速橫掃中國。基於這種觀點，八月中旬，日本大本營決定陸軍僅派至華北；為保護日僑，可動用海軍，勿須陸軍出兵上海之指示。而在國民政府方面調集了中國最精銳部隊，似乎說明蔣委員長的決心，不是為守而守，而是為期待決戰而守。

　　吾人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觀察淞滬戰。當滬戰爆發時，國民政府雖已決定全面抗戰，但以當時雙方戰力比較，中國絕無獲勝的可能，但中國當時是別無選擇，戰雖可能亡，但不戰則必亡，中國只好選擇抗戰，打算置之死地而後生，來求一個民族翻身的機。所以當時中國必須以為，中國雖非日本之敵，然以土地之廣，絕非日軍所能全部據有；而英美深忌日本勢力的擴張，假以時日，國際情勢定有所變化，如彼時再與日本談判，為害亦較目前為輕。相傳張群先生曾：有和必亂，戰必敗，敗而後和，和而後安之說，意即對日本若不戰而和則必起內亂，若戰則一定失敗，只有先戰而失敗，然後講和，才能安撫內部反日情緒。

      同時蔣委員在廿六年七月卅一日，曾向胡適與張伯苓表明：政府已決定作戰，可以支持六個月。以當時中國國力，是不可能在六個月內擊敗日本，蔣委員長應是希望六個月結束戰爭，而結束的途不可能是戰勝，而是經由和談。再者，上海是通商巨埠，各國僑商雲集，若能透過淞滬戰將中日間的緊張情勢，由地方衝突事件轉變為國際問題，以喚起列強，出面維持其本國利益，藉而形成對日本的壓力，然後再與日本交涉，達成戰而後和的目標。十月廿九日蔣委員長更表明期待各國仲裁的意願，中國對列強的謀和行動，期望最大的是九國公約議(十一月三日至廿日)，事實上，中國在上海戰場一再苦撐，即是為爭取此一議的有利情勢，但由於日本相信久戰終能迫中國降和，遂悍然拒絕各國的停戰勸告，而英美因缺乏實力，互相推萎，九國公約議遂無果而終。代之而起的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工作，早在十一月二日，日本外相廣田即透過陶德曼開列和平條件，但國民政府並不願由德國斡停，九國公約議結束後，中國態度見軟化，中國之所以進行南京保衛戰，乃是為了等待陶德曼的調停，想在談判中位於有利地位，使中日戰爭能早結束。所以如困在廿六年十二月初，日本有誠意行和談的話，則淞滬戰可能是另個九一八或一二八事變。可是，日軍於十二月十三日攻陷南京，被勝利沖昏頭的日軍，提出更苛刻的條件，對於言些條件，中國並未加以拒絕，只是認為過於廣泛空洞，希望能知道其性質與內容，日本卻以此指責國民政府采塘態度，而逕自於廿七年一月十六日發表聲明：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期待新興支那政權，一月底，中日雙方各自撤回大使，中日雙方的交涉即告一段落。

　　淞滬戰在上海爆發時，雙方都是打算戰而後和。日本是企圖速戰速決，在擊敗中國部隊後，強迫訂定城下之盟；而國民政府則希望能持久抵抗，以待時變，再爭取有利條件結束衝突。若由此觀點，則淞滬戰的最初目的，不是求戰，而是謀和。可是日軍誤以為，只要戰事持續，國民政府終崩潰，而步步進逼；國民政府則因輿論的壓力，也不能作太屈辱的妥協。結果和議失敗，戰爭拖了又拖，只是當東京被炸時，重慶仍然屹立不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