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40年代後期，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召開了兩次「國大」，1946年的「國大」在近代史上叫「制憲國大」，1948年的「國大」叫「行憲國大」。蔣介石的「總統」和李宗仁的「副總統」職務就是在1948年的「行憲國大」上選出的，因此這一年又被稱為「行憲年」。

　　總統和副總統選舉是「行憲國大」的一個重要議程，以蔣介石的權威和地位，當時國內沒有人能和他競爭總統的職位。但蔣介石不能一個人唱獨角戲，據說蔣介石當時有意於精通西方民主、憲政的胡適先生，但隨即有人指出，「蔣中正」和「胡適之」兩個名字排在一起，意思是「蔣中正往哪裡跑」，顯得很不吉利。於是國民黨元老、時任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的居正便出來「挑戰」，「蔣中正」、「居正」兩個名字排在一起煞是好看，這對於篤信神明的蔣介石來說，自然感覺好多了。居正一生信奉民主和法治，晚年仍不放棄憲政的理想，但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卻也有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無奈和苦楚，這種情緒在他選舉期間的日記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早起，見報公告候選總統人名單，余以一零九人(剛是法定人數)之提名，與兩千四百餘人蔣公並列，擺佈得太不相稱。有人嗤為儐相，有人笑為陪席，總之可謂找不著第二人，亦可哂也。(1948年4月16日)。」

　　在這種情況下，居正不可能也無心思去提出什麼競選綱領和施政大綱，據新聞媒體報道，有記者問居正：「有何政見?」回答：「無。」問：「總統應該做什麼?」他說：「守法足矣。」再問其他，則「笑而不答」。居正的回答頗有老莊「無為而治」的風度，他當時的心情正如其在一首小詩裡所言：「開張競選說無為，不犯猜嫌也發疑。畢竟庸庸渾不識，時行物興又憑誰。」

　　在這種情況下，居正不可能也無心思去提出什麼競選綱領和施政大綱，據新聞媒體報道，有記者問居正：「有何政見?」回答：「無。」問：「總統應該做什麼?」他說：「守法足矣。」再問其他，則「笑而不答」。居正的回答頗有老莊「無為而治」的風度，他當時的心情正如其在一首小詩裡所言：「開張競選說無為，不犯猜嫌也發疑。畢竟庸庸渾不識，時行物興又憑誰。」

　　1948年4月19日，蔣介石以2430票順利當選。與總統選舉的波瀾不驚相比，副總統的選舉倒是波詭雲譎、劍拔弩張。國民黨內競選這個位子的有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武漢行轅主任程潛、監察院院長於右任，此外還有社會賢達莫德惠和民社黨的徐傅霖。此6人中，以李宗仁和孫科二人最具實力，屬最熱門人選。眾所周知，國民黨內蔣、桂兩大派系一向矛盾重重，蔣介石自然不支持李宗仁，他最為中意的人選是孫科。其實對於李宗仁的參選不只蔣介石不滿，桂系內部也有不同意見，白崇禧、黃紹竑等桂系巨頭皆不理解李宗仁為什麼要冒蔣桂衝突的風險，去競爭毫無實權的「副總統」一職。他們建議李不如改選「監察院院長」，以免與蔣介石撕破面皮。

　　然而李宗仁的態度卻十分堅決，他對白、黃的建議毫不理睬，仍照舊進行競選活動。其實李宗仁參加競選，有著極深的政治背景，白崇禧、黃紹竑等人並不瞭解內情。據曾任李宗仁秘書的程思遠先生回憶：「李宗仁所以要競選副總統，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動。」1947年9月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給國務院的一份匯報中說：「象徵國民黨統治的蔣介石，其聲望已日趨式微，甚至被視為過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資望日高，說他對國民政府沒有好感的謠傳，不足置信。」這段文字傳達的信號十分清楚，司徒雷登這時已經向當局舉薦李宗仁以取代蔣介石，這也足以說明，李宗仁競選副總統背後有美國人的支持。

　　美國政府的態度使李宗仁備受鼓舞，李認為蔣介石必然失敗，這次競選如果成功，遇到合適機會即可同中共和談收拾殘局。也就是說，李宗仁要在副總統的位子上等待機會，準備從蔣介石的手中接收國民黨的軍政大權。蔣介石對李宗仁的這個想法了然在胸，因此想盡辦法極力阻撓。李宗仁也不示弱，僅競選費用即投入了1000多根金條，並與黨內另外兩名候選人程潛、於右任協商建立了同盟。經過4輪投票，最後李宗仁以1438票對1295票擊敗孫科，當選副總統。李宗仁之所以能夠衝破蔣介石的重重阻撓最終當選，程思遠認為主要不是「得自金錢的助力」，而是「當時對現狀不滿和反對CC這兩股主流，恰巧為李宗仁用上而已」。這一觀點也得到了長期主持國民黨黨務工作的陳立夫的認同，當時「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有很多代表對中央很不滿意，本來他們不會去幫助李宗仁的，那時對中央不滿的都去幫助他了。中央不希望李宗仁被選出來，大家偏要把他選出來」。陳立夫所說的「中央」指的其實就是蔣介石，蔣的反對恰恰正是李宗仁獲勝的原因，這個結局恐怕是蔣介石萬萬沒有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