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在吉田要求外務省研究「日本外交的過失」的文書中，對締結防共協定曾作了這樣的分析:「除滿足了日本希望擺脫在國際上的孤立處境的感情外，沒有帶來任何利益。」(小倉和夫，《吉田茂自問》，籐原書店)

　　宇垣內閣流產後，林銑十郎內閣誕生(1937年2月)，石原莞爾如願以償。至此，日本外交迎來了一個轉機。西安事變後，日本國內也開始出現了調整對華政策的機會。親英美派的佐籐尚武就任外相，他試圖糾正以前那種挑釁性、謀略性的華北分離工作。然而，林銑十郎內閣解散眾議院的強硬做法引起了各政黨的反抗，結果短短四個月就倒台了。

　　時間到了1937年的日中戰爭前夜。那麼，有沒有辦法不走上那條道路呢?——研究日本近代史的臼井勝美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我認為『有』。辦法就是，繼承佐籐外相的革新對華外交的路線。」(《新版日中戰爭》，中公新書)

　　但是，在下一屆的近衛內閣中，廣田再次就任外相，「廣田外交」復活。在廣田外相領導下，擔任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的石射豬太郎這樣評價廣田:「他是真心實意的和平主義者，是國際協調主義者，我對此毫不懷疑，但他卻是一個無力抵抗軍部和右翼勢力的人。」(《外交官生涯》，中公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