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徐蚌會戰失敗因沒讓白崇禧掛帥
有人說,白先勇的小說與張愛玲的滋味有幾分相像,白先勇說,可能是因為我們同出一師——曹雪芹。
作為明清文學的教授,白先勇解讀紅學另有一個角度,他說,王熙鳳、林黛玉、賈寶玉這些主人公寫得好,人物個性鮮明。能把李紈、平兒、王夫人這樣平平庸庸的角色寫得出彩,才可見得作者的功力。
作為將門之後,作家白先勇終於拿起筆要寫他的父親——國民黨名將白崇禧,他說,書將分兩部分,一部分關於歷史,他說:「我父親知道他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是關於他的很多歷史有很多的誤會,我不能說我知道的一定全是真實的,但我要把它們寫下來,比如徐蚌會戰(淮海戰役)關於我父親按兵不動。」還有一部分當然是父子情,白先勇深情滿滿時常不知無處落筆。
他說父親是個驕傲的人,他做事的毅力讓他至今敬服。「他時常會知不可為而為之」。酷愛下圍棋的白崇禧籌款把當時台灣圍棋選手林海峰送至日本吳清源門下;在信仰伊斯蘭教的白崇禧遊說下,台灣建起了清真寺。
當歲月一天天走過,白先勇說,不經意間發現身上有越來越多父親的影子。
我本質是一個快樂的人
生活中的白先勇看上去很溫暖,嘴角時時噙著笑,坦蕩樂觀,與他小說充滿哀怨的氣質格格不入。
他說,可能我寫作的時候是另一個人。我寫的是人性,而不是我。
白先勇稱自己生於憂患(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際),長於離亂。看多了悲歡離合,看多了世事曲折,「人生百味已嘗九十」。白先勇說,可能人性中痛楚被我在書中更多地釋放了。
1987年白先勇重遊南京,看了江蘇昆曲劇團張繼青的拿手戲《三夢》,在他那篇《我的昆曲之旅》,白先勇寫觀戲後的宴請,還是那樣的情緒——淒艷。
也許這就是白先勇,即使記憶中是絢美,是熱鬧,落在紙上最後的情緒也是寥落。人間世事,白先勇看過,體會過,寫下了。
我和張愛玲師出同門——《紅樓夢》
白先勇的小說時常被人拿來與張愛玲類比,他們經歷的時代不遠,他們都住過、寫過上海、香港,還有那裡的事;興許因為二人小說中關於人物描寫的細巧,還有作品相似的那分揮之不去的地域情結。
白先勇說,還有,可能我和張愛玲都有一個師傅——曹雪芹。白先勇說,「張愛玲對《紅樓夢》非常非常喜歡,她看《紅樓夢》看得非常深。我們都從《紅樓夢》那兒過來的。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的人生觀,對愛情、感情的很多地方。」
他說:「要細究起來,張愛玲的小說要比我的精巧得多,她的文字很細緻、非常玲瓏,好像一個一個字雕過的。張愛玲的愛情可以像《半生緣》、《傾城之戀》那樣拖拖拉拉,我對愛情的態度是《玉卿嫂》裡那種一刀殺人。」
作為讀者、作家,還有教授,白先勇解讀《紅樓夢》自有另一番議論。他說:「純粹以作家的眼光來分析,我認為一個大作家,在他塑造的眾多人物中,寫好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形象,才是功力所在。
「在《紅樓夢》中,王熙鳳、林黛玉、薛寶釵、賈寶玉這些都是性格十分鮮明的人物當然寫得好,要寫好他們並不算難。
「除此之外,還有一大批很平凡的人,要把普通人寫得動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說李紈,這樣一個中規中矩的人,一個寡婦,沒有出眾的才華與容貌,居然也能讓人記得分明。她什麼時候該說什麼話,都被曹公處理得十分到位。還有平兒,也很難拿捏。同樣是丫頭,晴雯、鴛鴦就有個性得多。賈寶玉的母親王夫人也是沒什麼特色的人,可在曹公的筆下卻是自在生動。」
白先勇說,一個好的作家無所不能,再說《水滸傳》,這是一個以男人為主的小說,其中女人角色寫得也是出彩的。
寫傳記為父親正名
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將軍是北伐、抗日名將,毛澤東評價說:「我們知道的白先生是善於帶兵打仗的小諸葛。」
同樣,白崇禧也是一位頗具爭議性的人物。為這樣一位父親尋找一個自己認為準確公允的歷史定位,白先勇認為是作為兒子該做的事。
於是,撰寫父親的傳記列在了白先勇的日程中,只是何時完成,白先勇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
白先勇說,我父親自己明白他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是關於他的那段歷史因為種種原因,很多都被誤讀了。
他說:「關於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台灣的很多書中把父親在那場戰役中敘述成『按兵不動』,而我所瞭解,並非如此。
「1948年10月底,東北廖耀湘兵團已被解放軍消滅,遼沈戰役的勝敗已定,蔣介石又匆匆制定了《徐蚌會戰計畫》,要『再試最後一次』。
「但是蔣介石並沒有採納,而是將原本屬於華中總部範圍內的蘇、皖單獨劃出,另成立華東剿匪總部,由劉峙指揮作戰。」
在馬祥林主編的《毛澤東點評國民黨著名將領》一書中這樣寫道:白崇禧曾命人收集徐州周圍的情況,其中有山東臨城的一張傳單引起了他的注意,上以解放軍魯南軍區司令員張光中的口氣說:「國民黨在徐州,來過三個大將,前年來的叫薛岳,打了敗仗被撤掉了。去年來了顧祝同,庸碌又無能,我們把他趕走了。今年來的叫劉峙,他是有名的大笨豬,我們要想生活過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進徐州去殺豬!」白崇禧覺得,傳單上的話雖然粗俗,但卻也貼近事實。劉峙在徐州的命運絕不會像薛岳和顧祝同,結局只會更慘。
在馬祥林一書中,還寫道:白崇禧雖未就徐州之職,卻也為解徐州之圍出了力,指揮華中總部的黃維、張淦的兩個兵團合圍劉伯承南下的部隊,可劉伯承機警異常,看見情勢不對,下令迅速退卻,一日夜北退兩百華里,從容逸去。
「這時候蔣又讓父親調兵增援,父親並非按兵不動,而是將華中軍隊中裝備和戰術素養最好的黃埔系軍隊十幾萬人派往徐州,但被解放軍包圍殲滅。這時候蔣要求繼續增援時,父親沒有再增兵,因為他知道戰局已經成了定局。」
白先勇也坦言,關於歷史,他不能篤定地說,他敘述的一定是「真實的歷史」,但起碼他要把他瞭解的「真實」說出來。
父親是個愛才的人
儘管生活在多難之秋,但白先勇生活中的基調卻是溫暖的,因為他得到很多的愛,父親的愛,兄妹的愛。
白先勇在家中排行老八,白先勇說,前面的幾個孩子都由母親操辦,功課都還不錯,到了台灣後,父親就說由他來帶弟弟,不讓母親再辛苦,結果弟弟的功課不太好。母親取笑他說,這就是你調教的孩子。
白崇禧是當時台灣圍棋理事會的會長,他籌款把林海峰送到日本,讓林海峰師從吳清源大師。那時候林海峰剛剛冒出來,只有十幾歲,後來林海峰成了圍棋大師。
白先勇說,父親的個性中毅力很讓人敬服,決定了的事一定會做,不輕言放棄。在他手下做事很難,因為他凡事追求完美。
白先勇說,那時候總覺得父親太嚴厲,現在老了時常不經意間發現,自己的性格越來越像他。
白先勇的助理倒也承認白先勇的嚴厲,但也善良,「白先生逼得緊時,我們就說,不行,我們都快死掉了。這時白先生就會說,好吧,這次就饒了你。」
從1949年白崇禧到台灣,白先勇陪在他身邊11年,「這11年,讓我對他有了更多的瞭解」。
在白先勇的眼中,父親是一個驕傲的人,見過大世面,經歷過大風大浪。也許父親內心也有失落,但在父親的身邊,白先勇從未見過他自怨自艾,也沒有聽過他發過牢騷、或者抱怨過什麼。「在我眼中,他對個人的得失看得並不重。」
與白先勇先生一起用餐,發現白先勇先生鍾愛水果,白先勇說,這是受父親的影響。以前家中每天都有水果會,搬來一大堆水果,一家人圍坐一起,邊吃邊聊。
白先勇說,這一刻我們都覺得離父親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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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的小說裡邊的父親形象,我也揣測是不是您童年時代父親的形象就是那個樣子的?我讀《孽子》的時候,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最開頭,說那個父親拿著一支槍在那站著,那種一個影像,很粗暴的。
白先勇:是。
問:那是父親在您心目中的印象嗎?我是這樣猜。
白先勇:倒不是的,我父親呢,他很驕傲的是,他是一個儒將。問:是個儒將,有打過您嗎?
白先勇:他對我特別地寬待,,我小時候生肺病好幾年,所以他對我比較憐恤一點。
問:家裡有幾個孩子?白先勇:我們家十個孩子。問:十個孩子,您是排行第幾?
白先勇:第八。所以我父親不光沒有打過,他連重話都沒有一句。所以在我的印象裡,我父親倒不是那樣子的,不過我父親是一個軍人,可以說是不怒而威。
問:父親有沒有過什麼樣的教誨,讓您至今難以忘懷的?
白先勇:是的,我想父親教育我們非常嚴格,不許我們心中出現特權的觀念。我們在家裡邊是絕對不可以,當時我們家裡邊有些傭人啊,不可以罵傭人的,待部屬什麼都要平等。所以他對我們的要求比較嚴格。還有呢,因為廣西比較落後,戰爭的時候,生活很清苦的,所以那時候,也比較樸素,那時候是抗戰時期嘛。
問:能給我稍微講一講您母親嗎?
白先勇:我母親是一個非常熱愛生命,非常豁達,非常勇敢的人,她是能夠,雪中送炭的人,就是說是很有同情心的一個人。
80年代末,大陸導演謝晉曾將白先勇的小說《謫仙記》改編成電影。這部電影在表現舊時代人物的貴族氣質上顯得相當吃力,但它的片名卻準確地概括了白先勇作品的精髓,華麗,落寞,充滿了時移事往的滄桑。
問:那後來我們在您的那些文學作品裡邊經常會體會到那種顛沛流離,然後有貴族之氣,但是又有貴族沒落以後的悲涼之感,這個一定是和後來戰亂,整個家族的興衰有關係。
白先勇:是,這個很有關係,你看我離開大陸是1949年吧,那時候在我們來說,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國家的歷史還有自己家庭的變化,都改變了很大。那時我是十幾歲的小孩,童年的那種感受也很深。摘自《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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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三毛:很少有人知道,白先勇還曾經伯樂識馬。大學期間,當時他受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和同學合辦了一本純文學雜誌《現代文學》,培養了大批非常有才情的作家,其中包括三毛。
「三毛很有意思,她的第一篇小說是我發現的,叫做《珍尼的畫像》,登在《現代文學》上。她那時才十六歲,寫得挺有才華,題材挺特殊,寫的是很浪漫的一個人鬼戀的故事,很有意思的。
「三毛太敏感了,她中學的時候有自閉症,不去念普通中學。她那時喜歡學畫,她的老師是我很好的朋友,有一天他拿了一篇三毛的小說給我看,說他有一個弟子跟他畫畫,作畫方面沒有什麼才,小說寫得不錯。她一直在追尋一個追尋不到的夢,她筆下所描寫的很多東西都不是真實的,包括她筆下的那個最心愛的人荷西說不定也是她夢中出現的一個人物。不過我覺得一個作家又不是新聞記者,也不是歷史家,她可能有她幻想的東西在裡面,這個倒無可厚非,很可能是三毛半真實半幻想的傳記。」
張愛玲印象:「我見過張愛玲一面,是在上世紀60年代的台北。那是一個很熱的夏天,但是餐廳裡的空調開得很冷,她就坐在我的左邊。當時我還只是一個學生而已。」在白先勇先生的回憶裡,那天張愛玲把一件紫色裌衣搭在一邊。她人很瘦,透明的手背露出淺淺的青筋。「別人都以為她會是上海口音吧,其實她講話是標準的國語,國語裡略帶著淺淺的京腔兒。她人也非常性情,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當然她與我的同學王楨和談得投機,就說結伴要到王的家裡台灣花蓮去玩,後來果然去住過一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