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右二）與葉劍英（右一）等人在重慶的合影

 

1939年8月，訪問重慶的尼赫魯（左一）在發表演講。

兩赴重慶會晤蔣介石　想去延安拜訪毛澤東

1939年8月23日下午1時，一架飛機徐徐降落在中國戰時陪都重慶的機場。在一片歡呼聲中，只見一位頭戴白帽的男子微笑著走下舷梯，他就是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領導人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當時中國正處於抗戰的危急關頭，陪都重慶時常遭受日軍的轟炸。而在這時，與中國一山之隔的印度尚未被捲入戰爭。那麼作為印度政治領袖的尼赫魯，為何要選擇這樣一個時機，冒著巨大風險訪華呢？

倡導「中國日」支持抗戰，派親屬參加援華醫療隊

近代以來，中印兩國由於相似的遭遇，一向關注和同情對方的民族解放事業。1937年抗戰爆發後，印度各界就紛紛採取實際行動進行聲援。孟買民眾曾在日本領事館前舉行示威，反對日軍進攻中國。印度大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也用詩句憤怒地譴責日本侵略者：「他們用刺刀挑起驚天駭地、撕心裂肺的慘叫，斬斷千家萬戶愛情的紐帶，把太陽旗插入夷平的村莊的廢墟上。」

與此同時，由「聖雄」甘地和尼赫魯等領導的印度國大黨也開始從道義和物質上支援中國。1937年9月26日和1938年1月9日，尼赫魯兩次倡導「中國日」，號召各地群眾舉行遊行集會，支持中國抗戰。他在演講中說：「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就與印度有著千絲萬縷的友好聯繫，我們要像同志一樣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對他們的危難和痛苦，我們感同身受。未來的命運把我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我們要與他們榮辱與共。」此外，尼赫魯還在百忙中發表了一系列公開支持中國抗戰的文章。

抗戰中廣為中國人民稱道的印度援華醫療隊，實際上也是尼赫魯親手促成的。1937年11月27日，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致函印度國大黨主席尼赫魯，在對印度人民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表示感謝的同時，請求印度給八路軍醫療方面的幫助。12月20日，尼赫魯收到這封信後，立即發表一項聲明。在聲明中，尼赫魯稱讚朱德率領紅軍長征為「軍事歷史上的傑出事跡」，並決定派一支小型醫療隊到中國去。這一決定很快得到了印度各界的熱情支持和響應，報名的醫務人員有700多人。1938年9月1日，由五名印度醫生組成的醫療隊乘船離開孟買，輾轉新加坡和香港等地進入中國，中國人民所熟悉的柯棣華大夫就是醫療隊中的一員。而鮮為人知的是，援華醫療隊的隊長愛德華大夫還是尼赫魯的親戚。

為了給中國抗戰以更大的支持，在派出醫療隊一年後，尼赫魯又在甘地的支持下，決定親自訪問危難中的中國。

與蔣介石商談印度革命，向國共兩黨請教抗戰經驗

作為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領袖，甘地一直非常同情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甘地嚴厲譴責日本對中國的狂轟濫炸和燒殺搶掠，稱日軍是「野狼」。中國政府也很重視這位印度領袖的支持，蔣介石曾先後兩次邀請甘地訪華，可惜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成行。1939年，為進一步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甘地特地委派尼赫魯前往重慶實地考察。

當時，中國的抗戰正處於極度困難中，國民政府被迫退縮到西南一隅，陪都重慶更是屢遭日軍的猛烈轟炸，所以尼赫魯之行充滿了危險。8月23日，在歷盡艱險後，尼赫魯終於飛抵重慶，準備對中國進行為期一個多月的訪問。在當時發表的聲明中，尼赫魯明確指出，此行的目的是考察中國抗戰的實際情況，以其經驗與教訓作為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借鑒；同時代表國民黨以及印度人民，向中國抗戰表示深刻的關懷和同情。按照他的計畫，除在戰時首都重慶各地參觀訪問外，還準備前往成都，然後轉往西北各地，以實地考察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各抗日根據地的鬥爭情況。

在重慶期間，尼赫魯受到了中國人民的熱情款待。他不但多次與國民政府軍政要員蔣介石、孔祥熙、陳誠等會晤，商討中印合作及印度革命方略等問題，還多次發表講話，對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表示高度讚譽和同情。在重慶期間，尼赫魯親眼目睹了日軍大轟炸後的慘景，感受到了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精神。

8月30日，尼赫魯由重慶飛往成都，準備在那裡參觀後轉赴西北、華北前線視察，並與仰慕已久的中共領導人會面，借鑒八路軍的抗戰經驗。不料在9月1日，尼赫魯突然接到國內急電，稱歐洲爆發戰爭，催促他迅速回國。尼赫魯不得不取消原定計畫。9月5日，在中國訪問了13天的尼赫魯乘飛機返回印度。正是基於對中國人民抗戰的切身瞭解，後來他在自傳中深有感觸地說：「我想，不會有任何力量能夠摧毀這個古老而又年輕民族的精神。」

與毛澤東頻頻鴻雁傳書，15年後終於在北京握手

儘管尼赫魯此次訪華最終錯失了與毛澤東謀面的良機。不過有趣的是，他們當時的一些書信往來，卻使兩位偉人建立起一種特殊的「交情」。

早在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就曾寫信給尼赫魯，對派出援華醫療隊一事表示感謝。信中說：「我對偉大的印度人民和印度國大黨給予中國人民的醫療上和物質上的援助表示感謝，並希望國大黨和印度人民繼續給中國人民以援助，以協助我們驅逐日本侵略者。」7月11日，尼赫魯回信稱：「我們許多年來懷著敬仰，關注著您的事業與八路軍的命運……如果國際形勢允許的話，我很可能在八月底或九月到中國作短期訪問。如果我去了，殷切希望能有幸會見您，並向八路軍致敬。」

尼赫魯到達重慶後不久，毛澤東就發電報邀請他訪問延安。電文說：「聞先生到重慶，中印兩大民族從此更加親密團結，為爭取兩大民族獨立自由解放而鬥爭。鄙人謹代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向先生致歡迎與慰問之忱，並歡迎先生來延安一行，以便親聆偉論。」9月2日，最終未能成行的尼赫魯復電毛澤東說：「我極想到延安觀光並拜訪您，但歐洲戰爭爆發，以致局勢嚴重，使我必須立即返印。我很遺憾，竟這樣突然地離開中國。但我希望能再有機會到中國來。我謹向您和英勇的八路軍致敬，謹祝中國解放事業成功。」回國前一天，尼赫魯在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的招待會上再次真誠地表達了這一願望，言語中充滿了對不能到延安訪問的遺憾。

此後幾年中，尼赫魯與毛澤東又多次通信。在雙方的這種神交中，由於相似的革命經歷和政治追求，二人很快建立起一種特殊的感情，從而為後來中印兩國關係的「蜜月」期埋下了伏筆。

毛澤東畢生只去過兩個外國的領土，一個是蘇聯，另一個便是印度駐華使館。1951年1月26日，毛澤東曾蒞臨印度大使館參加印度國慶招待會。後來，應印度大使小尼赫魯(尼赫魯的侄子)的邀請，毛澤東又赴印度使館參加晚宴。由於主人怕印度菜太辣，便少擱了香料，但愛吃辣子的毛澤東嘗了一口就問：「印度咖喱在哪兒？」主人馬上把菜送回廚房，加足香料，毛澤東才吃得滿意。席間，毛澤東還講了中國民間有關「歸西」的典故，說中國人死後都希望到印度去投胎，一時語驚四座。

1954年10月19日，尼赫魯以印度總理兼外交部長的身份，與女兒英迪拉·甘地夫人一起訪問中國，15年前的願望終於實現了。為了歡迎這位「故人」，毛澤東打破外交慣例，破格熱情接待。根據印方史料，尼赫魯乘敞篷車由機場到賓館時，沿途竟有100萬人夾道歡迎。在北京期間，尼赫魯與毛澤東一起談話的時間甚至超過他與周恩來一起的時間。最令人動容的是，當毛澤東與尼赫魯在中南海話別時，不但親自送後者上車，還心情複雜地吟誦了大詩人屈原的詩句：「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由此留下了中印兩國外交史上的一段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