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陳雲同志在延安

陳雲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在20世紀30年代初，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六成員之一。長征前夕，陳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紅5軍團中央代表，長征開始後，隨紅5軍團踏上了漫漫長征路。長征途中，陳雲還先後擔任軍委縱隊政委、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職。但是在1935年6月上旬，紅軍主力渡過金沙江之後不久，中央紅軍即將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時，一些細心的人發現，陳雲突然「消失」了。長征隊伍中再也見不到陳雲的身影，即便是與陳雲最親近的人也不知道陳雲到哪裡去了。於是，部隊裡就出現了種種傳說，有的說陳雲已經犧牲了，更多的人說陳雲失蹤了。陳雲在長征途中為何悄然「失蹤」了呢？他究竟到哪裡去了呢？

受命後的絕密行動

紅軍長征開始後，蔣介石一方面調集部隊對紅軍主力進行圍追堵截，另一方面瘋狂破壞白區黨的組織，致使上海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當時，蘇區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繫，大都是通過共產國際駐上海辦事處。由於中央紅軍長征後惟一的一台100瓦的大功率電台在湘江之戰中被毀，因此無法與共產國際建立直接的聯繫。渡過湘江後，中共中央為了重新建立與共產國際的聯繫，曾派一名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到上海與地下黨聯繫，但是行動未能成功。遵義會議後，黨中央認為十分有必要將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有關情況及時向共產國際方面通報，同時也必須恢復白區黨的組織，以配合紅軍主力作戰。於是，中央決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這一使命。

這是一項極為複雜而又艱巨的任務，需要有縝密的策劃能力和應變能力，並且熟悉黨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誰能夠擔當此項重任呢？派誰去呢？黨中央經過再三研究，最後認為陳雲和潘漢年對上海的情況比較熟悉，也有著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是擔負這一使命的最佳的人選。由於任務的重要性，這一決定是中央的核心機密，只有極少數幾個人知道。二渡赤水後，潘漢年即奉命先行離開長征隊伍，準備到上海後與陳雲會合。遵義會議後，陳雲並沒有馬上離開長征隊伍，而是在紅軍主力渡過金沙江到達四川後才秘密離開長征隊伍趕赴上海的。

為了能使陳雲從幾十萬敵軍的層層包圍中順利穿插出去前往上海，黨中央採取了極其嚴密的保密措施。除了幾個高級領導外，其他指揮官和領導都不知情。陳雲本人也未把「出走」的原因告訴任何人，他只是在臨走前委託當時作為中央縱隊秘書長的劉英，將隨身攜帶的機要文件交給組織處理，並把一條蚊帳留給了好友張聞天，其他行李衣服托劉英轉給他的親屬。

此時此刻，陳雲的心情是複雜的。與戰友們分開，他確實捨不得。大家自從離開江西蘇區，患難與共、一路拚殺，生死相伴，血戰到現在，不知一同翻過了多少山，涉過了多少河，克服了多少難以想像的困難？現在要離開朝夕相伴的戰友了，卻無法跟他們告別，甚至還要瞞著他們悄悄離開，想到這裡，陳雲的心裡很不是滋味。但是，自己身負重要使命，身負黨中央的高度信任和期望，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中央的決定高於一切，決不能因為個人的情感而耽誤了大事，因此，陳雲將不捨之情和戰友們的誤解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毅然脫下軍裝 ，換上了一套當地老百姓的衣服，隻身悄悄地離開了長征隊伍。

臨行前，劉伯承為陳雲寫了兩封親筆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慶的弟弟協助陳雲抵達上海。陳雲還從林伯渠那裡領了到上海恢復黨的白區工作的經費，為了以防外一，他把大面額的鈔票放在隨身攜帶的一隻熱水瓶的瓶膽下面，這樣不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方便將寶貴的工作經費安全地帶到上海。

如果說長征中時刻有生命危險的話，陳雲接受這一使命，其危險程度絲毫也不比長征遜色。單就離開四川來說就充滿了驚心動魄的險情。

在四川，陳雲人地生疏，加上他滿口上海話，很容易被人認出來。而此時，蔣介石正坐鎮四川成都指揮「圍剿」紅軍。四川境內軍警特務遍地皆是，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落入敵手。為了確保陳雲的安全，在四川天全縣靈關村，黨組織特地安排了既熟悉四川情況又機智勇敢的當地地下黨員席懋昭護送陳雲出川。席懋昭當時的公開身份是靈關小學校長。同時，黨組織還為陳雲安全出川做了一項特殊的安排。

那天細雨濛濛，天色昏暗。陳雲和席懋昭化裝後離開隊伍，準備繞道滎經縣經雅安再奔成都和重慶。為了避開追擊紅軍的敵軍，他們由小道向滎經縣進發。沒走多久，突然從後面跑上來一個人。只見這個人渾身是泥，神色慌張，已經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了。原來這個人原是滎經的一個地主，當時任國民黨天全縣教育局局長，在準備逃往滎經縣時被紅軍抓獲。中央決定派陳雲去上海後，認為可以利用這個教育局長幫陳雲他們安全通過滎經縣。於是紅軍便把這個地主押往靈關村，待陳雲與席懋昭離開靈關村後故意讓他逃跑。陳雲明白這一計，看見這個「教育局長」趕上來，就對席懋昭使了個眼色，席懋昭心領神會，於是假裝親近主動與「教育局長」搭話。席懋昭說他和陳雲是為了躲避紅軍的追捕而逃跑的。這個「教育局長」發現竟遇到了和自己「同命相連」的人，十分激動，對席懋昭的話信以為真，還向陳雲他們講述了自己的遭遇。後來，三個人決定結伴而行，一道去滎經。上路以後，陳雲才發現，原來這個「教育局長」同一路上的民團很熟悉。所到之處，民團都對他很客氣，特別順利地就放行了。第二天，他們便順利地到達滎經縣。之後，陳雲就以江浙商人的身份作掩護，繼續前行。

為什麼化裝成商人呢？因為陳雲對商人這個行當比較熟悉，熟知這裡面的玄機，必要時，也能滿口行話，加上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外人很難看出他的真實身份，因此，化裝成商人是最合適不過了。席懋昭是本地人，對當地情況比較瞭解，人又非常機智。因此，他們二人順利地通過了雅安，幾天後又平安地到達了成都。

當時坐鎮成都的蔣介石怎麼也不會想到，他曾多次通緝的共產黨要人陳雲會來到自己的眼皮底下。陳雲拿著劉伯承的親筆信來到了劉伯承的好友、美豐銀行董事胡公著家裡。胡公著看到信後十分震驚，一方面他對陳雲的勇氣和膽略由衷地感到欽佩；同時也為陳雲在成都的安全而感到擔憂。胡公著告訴陳雲，成都風聲甚緊，不宜久留。對胡公著先生的憂慮和擔心，陳雲是能夠理解的。當時的局勢的確很緊張，蔣介石唯恐紅軍進入四川腹地活動，在成都一帶布下了重兵，嚴加防範。他還在成都市區增加了許多崗哨，任何過往行人都要受到嚴格的盤查，警察也經常在夜間闖入居民家中查驗戶口，整個成都已經處於嚴密的戒備狀態下。在這種情況下，稍有不慎，即可能招來殺身之禍。陳雲深知成都實在不便久留，於是在胡公著家中只留住了一夜，第二天便離開成都前往重慶。

陳雲離開成都幾日後，在當地報紙的一處極不惹眼的地方上刊出一則名為：「廖家駿啟事」的遺失啟事。啟事的內容是：「家駿此次來省，路上遺失牙質圖章一枚，文為『廖家駿印』，特此登報，聲明作廢。」這則看似再普通不過的啟事傳遞的卻是極不普通的信息。登啟事的那位「廖家駿」便是陳雲，這則啟事的內容是陳雲出發之前與周恩來商量好的，啟事內容也是根據事先約好的暗號來寫的，以此來向黨中央傳遞自己已經衝出重圍，安全到達成都的信息。

來到重慶後，為了安全起見，陳雲安排席懋昭在旅館裡等著，自己帶著劉伯承的另一封信，幾經尋訪終於在一個藥鋪找到了劉伯承的弟弟劉叔禹，隨後便在劉叔禹家安頓下來。劉伯承的母親對陳雲噓寒問暖，全家熱情地招待了陳雲。十幾天後，劉叔禹為陳雲買好去上海的船票，送陳雲到朝天門碼頭上船。陳雲告別了劉伯承的弟弟和幾十天來一直護送自己的戰友席懋昭，只身前往上海。上船前，陳雲緊緊地握著席懋昭的雙手說：「懋昭同志，太感謝你了。這次路上太匆忙，等革命成功後我要再回到成都來，找你一起去看杜甫草堂！」席懋昭也笑著說：「好，我到時候一定在成都恭候。一路上請多多保重！」

汽笛長鳴，輪船緩緩東行，陳雲心潮難平。新的艱巨任務正等著他去完成，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之行究竟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滾滾的江水猶如陳雲此時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

冒險恢復上海地下黨的工作

1935年7月初，陳雲幾經周折終於抵達上海。他化名「李介生」秘密住進位於當時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館。

陳雲這次回上海是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領導恢復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地區的地下組織，同時設法同共產國際取得聯繫，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近況，尤其是遵義會議的情形。

陳雲抵達上海後才發現，此時的上海已經與以前的情況大不相同。不僅白色恐怖更加嚴重，而且中共上海中央局接連遭到三次大的破壞，損失十分嚴重，一時間，難以接上關係。考慮到這種情況，陳雲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章乃器此時已是上海的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擔任浙江實業銀行的副總經理和滬江、光華大學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從事抗日救國運動，被譽為「中國左翼運動的理論家」。章乃器的二弟章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支部書記、上海店員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與陳雲共同從事過工運鬥爭。而已改名為「章秋陽」的章郁庵，以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的公開身份，繼續從事秘密工作。

通過章乃器，陳雲很快見到了章秋陽，並與黨組織接上了關係。章秋陽立即將陳雲轉移到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賢坊21號自己家中。不料有一天，陳雲與一位來找章秋陽的人不期而遇，這個人原來也是商務印書館的黨員，與陳雲相識。為了安全起見，章秋陽馬上安排陳雲更換了住處，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裡唐文雲(章秋陽愛人)家中。

這時原商務印書館黨員孫詩圃，奉黨組織之命從無錫趕到上海，參加掩護陳雲在滬的安全工作。之後，陳雲又通過章秋陽找到上海臨時中央局的同志，瞭解了上海黨組織的情況；還通過潘渭年知道了在港的潘漢年將立即來滬。同時陳雲還順利地找到了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和何叔衡的女兒何實嗣(因為她倆與共產國際駐上海聯絡員都有聯繫)，並通過她們很快與共產國際駐上海的聯絡員取得了聯繫。

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好之後，陳雲立即著手恢復受到嚴重破壞的白區地下工作。恰在此時，剛剛與陳雲建立聯繫的上海地下黨組織再次遭到敵人的破壞。上海臨時中央局、中共江蘇省委、共青團中央局大批主要領導被捕入獄，連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即勞倫斯)也在上海遭逮捕。形勢萬分緊急。

當時蘇州河上有十幾個橋，每個橋上都有國民黨特務，而且特務中有一些是變節的叛徒，由於過去為黨工作過，他們中有很多人認識陳雲，不少地方都掛著陳雲的通緝令，上面有陳雲的畫像。有一次，陳雲遇上一位特務，就先聲奪人地說道：「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發我，共產黨饒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賬！」據陳雲的子女在《陳雲家風》中寫道：陳雲做了多年地下工作，特別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個特務被嚇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壓，頭一扭，就裝作沒看見過去了。因為當時共產黨的專門處決叛徒的中央特科在上海已經「名聲大振」，早就令那些叛變的特務聞「名」喪膽了。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與共產黨作對，過不了幾天就被教訓了。就這樣，陳雲利用叛徒心虛的弱點，一次次地躲過了被叛徒告密的危險。

不久，從香港返滬的中央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潘漢年來到上海與陳雲會合，他們對於恢復上海地下黨組織的任務均感到壓力巨大。這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知道了陳雲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嚴重，認為上海環境十分險惡，在上海十分冒險。於是決定請陳雲、潘漢年等人盡快赴莫斯科。由此，1935年8月上旬，陳雲與陳潭秋、曾山、楊之華、何實嗣(何叔衡之女)等人在宋慶齡的幫助與巧妙安排下秘密地乘上了一艘蘇聯貨輪。為了避開敵人的搜查，陳雲藏在船的底艙裡，那裡霉腐氣味刺鼻，空氣稀薄，又不能發出任何響動，直到貨輪駛出吳淞口他才走出底艙。陳雲一行在海參崴下船後，從那裡改乘火車經西伯利亞於9月上旬抵達莫斯科。潘漢年於8月下旬，化名「水番三郎」乘蘇聯貨船「東方號」離開上海，9月下旬抵達莫斯科。

陳雲在上海住了大約一個半月，《隨軍西行見聞錄》就是陳雲在上海尋找地下黨組織關係和等候去蘇聯的一個多月時間裡寫下的追述紅軍長征的文稿。為了便於公開發行與流傳，他以「廉臣」為筆名，假托一個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的口吻，向世人第一次生動細緻地記述了紅軍長征的歷程，描寫了紅軍領導人同群眾的密切聯繫。

向世界宣傳長征的第一人

陳雲一行到達莫斯科之際，正是共產國際急切盼望瞭解中國共產黨情況之時，因此，陳雲的到來使在莫斯科的中國同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領導人非常興奮。陳雲一行抵達莫斯科後，立即受到了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人的接見。這時，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剛閉幕不久。由於共產國際與中央紅軍已長時間失去聯繫，陳雲便借此機會在10月15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向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領導人詳細地匯報了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

陳雲在報告中，把紅軍長征分為從江西到貴州、進入貴州到佔領遵義、攻下遵義到渡過金沙江和過江之後四個階段。在談到第一階段時，陳雲著重指出，紅軍在取得突破國民黨軍隊四道封鎖線勝利的同時，已經明顯地察覺到純軍事性質的錯誤，他說，「我們彷彿總是沿著一條在紙上畫好的路線，朝著一個方向直線前進……結果，我們無論走到哪裡，到處都遇著敵人迎接」。由此，「我們對此前『靠鉛筆指揮』的領導人表示不信任」。在黎平，領導人內部發生了爭論，「原來的領導人堅持直線前進的做法，認為此後也必須照此辦理。我們堅決加以反對……全體紅軍將士都主張應該突破薄弱環節，朝著敵方較弱而紅軍可獲得新的兵員補充的地方前進。這場爭論以決定改變原來的方針而告結束」。

對長征的第二階段，也就是從進入貴州到佔領遵義城這一階段，陳雲認為取得了四個勝利：一是拋棄了過去「直線」行軍的做法，轉而採取了比較靈活機動的行進方式。由於策略改變，前進比較順利，打進了貴州，攻佔了遵義城；二是在當地招募了新兵，擴充了隊伍；三是在遵義城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權；四是在遵義舉行了擴大的政治局會議。在談到遵義會議時，陳雲著重指出：「我們在這次會議上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最後階段與西征第一階段中軍事領導人的錯誤……這些錯誤得到了徹底糾正。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過去的領導人。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

緊接著，陳雲又詳細介紹了紅軍搶渡金沙江、佔領婁山關、強渡烏江與大渡河等一系列戰役取得的勝利。之後，他又闡述了為什麼紅軍的條件如此艱苦卻總能達到自己的目標，其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紅軍指戰員的「英雄主義精神」和「黨的正確領導」，以及「正確對待群眾和得到群眾的支持」。同時，他還特別強調：「這三個基本特點，就是我們紅軍不斷取得勝利的保證。」

陳雲自豪地向共產國際介紹，「我們的黨當然犯過某些錯誤，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糾正了。像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錯誤時期需要共產國際出面干預的情況，再也不會有了。目前，我們黨在新的情況下能夠自己提出新的任務」，「我們黨能夠而且善於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我們擁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英勇無畏、為實現共產國際總路線而鬥爭的幹部隊伍」。

通過陳雲的匯報，共產國際瞭解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增加了對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瞭解和信任，共產國際因而迅速轉變了態度，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1936年，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第一、第二期合刊上發表了《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一文，稱讚毛澤東有「鐵的意志，布爾什維克的決心，英勇無畏的精神，是革命名將和政治領袖的無限天才」。

陳雲詳細、客觀的報告，使當時業已很長時間沒有得到直接來自中共中央消息的共產國際有機會正確瞭解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富有實踐經驗的領袖群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對中共中央在以後同張國燾的鬥爭以及後來幾年內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這是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最早系統地向世界闡述長征過程的報告。陳雲的這個報告，不久被人整理成題為《英雄的西征》的文章，以他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諧音「施平」署名，於1936年春發表在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雜誌(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這是在世界革命陣營內，最早宣傳紅軍長征的文獻，成為後人研究長征和遵義會議歷史的最珍貴資料。

為了宣傳長征，陳雲還親自撰寫文章。在1935年8月在上海逗留期間，陳雲就寫成了《隨軍西行見聞錄》。當時，紅軍長征還沒有完全結束。在這本書中，陳雲巧妙地運用假托的筆法，以當時閩西一位個體醫生在長征中的經歷為原型，假借一個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廉臣」之口，用第一人稱詳細生動地述說了紅軍長征。由於從小受到蘇州評彈說書藝術的熏陶，陳雲將長征中驚心動魄的故事寫得生動活潑，將紅軍將士的革命英雄主義情懷描繪得栩栩如生，使人讀了之後，有身臨其境之感。《隨軍西行見聞錄》雖然只有短短的三萬字，但寫得通俗自然，真實可信。

在書中，陳雲描寫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紅軍領導人與紅軍戰士的平等相處、與老百姓的魚水深情。如記述「廉臣」為毛澤東、朱德治病時，寫道：「與國民黨軍官不同，紅軍軍官真是與士兵同甘共苦。上至總司令下至士兵，飯食一律平等。紅軍軍官所穿之衣服與士兵相同，故朱德有『火夫頭』之稱。不知者不識誰為軍長，誰為師長。而且紅軍領袖與士兵特別接近，軍長師長常與士兵打籃球、排球，軍官與士兵相親相愛。紅軍領袖之品行及辦事精神，亦為現世一般武人望塵莫及。紅軍軍官不賭博，不抽大煙，紅軍軍官未聞有貪污及剋扣軍需者……」陳雲在書中還借「廉臣」之口，呼籲國民黨停止內戰，「如果停止自殺，而共同殺敵，則不僅日本不足懼，我中華民族亦將從此復興矣」。

陳雲雖然沒有走完長征全程，卻是最早記錄和宣傳長征的人，為長征勝利做出了獨特的貢獻。1936年3月，巴黎的《全民月刊》連載了陳雲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同年7月，這本書在莫斯科出版，比瑞士傳教士勃沙特的《神靈之手》還早近半年。因此，陳雲可以稱得上是向世界宣傳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這一偉大壯舉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