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吳錫麒嘗言：「忠孝為庸行之常，而不磨者至性；文章乃千古之事，而難得者通才。」「至性」、「通才」這兩個標的，懸置甚高，誰能當之呢？吳氏接著說：「今乃見之於吾友洪君矣」。

洪君，即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清代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他的故鄉是陽湖，今屬江蘇常州。陽湖文派以文學著名，常州今文學派以今文經學傳世，洪亮吉雖不屬此二派，但文學、經史也均成一家之言。

洪六歲喪父，隨外祖母住。家貧，婦人常紡織貼補家用，他就在梭子聲中誦讀不輟，成年後還作《梭聲燈影圖》以紀念。少年時代，他與同鄉黃景仁、孫星衍、趙懷玉等結社，被稱為「毗陵七子」。26歲入朱筠幕，得交戴震、邵晉涵、汪中、王念孫、章學誠等乾嘉名學者。後入安徽太平四庫館局主事。35歲始中舉，翌年入畢沅幕，伙孫星衍協畢氏編纂書甚多。畢沅死後，洪還曾去其墓前痛哭。1790年他考中進士，已經40多歲了。先在國史館任編纂官，後督貴州學政，廣刊經史書籍，開一方教化。1796年回京，不久因上疏嘉慶獲罪，充軍伊犁。百日即赦還，返鄉居家，撰述終老。

亮吉的至性，表現之一是事母極孝。乾隆四十一年（1776），其母病重，他星夜馳歸，半路有人告以母死，一下昏過去，醒後無法進食。過橋，因神思恍惚落水，漂浮數里始得救。繼而痛哭終日，不肯吃飯，有人勸說：「你這樣子，母親看到也不會開心」，他才吃點粥。居喪至謹，3年內不吃肉飲酒。

亮吉的至性，又在奉友至誠。他的摯友黃景仁詩才冠代，青年時期與洪齊名，同在朱筠幕府。朱曾寫信給錢大昕：「甫蒞江南，晤洪、黃二君，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洪亮吉自己也說，朱筠對他倆「有猿鶴之目」。然而天才每易早夭，黃景仁在安邑病逝，只有30多歲。病危期間，黃給洪寫了最後一封信，托以身後之事。洪接信後借馬疾馳，從西安奔赴安邑，四晝夜七百里，不休不停。他傾囊為黃治喪，親送其棺柩返鄉，並撰輓聯：「噩耗到三更，老母寡妻惟我托；炎天走千里，素車白馬伴君歸」。

亮吉的至性，還在其亢直剛烈、無拘無束。他個子高大，面色如火，嗜歌好酒，與人談論世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趙懷玉說他「厚於天稟，情性過人，然明好惡，別是非，無所回護，議論激昂，慷爽有古直者之風。」江藩則稱，洪因與其爭論學術，最終竟絕交。而嘉慶也指斥亮吉「平日耽酒狂縱，放蕩於禮法之外，儒風士品，掃地無餘。」

亮吉的不拘小節有時甚至到惡搞的地步。一次，他去找朋友惲敬耍，大喇喇入門，扔下鬥酒、燒雞，高喊：「賊娃子，我來看你了！且放開整酒！總比將來我給你上墳，把酒澆你墓前強嘛!」惲敬只好在心裡唸一聲「汗」……不過，亮吉有句話可算對自己最好的辯護：「人孰無病，但自有其真耳」。

朋友或許能容忍一個有病、有才的真人，他者未必能，比如嘉慶。

嘉慶三年，大考翰詹諸員，洪亮吉寫《征邪教疏》，對其時白蓮教興、川陝不寧的時事直言無隱，京都爭相傳讀，結果卻被當局列為下等。

倒霉的還在後頭。嘉慶五年，洪亮吉完成《高宗實錄》第一卷編修，打算交差回鄉，但對腐敗時政的憤怒，讓他如骨鯁在喉，終於寫就一篇近6000言的政論，分托成親王、朱珪、劉權之三人轉交嘉慶。

政論相當激烈，列數朝臣乃至嘉慶本人的若干宗罪：欲勵精圖治而尚未盡法；權臣當國而尚未盡改；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治則欲肅而未肅……語氣也異常凌厲，聊舉一段：「蓋人材至今日，銷磨殆盡矣。以模稜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取進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由此道者，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缽相承，牢結而不可解」！不止如此，亮吉更直斥嘉慶「視朝稍晏，恐有俳優近習，熒惑聖聽」，這差不多是說，嘉慶你上班不積極，怕是被身邊的寵臣、狐狸精給迷壞了吧！

嘉慶沒有雅量，立刻交付軍機和刑部擬罪。等待裁決時，洪亮吉與趙懷玉喝告別酒，懷玉一滴不能下嚥，而亮吉大嚼。懷玉哽咽，亮吉卻說：「有旨斬立決耳，吾乃今日知死耶！君少安」，顏色不亂，飲啖如常。

由於朱珪等人的求情，洪亮吉終未被處決，只充軍伊犁。百日後，嘉慶求雨不成，於是反省：自從亮吉充軍，眾臣噤若寒蟬，言路大塞。老天爺是不是也因此塞了雨路？為自表善於納諫，嘉慶下旨，赦歸洪亮吉。說來也巧，當天下午，雨就落了起來，到晚上，更是甘霖如注。

亮吉雖返故里，仍無完全的人身自由，他被發落地方官看管，並且不許出境，等於相對寬鬆的軟禁。他索性在家著述自娛，死於63歲。

亮吉早年以詩名，駢文也不賴，「另具手眼，自寫性情」，蔣士銓誇之為「鐵崖樂府容齋筆，萬口爭傳洪亮吉」。他的詩確實不錯，比如充軍期間寫的「好奇狂客忽至此，大笑一呼忘九死。看峰前往馬蹄駛，欲到青松盡頭止」，豪情盡露；又如寫天山大雪的「雲頭直下馬亦驚，白玉欄杆八千丈」，奇景畢現。他一生愛行遊，屐齒印遍吳、越、楚、黔、秦、晉、齊、豫，乃至絕塞邊疆，風物見得多了，筆下自然咫尺萬里。趙翼贊其為「人間第一最奇景，必待第一奇才領」，雖有溢美，亦非謬讚。

作為通才，洪亮吉在史學、經學、音韻學等方面均有研究，而最有建樹的是歷史地理學。他作《春秋左氏詁》、《》、《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旁搜博采，考證精密。而在貴州學政上撰寫的《貴州水道考》，更是一部帶實證色彩的難得著作，如其自序：「余以壬子冬，奉命視學此方，軺車所至，類皆沿流溯源，證以昔聞，加之目驗，既不信今，亦不泥古……庶後為方志者有所考鏡雲」。

當然，最為今人稱道的，還是他關於人口的議論，主要見其《意言》一書的《治平篇》與《生計篇》，當代學者研究的很多了，就不贅述。

最後想說一點，許多人津津樂道於洪亮吉的《意言》比英國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發表還早5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論專著，我以為這說法未免有點兒意淫。首先，洪氏的論述沒有超過時人常識範疇，不夠深入，也未成體系；其次，他沒有如馬爾薩斯一樣將人口理論寫成專書，而是散見於篇什；最後，馬爾薩斯憑此書開創了馬爾薩斯主義的人口學派，日後又引發了新馬爾薩斯主義，而洪亮吉的議論，在清代卻如空谷足音，未產生多少實質性影響。

儘管如此，對一位在200多年前就指出人口膨脹隱患的學者，我們仍應致以必要的敬意。他不一定是先知，但至少有了先覺；他未必能讓毛澤東折服，但也許能令馬寅初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