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代司馬遷的書中開始，對新疆地區有了清楚的記錄。天山南北廣闊地區多民族聚居生活的真實圖景清晰地展示在我們面前。西漢「西域都護府」的建立使「漢之號令班西域」，新疆成為祖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新疆歷史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西域社會狀況

　　我國先秦時期的史書中，將當時新疆的古代部落或民族群體統稱為「西戎」。從西漢司馬遷撰寫《史記·大宛列傳》開始，地理上被稱為「西域」的地區，也就是今天新疆地區的民族分佈和社會情況才比較清晰了起來。西漢時期，將今天陽關、嘉峪關以西地區稱為「西域」。西域地區以天山為界，在北部地區主要活動的是逐水草而流徙的遊牧民族，故被稱為「行國」，主要是塞人、月氏人、車師人、烏孫人和匈奴人等;天山以南則主要是農耕定居的各個民族群落，他們往往以沙漠邊緣的綠洲地區為聚居地，過著日出而起、日落而居的農業田園生活。史籍中稱他們為所謂「城郭諸國」。西域「三十六國」中的大多數都是指的他們，主要是塞、吐火羅和羌人等。

　　秦漢時期，在西域地區，甚至遠至中亞各地都出現漢人活動的蹤跡，漢人當時被稱為「秦人」，全因他們是當時控制西北地區的秦國的子民。西域的自然和區域特點還使該地社會處在互不相屬的割據狀態，《漢書·西域傳》：「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公元前177—前176年，匈奴南下擊敗月氏人，控制了西域。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管理該地事務，利用西域為基地經常劫掠漢朝邊境地區，對西漢王朝構成嚴重威脅。匈奴進入西域及其統治不只改變了原來該地割據鬆散的政局，還直接促成了後來西漢王朝統一西域的進程。

　　漢朝統一西域過程

　　漢朝關注西域，並且最後在政治上統一天山南北各地，與當時的匈奴人在西域的活動有關。公元前138年，為了消除匈奴人對漢朝邊境地區的威脅，張騫受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力圖聯絡當時活動在今中亞地區的一個名叫大月氏的部族共同對付匈奴。張騫的西使歷盡艱辛，功績卓著，客觀上加深了兩地彼此間政治、經濟的瞭解和聯繫，擴大了漢朝在西域諸地的政治影響。張騫出使西域歸來後不久，亦即公元前121年，漢朝大將軍霍去病受命率軍西征，打敗了駐牧在河西走廊一帶的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漢朝政府隨即在此設置了武威、酒泉兩郡(後改為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漢朝這一軍事行動切斷了匈奴同西北各氐、羌諸部之間的聯繫，擴大了漢朝與西域各族間的往來。

　　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命大將趙破奴等率軍穿越陽關、玉門關西進，攻佔樓蘭、姑師。公元前102年，漢軍西行，又攻克時常與漢朝作對的位居今中亞費爾干納盆地的大宛國，顯示了漢朝國力的強盛，將漢朝的政治影響向西延伸到中亞廣大地區。這一系列政治、軍事活動極大提高了漢朝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公元前101年，為解決駐紮西域的漢軍和往來使者的糧食供應，漢朝開始在天山南部的輪台、渠犁等地駐兵屯田，並置設「使者校尉」統領之，「屯墾戍邊」由此成為歷代中央王朝開發邊疆、鞏固邊防的重要舉措，「使者校尉」是漢朝政府設在西域地區最早的地方官員。

　　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漠北草原的匈奴政權發生內訌，駐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賢撣恐遭不幸，率部眾自願歸服漢朝。漢宣帝令鄭吉率龜茲、渠犁諸國兵五萬人迎接日逐王及部屬。次年，漢宣帝任命鄭吉為都護，設立「西域都護府」，治烏壘城(今輪台縣策大雅南)。自此，新疆就正式列入了漢朝的版圖，成為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漢朝治理西域措施

　　「西域都護」設立是新疆地區統一於中央政府的顯著標誌。漢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護、專理屯田事務的「戊己校尉」等統領西域各地軍政事務的高級官吏;委任冊封當地各族首領，頒發漢朝印綬，允准其按照本地習俗管理地方行政事務，令其遣子入侍、貢獻方物;並駐軍鎮守，進行屯田戍邊，設立烽燧、驛站維護交通暢達，極大地推動了「絲綢之路」沿途的經濟發展。

　　東漢建立後，繼續西漢王朝對西域各地的統治，先設立「西域都護」管理該地軍政事務。著名的「定遠侯」班超就曾擔任過西域都護多年。後設立西域長史取代了「西域都護」職能。班超之子班勇曾就任「西域長史」，班超父子不只留下令人稱道的「投筆從戎」故事，且父子相承，為了鞏固邊防、發展西域經濟作出了重要貢獻。

　　漢代西域的語言文字

　　漢朝時期，西域各地居民除了使用漢語作為官方通用語言外，本地還流行著多種語言文字(這種狀況甚至延續到隋唐時期)。語言文化特性從一個側面也折射出當地居民來源和分佈局面的複雜性背景。龜茲(今天的庫車、拜城、新和縣等地)、焉耆和高昌一帶地區流行吐火羅語，而于闐地區使用的則是于闐塞語;前者使用一種用婆羅謎字母斜體書寫的文字，語屬印歐語系;後者使用的于闐文是一種婆羅謎字母直體書寫的文字，語屬印歐語系伊朗語族東伊朗語支。

　　鄯善、尼雅(今天的且末和若羌縣等地)一帶地區居民使用的所謂佉盧文則來自波斯(今伊朗)的阿拉美字母。漢代西域各地廣泛流行五銖錢(漢朝錢幣名稱)。新疆地區出土的漢晉時期「漢龜二體錢」、「漢佉二體錢」(西域流行錢幣名稱，正面鐫刻漢字及貨幣單位，另一面鐫刻龜茲、佉盧文和貨幣單位)不僅說明了該地區蓬勃發展的商品貿易水平，還深刻反映了文化交流的真實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