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最大的價值就是「突破了以往作品中『權貴的文革』和『知識分子的文革』，為展現平民眼中的『文革』提供了一種解讀」。

1972年，16歲的中學生徐星，給漂亮的女同學穎滔寫了生命中第一封情書。這個父母被下放到西北，獨自在北京過半流浪兒生活的少年，遭遇過種種世態炎涼。因此，在給穎滔的情書中，他更多的是傾訴這種精神苦悶和對時局的懷疑。單純的穎滔接到這封未署名的情書，驚慌失措，迫切地需要得到「大人的意見」，她考慮再三將信交給了自己信賴的班主任。豈料這名有著公安經歷的中學老師通過筆跡鑒定查找到了情書的作者，徐星旋即被捕入獄。

———這是作者徐星的真實經歷，也是他新完成的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的切入點。

上世紀80年代，全聚德烤鴨店職員徐星憑借中篇小說《無主題變奏》轟動中國大陸文壇，被視為「現代主義」在中國發展的代表作。1989年，他接受西柏林藝術大學邀請離開中國暫居德國，1994年回大陸定居。2004年，長篇小說《剩下的都屬於你》出版，徐星似乎再次回到公眾視野。

1994年回國後，徐星主要靠教外國人學中文為生，租住在當年全聚德分給他的地下室裡。2001年，這間地下室被竊賊洗劫一空，45歲的徐星突然成為赤貧者，被迫在網上拍賣著作權。這兩年他的書陸續在國外和大陸出版，但依然無法在北京買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經濟現狀讓他無法自己出資拍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由法國電視五台投資拍攝。值得一提的是，法方比徐星更害怕這部片子過於尖銳，擔心如果「碰線」，以後再也不能在中國賺錢了。這也是徐星始料未及的。

徐星的絕大部分作品都繞不開「文革」。「那段歷史對我的影響太大，必定是終身的，它改變了我的命運。這也是拍攝《我的文革編年史》的緣由。」歷時兩年，2007年底，這部紀錄片完成剪輯。片中有兩條主線，其一是徐星個人的「文革」經歷，以一封情書給一個鍾情少年所帶來的巨大傷害，來折射「文革」浩劫對人性對生命的踐踏和漠視；其二是追蹤「文革」時期的一些著名的事件和人物故事，在還原歷史真實的同時，還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徐星以自述者和尋訪者的雙重身份出現在片中。

尋訪中，有不少聲音對徐星的觸動很大。

重慶沙坪壩有座著名的紅衛兵公墓，其中卻有一座無辜喪生女人的墓碑。她的兩個兒子告訴徐星：1968年，重慶紅衛兵發生大規模武鬥，在逃難的路上，母親被山上飛來的流彈擊中心臟，頓時倒下，睜大眼睛痛苦地盯著兩個孩子。而此前他們為了表明是逃難的老百姓，還特意穿上了白色的粗布衣裳。哥哥見狀趕緊脫下衣服向山上揮舞示意身份，未料卻引來了更多的子彈，路邊民居裡跑出來一位好心的農民將哥倆拉入屋後的院落。而今，救人和殺人的都還活著。

在義大利使館的看片會上，一位老人站起來說，他曾問過現在的青少年什麼是「四人幫」，有說是馬恩列斯的，還有說是四大天王的，答案千奇百怪。讓徐星在大為驚歎的同時，也深感擔憂。也許，這更表明了盡早還原歷史、反省歷史的重要性。

因為情書被捕後，徐星將深深愛慕的初戀對像穎滔從腦海中「刪除」了。30多年後，為拍這部紀錄片，穎滔特地從美國趕回北京。兩人對坐，娓娓道出往事。當年老師的舉動也出乎穎滔的意料，她感覺自己被欺騙了，悔恨卻無能為力。機場告別時，這位消瘦的女子不住地說：「我永遠也不會原諒我自己」。這是片中惟一一個站出來講述自己當年如何傷害了無辜，並表示歉意的受訪者，在拍片過程中，徐星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他再也找不到這樣的聲音。

1966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校長卞仲耘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影片中通過受訪者追憶了這件慘案，卞仲耘的丈夫面對鏡頭的神態與表情十分凝重，長時間的沉默無語讓人感到窒息。他在妻子被打死的第二天去買了一台照相機，拍下了妻子傷痕纍纍的屍體。孩子們將母親的靈堂裝在一個櫃子裡，沒人的時候才敢打開櫃門哭泣。而直到如今，參與這件事的紅衛兵無一人站出來哪怕道一聲歉。

而徐星本人，也試圖通過各種關係找到當年那位告發他的班主任，不過並沒有結果。「我一點不恨那個老師了，我只想找到他見個面。他當年也是為了自保，他的行為沒有讓我失去生命。而那麼多在『文革』中無辜死去的人，至今沒有任何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