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蘇聯舞劇竟把中國馬列主義傳播歸功於妓女
《毛澤東的翻譯——師哲眼中的高層人物》封面
陳伯達曾經留學蘇聯多年,卻連一句俄文都沒學會。來到革命聖地延安後,他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寫了《評〈中國之命運〉》和《人民公敵蔣介石》兩本小冊子,一舉成名;解放後參與了「毛選」的編輯整理及「九評」的寫作。但他自私自利、投機取巧的本性一直未變,終於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翻車」,淪為林彪陰謀集團的同黨。
留學蘇聯連俄文「好」也說不清
我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第二天見到了毛澤東,會見以後,毛澤東請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吃飯。毛澤東、陳雲、張鼎丞陪周恩來、任弼時一桌;柯慶施和陳伯達陪我。我就是在這裡認識並逐漸接近和瞭解了他們。當時,柯慶施任統戰部副部長,陳伯達在他手下工作。
上世紀30年代初,柯慶施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時,也是負責統戰工作。1931年陳伯達從蘇聯回國以後,也到了天津,但找不到黨的關係,幸而遇到他在蘇聯留學時相識的柯慶施,總算接上了關係。但因為他說一口福建惠安的土話,一般人聽不懂;他的個性又古怪,很難同別人合得來,柯慶施只好把他留在自己身邊工作。柯慶施曾派他到抗日名將、我黨秘密黨員吉鴻昌那裡執行過任務。
陳伯達在北京被國民黨憲兵三團(當時對付共產黨最兇惡的組織)被捕過,但發現他有病,確診為「老鼠瘡」。憲兵三團一方面怕被傳染;另一方面認為患了「老鼠瘡」反正活不長,就把他釋放了。隨即他就離開京津,往西北而來。陳伯達到達延安時,柯慶施已先於他回到了延安,並擔任了統戰部副部長。陳伯達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仍到他那裡工作。
統戰部位於楊家嶺後溝,出出進進總有機會遇到毛澤東。陳伯達不放過一切同毛澤東說話的機會,哭著鼻子訴說他的委屈,說他1926~1928年在莫斯科受王明的「排擠打擊」。
其實,陳伯達在莫斯科,就是在中山大學學習。據和他同期在中山大學的同志說:陳伯達在中山大學和誰都不來往。和蘇聯人之間固然因為語言不通不便交往,和中國人之間呢,因為他那福建惠安的方言,也很難交往。日常生活中,他是只顧自己,從不關心他人,於是他在中山大學實際上是「孤家寡人」。在蘇聯幾年,他仍聽不懂俄語,連個俄文「好」也說不清。那麼他在中山大學怎樣學習馬列呢?他讀的是中文書。
好「偷」文章,外號「臭蟲」
毛澤東對陳伯達的使用是費了一番心思的,先是讓他到馬列學院去上課,但他的話學員聽不懂,開會時本來討論很熱烈,他一發言,會場就渙散了。實在很難找到適合他的工作。
任弼時對陳伯達的品德是有看法的,對他不感興趣。但因毛澤東要用他,又無法安置,在任弼時擔任中央書記處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時,只好自己來管,於是在中央辦公廳下面成立了一個政治研究室,約20人,讓陳伯達任研究室主任。有時毛澤東出題目,讓他寫文章,《評〈中國之命運〉》和《人民公敵蔣介石》就是這樣產生的。
陳伯達擔任了政治研究室主任,從不領導室裡同志,只顧自己寫文章,還利用研究室的同志替他搜集資料,甚至把他們寫的初稿拿了去自己用,寫成文章卻是他一個人的。這就引起研究室的同志不滿。他竊取別人的勞動成果這一嗜好無法改變,所以有人給他起了個「臭蟲」的外號。
延安「搶救運動」中被打成「王實味反黨集團」成員的成全、王裡、宗錚、潘芳4人都是政治研究室的,他們是王實味的好朋友,但在陳伯達手下施展不開自己的才能,憋了滿肚子的氣。整風開始後,成全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建議不僅要整「三風」,還要整「人風」,對陳伯達提了一大堆意見。也有人給任弼時寫信,也是反映對陳的意見。但他們的信被壓下來了。於是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作了進一步發揮,把本來是對陳伯達的意見,變成了對黨的不滿。在康生的一手策劃下,王實味被打成了「反革命」,成全、王裡、宗錚、潘芳被打成王實味「集團」。這些人被整得很慘,只有陳伯達,沒有觸動一絲毫毛。
整風後期,大多數被整的同志得到了甄別平反。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得到平反後,都以各種理由要求調去了前方,政治研究室也就不復存在了。
整風以後,我被調到社會部第一室(情報室)任主任,住在棗園。毛澤東住在棗園前部的圍牆內,社會部部長康生住在棗園後溝,我住在圍牆外,就近圍牆有一小門可以通行,這樣我離毛澤東比離康生更近,為的是毛澤東找我方便些。我的近旁是副部長李克農。
我在社會部辦了個「書報簡訊社」。那時,邊區要訂外面的報刊很困難,但在我們那裡,通過各種渠道,竟集中了國統區、敵占區和國外的許多報刊。這些報刊除社會部本身使用外,還供總參謀部使用。為了有序工作,安排了幾個人管理這些書報,並作研究摘錄,印送給中央領導和「七大」部分代表參閱。書報簡訊社為了管好這些書報,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如:限制閱讀範圍、不准帶出室外等等。我特地告訴陳伯達:書報簡訊社不對外;閱覽時要辦手續;不得進入書庫;不得攜出室外,希望他自覺遵守。陳伯達口頭上答應了,實際上依然我行我素,不僅隨便進入書庫,還把書報拿走,進而又令工作人員為他搜集資料。工作人員很為難,向我報告,我只好這樣答覆:「你們任務很重,有時間可以幫他幹。」
有一次,他把拿走的資料又偷偷摸摸送了回來,在書報簡訊社門口遇上了李克農,他自己心虛,又想討好李克農,便說:「你守著書,一定看了許多。」
李克農因為眼睛不好,恰恰看得並不多,便以為陳伯達在挖苦他,於是回敬道:「閣下,不恰當的假謙虛,比虛偽更討人嫌!」
《評〈中國之命運〉》讓他成名
《評〈中國之命運〉》一書是陳伯達寫的,但那是毛澤東授意和修改的。毛澤東的本意是:讓無名之輩陳伯達去評,以示看不起蔣介石。毛澤東說:「讓陳伯達把他評了!」但在貶低蔣介石的同時,卻抬高了陳伯達。這本書的出版,使陳伯達的地位驟然升高了許多。
1945年為「七大」起草文件,劉少奇領導的一個組有廖魯言、胡喬木、安子文等。搞了幾個月,起草了幾次,都不理想。有人提出請陳伯達執筆,又怕請不動,劉少奇說:「人家有本事,就給人家磕個頭嘛!」於是,任弼時和劉少奇一起找陳伯達做工作,陳伯達果然略作推辭之後接受了。他將起草小組收集到的資料和幾次初稿拿去,不到一個月,寫出來了。經討論,沒做大的修改,一次敲定。
康生和陳伯達關係密切,他們都稱自己是受王明「排擠、打擊」的。陳伯達寫東西之前,幾乎總是先請示康生,康生給他出主意。陳伯達寫好後,也總是先請康生審閱,然後才送到毛澤東那裡。直到寫「九評」時,依然是這樣。康生曾打開他的櫃子讓我看他為「九評」準備的材料和意見,並說這都是提供給陳伯達寫文章的。
康生給陳伯達出點子、供材料,為什麼不自己寫呢?這正是康生的狡猾之處———他實現了自己的意圖,又得到陳伯達好感;更重要的是:一旦政治風雲起了變化,他不留一點痕跡。
陳伯達的第一個妻子到延安不久,無法同他生活,離開他到前方去了;第二個妻子可能是抗大的一個學員,只憑聽到的陳的名聲,便接受了他的追求,可是到一起生活之後,她受不了了,也離他而去。似乎在此之後,他還有一次婚姻,時間更短促,女的也跑掉了。
他婚姻多變的原因,主要是他除了讀書和寫文章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生活內容,從來想不到別人,更談不上關心照顧別人。陳伯達的住處,我從來不願意去,只有一次,是曹軼歐(康生的老婆)拉我去的,我才領教了一回:他的屋裡臭烘烘、亂糟糟,桌子上、床上、地上堆滿了書,根本無處下腳。似這等樣子,誰也無法同他生活。
第一次訪蘇時出洋相
1949年末至1950年初,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時,陳伯達也去了。
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到達莫斯科之後,有一次中國代表團應邀到克里姆林宮赴宴。蘇聯人在宴會時為了高興,通常要找一個嬉戲、捉弄的對象,斯大林捉弄的對象通常是米高揚,這次也不例外。他們很快發現中國人中也有可捉弄的對象,那就是陳伯達。於是斯大林說:他讀過《人民公敵蔣介石》,然後笑指陳伯達說:「這是個危險分子!」
陳伯達當然知道這是誇獎他罵蔣介石罵得痛快,於是就昏昏然了。他酒量本不大,被勸著猛飲,蘇方其他人也一杯一杯地灌他。陳伯達還以為有了表現自己的機會,根本無視毛澤東、周恩來的存在,逕直向斯大林碰杯,異常張狂。
回到住處孔策沃別墅,毛澤東把陳伯達叫到自己的房間,怎麼談的不知道,只是葉子龍進去了一下,出來以後,向著我用兩根指頭從眼睛往下劃,意思是:陳伯達在哭。
蘇聯方面也安排陳伯達這位理論工作者一些活動,共有三次,都是費德林陪他並為他翻譯的。
第一次是與學者座談,因此陳伯達應該有一個相應的名義,費德林出了個主意:就說陳伯達是「教授」吧。是哪一門學科的教授呢?這就難了。因為他哪一門都不專,和人家的專家一交談就會露餡。還是費德林出主意:就算「哲學教授」吧,因為「哲學」是個泛稱。
第二次活動,就是所謂的「《紅罌粟花》風波」。《紅罌粟花》是蘇聯的芭蕾舞劇,蘇聯人認為這是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的內容,然而,它卻和中國人的感情相悖謬!因為罌粟花是鴉片的原料,中國人曾經深受英國輸入鴉片之害,林則徐燒鴉片,是中國婦孺皆知的民族英雄。而劇中象徵蘇聯的海軍,同中國革命的聯繫竟是通過一個妓女,這又是中國人極為反感的。陳伯達確實很不高興。我們都看不下去,從包廂跑到休息廳去了。陳伯達的第三次活動是參觀莫斯科東方博物館,該館以中國展品居多。
參與「毛選」的編輯整理
毛澤東同斯大林的多次會談中,斯大林特別重視和關心毛澤東著作的編輯、翻譯和出版,毛澤東對此很滿意,並要求斯大林給他派一位理論上強的人幫助編輯整理。所以斯大林派到中國的顧問團,經濟建設方面的總顧問是阿爾希波夫,政治理論方面的總顧問是尤金。而尤金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工作程序是:田家英、陳伯達等人整理毛澤東手稿,毛澤東親自審閱定稿,然後我和費德林譯成俄文,尤金再根據俄文在理論上把關。所以《毛澤東選集》第一版是中、俄文同時出版的。
1950年3月初,毛澤東一行回到北京,尤金和費德林隨後也來到北京。田家英和陳伯達等人在城裡立即著手整理毛澤東的著作,我和費德林住在香山原青年療養院翻譯。最先定稿的是《矛盾論》和《實踐論》。這兩篇論文的譯文很快到了斯大林手裡,斯大林讀後極為推崇。他認為文字活潑、通俗、新鮮,與歐洲哲學著作的僵化形式形成鮮明的對比。他親自批示在《布爾什維克》雜誌(蘇共中央理論刊物)上發表。發表後是一片讚美聲。
在莫斯科期間,歐洲共產黨情報局的機關刊物《爭取世界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的主編米金曾向陳伯達約稿。陳伯達為此寫了稿,要我們為他譯成俄文。他那篇文章的題目是《斯大林與中國革命》。我讀了他的文章,總覺得似曾相識,後來想起來了,那是1949年12月《人民日報》上發表過的,是慶祝斯大林70歲誕辰的,他拿來稍加改動,再往外發。費德林發現文章前後有矛盾,就把陳伯達找來,指給他看,並問他:「你看前後矛盾不?」
陳伯達一把抓過就要改。費德林擋住道:「不忙,你先把思想弄清楚,到底是什麼意思?」
陳伯達一答,他又一問;陳伯達再答,他再問……反正陳伯達未能自圓其說。費德林耍夠了,讓他走了。費德林說:「『教授』的本事就這麼一點,給他捏攏算了。」
在廬山會議上「翻車」
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本來是要糾「左」的,陳伯達也看準了這個風向——既是毛澤東的本意,又是民心所向,於是他就支持了彭德懷。這就是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說的,陳伯達「跑到彭德懷那裡去了」。但毛澤東突然變成了「反右傾」!雖然陳伯達「反戈一擊」,暫時保住了自己,但他投機的本質卻暴露無遺。
1961年9月的廬山會議,討論工業60條,其間陳伯達幹了一件蠢事。在會議期間,他既不請示,也不請假,便自己下山去了。他下山時,無意中遇到剛從蘇聯回來不久的賀子珍。陳伯達告訴了她,說毛澤東在山上開會,如果想見毛澤東,這是極好的機會。賀子珍聽了陳伯達的話,便向毛的住處走去,他們相會了。陳伯達到山下又遇到了江青,他又把賀子珍去見毛澤東的事告訴了江青。於是江青「殺」上山去,大鬧了一通。
1970年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是陳伯達投靠「林副主席」最緊密的時候,也是他徹底走向「翻車」的時候。1971年4月「批陳整風」推向全黨全國,歷時1年有餘。
摘自《毛澤東的翻譯——師哲眼中的高層人物》師哲口述師秋朗整理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