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彈丸之島上的日本悄悄打出藝妓這張名片，就像打出一張牌的兩面：她們既是日本男子的精神情人，也是日本女性的夢想化身。她們的美與性別無關，她們的愛與婚姻無緣，她們一生與古典糾纏，她們做了傳統文化的祭品……

好萊塢影片《藝妓回憶錄》改編自美國作家阿瑟•高登的同名小說，該書於1997年出版後即暢銷全球，它以充滿靈性的細膩筆觸，再現了日本京都藝妓文化的精妙之處。

日本藝妓誕生於300多年前的江戶時代，一些著名的藝妓甚至對日本歷史的走向有過微妙的影響。經過幾百年的歷史演變，藝妓已經成為日本的國粹，同櫻花、相撲、歌舞伎一起成為日本的象徵，與富士山和金閣寺並稱為日本的「三大名片」。

然而，電影與小說中所描畫的藝妓形象，的確是歷史中真實存在的形象嗎？讓我們透過浮華的光影，對藝妓進行一番深度解讀。

「藝妓」，還是「藝伎」

粉白的面孔上點綴著猩紅的嘴唇和黑亮的眉毛，酷似戴著一張面具；梳著傳統的髮髻，身著華麗的和服，腳蹬厚厚的木屐，邁著細碎的腳步；在暗香浮動的黃昏與夜晚，出沒於繁華的街町與寂寥的小巷之間，似一縷來自古畫的魅影，轉瞬間不知所蹤……

在大多數人眼中，藝妓充滿了神秘而又曖昧的色彩，似乎是浪漫與淫蕩相結合的代名詞。其實，這是一種本質上的誤解，這種誤解就來自「藝妓」這個稱謂。藝妓在日語裡叫做「藝者」，翻譯成中文時將「者」字去掉，加了一個「妓」字。在日語中，「妓」字既可代表女性藝術表演者，也可以指女性性工作者。藝妓的「妓」是指前者，不過是一種職業的稱謂，並不含有「妓女」之意。藝妓從事的是一種表演藝術，與我們所熟悉的茶道、花道、相撲等一樣，同屬於日本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但在現代漢語中，「妓」字令人直接聯想到「性交易」，為了澄清這個概念，國內才有了「藝伎」這種以避諱為目的的翻譯寫法。但日語中的「伎」是指男性表演者，比如「歌舞伎」。

有關學者明確指出：將「藝者」一詞譯為「藝伎」，實質上是在道德層面上將「藝伎」置於「藝妓」之上，似乎「人」字旁的「伎」高於「女」字旁的「妓」，此中潛藏著性別歧視。更大的問題是，日本人的詞典裡有「藝妓」而無「藝伎」，我們可以從對待這個詞的迥異解讀中窺見中國人與日本人在性道德、性觀念方面的巨大差異。

藝妓的主業是陪客飲酒作樂，賣藝而不賣身。如果說有某個藝妓賣身，那純屬是個人行為。而且，藝妓在從業期內不得結婚，否則，必須先引退，以保持藝妓「純潔」的形象。直到現代，這個行規才被逐漸取消，藝妓終於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關於藝妓的正式形成有多種說法，一般認為它源自300多年前的江戶時代。當時，德川幕府為迴避西方列強對日本的窺視，採取了閉關鎖國政策，以此換來了一段 「浮華盛世」。在這個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日本文化得以充分消化吸收傳入已久的中國文明，創造自身傳統。我們所熟悉的歌舞伎、相撲、花道、茶道等日本傳統文化，大都形成於這一時期。為了增加政府稅收，德川幕府對內採取高壓政策，嚴厲禁止私娼，民間妓女便採用亦歌舞亦賣身的方式來鑽官府的空子。後來，幕府官營妓院中的妓女為生計所迫，也吸收了民間歌舞伎通俗的表演形式，轉變為既賣身又賣藝的藝妓。18世紀中葉，藝妓作為一種職業被合法化，其職業規範和習俗也隨之確立，只賣藝不賣身的行規被廣泛接受，表演的項目也逐漸增多，從而完成了從色情走向藝術的轉化歷程。

藝妓從一產生就扎根於日本上層社會，只有達官顯貴、富商闊佬才是她們的座上客，一般人等只能偶爾在豪華酒樓和隱密茶館中遠遠看到她們的身影。由於其服務對像地位特殊，她們平日深居簡出，很少在大庭廣眾之中拋頭露面。一臉濃妝掩蓋了她們的喜怒哀樂，她們在客人面前也保持著委婉和矜持。由於這種種原因，藝妓的世界始終充滿了一種神秘感。不過，揭開這層神秘的面紗，我們可以看到一名藝妓是怎樣煉成的，看到她們走過了一條怎樣的艱辛之路。

藝妓，意味著以藝術為生，學藝就成了她們的必修課。她們往往在10歲左右時就被送進藝妓館，開始長達5年或更長時間的系統學習。不但要接受詩書、舞蹈、琴瑟、茶道、書法、插花、談吐、裝扮等藝術修養課程的培訓，她們還要掌握如何走路、如何鞠躬和斟酒等生活禮儀，甚至要學會優雅地打開推拉門！這還不夠，做一名合格的藝妓對她們的記憶力和觀察力也是一大考驗——為了做到談吐不俗，她們必須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無所不知無所不曉，還要對國際新聞、花邊消息瞭如指掌，這樣才能夠隨時挑起話題活躍氣氛。而要學會察言觀色、對男人們應付自如更非一日之功，那是先天的悟性與後天的磨練熏陶而成。她們經受了種種磨難和艱辛的付出，終於把自己塑造成想像中完美的女人，錘煉成日本傳統文化的活的載體，這也是她們向來為之驕傲的藝妓業的靈魂。

而到了30歲以後，藝妓就要降等級，只能作為年輕有名的藝妓的陪襯，年老後的出路更不樂觀，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嫁個富翁，過上安穩的日子，有不少人落俗為傭，甚至淪落青樓了此殘生。由此可見，藝妓的苦樂生涯同樣承載著勤奮、執著、堅忍的民族精神。

同時，作為一種藝術美的載體，她們也為日本人所崇尚的「瞬間美」之自然美理念做出了很好的詮釋。自平安時代起，日本文化界就十分推崇我國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句「琴詩酒友皆拋我，雪月花時最憶君」。1968年，日本著名文學家川端康成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發表了題為《我在美麗的日本》的演講，引用其中「雪月花」三個字來展現日本文學的獨特魅力，並從中概括出日本人與自然萬物交互感念、密切交流的「物哀」傳統。其實，敏銳地捕捉四季的變化，在風花雪月中寄托個人纖細悲慼的情感，這不僅是日本文化的精髓，也是藝妓藝術那亦喜亦悲的一生的寫照。

情色文化的集大成者

有人說：大和魂的實質不是好戰精神，而是好色精神。

日本許多著名的文學家都曾把藝妓作為描寫對象，為我們中國讀者所熟知的川端康成以及渡邊淳一都曾用生花妙筆把藝妓寫成了國色天香，而藝妓也為他們的作品增添了一抹香艷色彩。日本哲學家九鬼周造更是把日本民族的特殊性歸納為一個「粹」字。所謂的「粹」，代表著始於日本江戶時代晚期的一種嚮往閒適生活的審美理想，其基礎就在於男女關係。這種男女關係比較隨意，不同於專一癡迷之戀。九鬼的母親當過藝妓，其第二任妻子也是藝妓，因此他對藝妓有著切身的感受，從而也得出了植根於民眾生存方式之中的日本文化論。

日本是男權社會，女人更像是男人的附庸。但這也意味著，在享有很高地位的同時，他們也要單槍匹馬地打拼天下，獨自支撐一個家庭的經濟用度，因此他們活得很辛苦；日本的女人擔當著相夫教子的角色，鍋碗瓢盆、平淡繁瑣的日常生活漸漸消蝕了她們在本能上取悅男人的那份嫵媚。於是，藝妓帶著女性的溫柔與甜美，拂去歲月的風霜向男人走來，為他們構築出一個世外桃源。她們滿足了男人的精神需求，消除了他們內心的苦悶。同時她們也保持沉默，為男人保守秘密。因此，男人們可以毫無顧忌地在她們面前開懷暢飲，盡情傾訴，得到徹底的身心放鬆。無怪乎人們愛把藝妓稱為日本男人的心理醫生，在她們那裡，男人們可以得到一種更甜蜜的精神撫慰，尋求一種更隱秘、更細緻的親密關係，現代日本一家介紹藝妓的網頁直截了當地把這種關係稱為「模擬戀愛」。

在這種前提下，藝妓成了日本情色文化的集大成者，所有情色的要素和暗示，包括情竇初開的挑逗，都能在藝妓身上得到印證。《藝妓回憶錄》中就有這樣一個情節：真美羽發現14歲的師妹小百合長著一雙足以讓男人「觸電」的眼睛，於是讓她練習「飛眼」的技巧，然後進行實地測試。迎面恰好走來了一位端著托盤送外賣的少年，真美羽向小百合發出了「讓他扔下托盤」的命令。小百合輕挪款步，然後漫不經心般抬起雙眼，讓目光與小伙子的眼睛瞬間相遇又迅速移開，走了幾步又再次「暗送秋波」。少年專心地望著小百合，當即被人行道的鋃邊石絆倒在地，摔掉了手中的托盤！

的確，一個身穿艷麗和服的藝妓就是一個高度抽像的符號系統，其中的每一個元素都帶有明顯的性指向。普通婦女的和服後領很高，把脖頸遮蓋得嚴嚴實實；而藝妓和服的脖領卻開得很大，而且有意向後傾斜，在她們最性感迷人的脖頸部位留下最大空檔，令男人心蕩神搖。陪酒或表演時，藝妓們都濃妝艷抹，將白色脂粉一直抹到脖頸，還畫出別緻的弧線造型。據說，這是藝妓身上最能撩撥日本男人的地方。

日本女子的脖子長得確實好看，白晰玉潤的肌膚，劃出一道柔美的線條，猶如一段美妙的旋律，這也許是上帝對她們體形矮小所做的補償吧。

女性的脖子成為包含性意識的審美對象，與日本的「榻榻米文化」有關。榻榻米不但促成了日本人鞠躬的習慣和步行時的前傾姿態，而且成為日本人的審美原點。李國棟在《榻榻米與日本人的姿態和視角》一文中說：「對於跪坐在榻榻米上的日本女子來說，身材的美感被坐姿消解，於是從領口露出的脖子成為焦點，特別是對於站著俯視她們的男性來說。這也是日本女性和服的領子不像中國旗袍的領子那樣貼在脖子上，而是常常像花瓶的瓶口一樣張開的原因。應該說，這是認識日本人、特別是日本男性性心理的重要而獨特的角度。」

在西裝、皮包和煙斗構造出的男權社會中，作為「藝術化」了的性符號，藝妓一方面穿梭於成功男性的交際場，擔當著快感提供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她們呼吸著由男性的虛榮和慾望構成的名利場中的空氣，既是冷靜的旁觀者，有時也是操縱者。不過，再有名的藝妓，當她洗去鉛華之後，也不過是一個俗世的女人，同樣需要被愛，需要有家的歸屬感。因此，她們也有「旦那」（老爺或相公）。所謂「旦那」，實際上就是資助者，幫她們買和服、解決住處、在生活上給予全面呵護的人。受到「旦那」經濟上的關照，藝妓只有拿身體來作為回報。這是一種類似於契約情人的關係，而「旦那」一生只能有一個，這是一道「鐵律」。於是，作為女子中的另類，藝妓的愛與欲又以這種世俗婚戀的形式被定格。

 

 

古典文化的活化石

「自我修養」、「自我重塑」的能力是日本人恆久追求的一種品質,而藝妓表現了這種品質。藝妓的「自我重塑」是由表及裡的，她們一絲不苟、不遺餘力地把自己打造成才貌雙全的極品女子。

藝妓們那飽滿高聳的傳統髮型看似簡單，梳理與保持卻極不簡單。先要把一種粘性很強的發膏塗抹在頭髮上，將頭髮在頭頂盤成一個很大的髮髻，髮髻的裡面襯上一塊綢巾，有時為了定型還襯上紙片，用發叉綢帶固定，再插上髮簪。髮簪有許多種類，一般髮簪下垂掛著細小的絹花，根據時令季節，藝妓會選擇不同的髮簪花飾。髮髻中間分開處稍稍露出裡面的綢巾，綢巾的顏色則表示藝妓的等級。髮髻梳成以後要保留好幾天，到洗髮時才重做一遍。這樣，睡覺時需要木製的高腳枕，使髮髻懸垂，以防變形。這樣睡覺當然不舒服，但為了美，藝妓必須忍受。

藝妓的化妝也極為講究，先要在臉上塗抹一層厚厚的白粉，徹底蓋住原來的膚色。這種白粉過去一般是用鉛或汞製作的，對皮膚有刺激，所以藝妓常常年未老而皮膚先衰。由於白粉的顏色和膚色明顯不同，所以不僅在臉部，脖子、前胸、後頸、背部等所有裸露的部分都要塗抹。塗完白粉後就要畫眉。有些藝妓為了方便，乾脆把眉毛全部剃去，也有人文出一條假眉。畫眼睛則純屬「點睛之筆」，用紅筆細心在眼角處勾出輪廓，讓雙目顯得顧盼有神。最後再用口紅描出「櫻桃小口」，特別是下唇，有時就在中間點上小圓點。這樣打扮一次，要花一個多小時。裝扮完後看似戴了一個面具。這種審美觀來自日本的能劇。近代早期西方人往往把藝妓描寫成「人偶」，在身材高大的西方人看來，藝妓身材嬌小，面部粉白，表情單一，活像會說話的瓷娃娃。

對於藝妓來說，華貴的和服幾乎是其第二生命。藝妓離不開和服，就像武士離不開日本刀一樣。藝妓的生活開銷很大，她們的錢大都用在了和服上，通常一件和服就價值上千美元，她們每人至少要置備十幾件。和服是日本的傳統民族服裝，除了保暖、護體外，還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藝妓的和服料子講究，大都是綾羅錦緞，上面印有絢麗的花紋。在式樣上，藝妓的和服袖子特別寬大，衣襟很長，特別是舞妓，衣襟拖在身後，顯得身材修長。曾在日本東京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李兆忠在其所著《曖昧的日本人》一書中一語道破了和服的秘密。他認為和服的審美功能和西服不同，不是顯示身材線條，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掩飾身材的不足。東瀛女子並非天生麗質，她們身材太瘦小，看上去很不起眼。而且，她們的腿部，尤其是小腿粗壯強大，對此曰本男同胞有形象的稱呼——「大根腿」，就是蘿蔔腿的意思。豐子愷當年留學曰本，一眼看穿了其中的破綻：「日本女子最缺乏當模特兒的資格，因為那島國的人身材異常地矮小。平時穿著長袍，踏在半尺把高的木屐上，看去還不討嫌。等到脫了衣裳，望去樣子真是難看，只見肥大的一段身子，四肢短小如同烏龜的腳」。

這要怪罪於榻榻米這種特殊的起居方式，世代相傳的跪坐與盤腿坐，使日本女子的玉腿受盡扭曲和壓迫。而當她們用和服這種寬鬆修長、典雅艷麗的服裝，將不起眼的軀體連同「大根腿」一起包裹起來的時候，奇跡就發生了——個個都出落成了嫵媚嬌柔、儀態萬方的美人。腳底再穿上鞋底高達10厘米以上的高齒木屐，木屐被翩躚長裾掩蓋住，再把腰帶束在胸部，便產生了身材修長的視覺。東瀛女子就是這樣揚長避短，化腐朽為神奇的。

假如僅僅在裝扮上做文章，也只是達到了「美女」的境地，而藝妓絕不是好看而不中用的「花瓶」。她們通過多年的勤學苦練，最終成為通曉琴棋書畫，能歌善舞，精通插花、茶道等傳統技藝的才女，因此才被稱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

假如你讀過小說《藝妓回憶錄》，你就會發現它堪稱一部藝妓知識的百科全書。通過主人公小百合娓娓動人的講述，我們可以瞭解作為藝妓的一切生活細節和職業奧秘。 「一個女人走路，應當給人以一種小細浪漫過沙堤的印象」——類似的描寫如精美的珍珠般散落在小說中，讓人領略到日本文化獨特的美。有人說，這部小說真正要告訴我們的是：人性的殘忍、生存的慾望如何附著在這種美之上，美與惡是那樣難分難解地糾纏在一起；美麗的藝妓之花，開自於人性之惡。這種惡，即指在男權至上的日本社會，藝妓不過是一種供男人消遣的沒有靈魂的活的玩偶。

對於這種言論我們暫且不置可否，只講一個關於藝妓的自尊心的故事。巖崎峰子是20世紀當紅的藝妓，也是小說《藝妓回憶錄》的主人公小百合的原型。由於精通音律、舞蹈和茶道，並且具有極高的禮儀素養，巖崎峰子曾讓許多賓客為之傾倒。1970年4月，巖崎峰子參加接待英國查爾斯王子的私人茶道會。席間，王儲對巖崎峰子手上拿的一把扇子產生了興趣，提出要看一看。當她把扇子遞給查爾斯時，查爾斯沒有徵求她的同意就在扇子上簽了名。這對一般人來說很值得榮耀的事卻讓峰子很不高興。事後，巖崎峰子讓人把「弄髒」了的扇子扔掉。她說：「我的朋友曾向我索要那把扇子，並為少了一個紀念物而痛惜。可我卻完全沒那麼想，我心裡想的是查爾斯毀掉了一件珍寶。」無獨有偶，1975年5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一次晚宴上，巖崎峰子受邀作陪，但女王對藝妓們不理不睬並且根本不吃她們準備了許多天的食物，這讓峰子很是不滿。她藉故與女王丈夫菲利普親王攀談並做出一些親暱舉動，女王果然很受刺激，據說當天晚上女王夫婦就分床而睡。

「唯美」與「完美」

日本對女性的要求是精緻而唯美,而藝妓將日本傳統文化所推崇的女性美表現到了極致。優雅地做任何事，哪怕是微乎其微的生活瑣事，這是藝妓們的基本要求。她們的房間總是纖塵不染，牆上有雅致的掛軸，古樸的花瓶中有造型別緻的插花，隨處都在營造一種「精緻而唯美」的情趣。

在日本男性的眼中，藝妓無疑代表著女性美的最高姿態，為此他們不惜代價地追求，於是造就了京都祗園這個浮華而頹廢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美」是藝妓唯一的生活資本，唯有充分有效地利用這種資本，才可望升入祗園金字塔的頂尖，享受榮華富貴。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藝妓們必須調動自己全部的智慧，稍有疏忽，便有可能前功盡棄。一次盈盈顧盼，一次玉臂裸露，都有可能對未來的一生發生深刻的影響。

藝妓們在這方面展示的驚人智慧，讓人歎為觀止。在《藝妓回憶錄》中，為了讓「妹妹」小百合出人頭地，已經功成名就的藝妓真羽美甚至不惜採用苦肉計，用刀子割傷小百合的大腿，以便製造接近好色的闊醫生「螃蟹」的機會。這方法果然奏效，「螃蟹」最後出了天價競爭到小百合的「初夜權」，小百合也由此一舉成名。藝妓的「美」無疑首先是作為一種誘餌存在的，此時的「美」，是以「初夜權」的方式出現的。日本人愛美，愛到不肯屈從一切的程度。中國人也愛美，但我們總愛念叨托爾斯泰的那句名言：「人不是因為美麗而可愛，而是因為可愛而美麗。」於是我們的「美」最後往往被「善」所征服。而在日本，「美」始終高高昂著頭，不肯向「善」屈服。

「美」不僅表現在藝妓們歌、舞、樂方面的造詣，穿著、打扮、舉手投足的高度藝術化，同時也表現在人們對藝妓的行規，即「藝妓道」的恪守上。藝妓道是不可冒犯的，而對它的服從，顯然體現了日本人對「美」的根深蒂固的敬畏之心。藝妓道所顯示的藝妓氣質，集中了日本傳統觀念中女性美的所有要素：忠貞、典雅、嬌媚、柔順。當然這種傳統觀念本身就是男權至上的產物，但是當這種觀念成為社會通行的理念之後，就成了女性自發的追求，而不僅僅是對男性的屈從。藝妓必須要體現這種氣質、實踐這種氣質，因而成為了日本女性的一種楷模，她們的言行舉止成了普通女性的模仿對象，藝妓本身也為此而自豪。至於藝妓道中的「忠貞」，則體現在不能隨便和「旦那」以外的人發生關係這一方面，藝妓需要對「旦那」忠貞不二。

行走在歷史的夾縫中

然而，「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不知這句箴言是否將成為藝妓在整個日本歷史進程中的命運寫照。

日本小說家永井荷風在其著作《江戶藝術論》中這樣描寫日本的藝妓：「憑倚竹窗，茫茫然看著流水，她們總是令我歡喜。」這不免令人想到《論語》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無限感歎！在未來的某一天，當我們站在歷史的角落裡驀然回首，藝妓，也會如同那潺潺的流水不捨晝夜而去，留下的只有回憶麼？

20世紀70年代以後，在西方文化和日本新文化的雙重衝擊下，藝妓行業逐漸走向衰落。在20世紀初，日本一度擁有超過8萬名藝妓，現在從事這一行業的女性只有寥寥數百人，而且集中在東京和京都等少數幾個大城市。由於不被年輕人接受，這種傳統文化正面臨著生存危機。日本輿論界則發出了兩種聲音：反對者說，藝妓的產生與存在是一個時代性的錯誤，它是男權至上的產物，是對女性運動的莫大諷刺；支持者則說，作為日本的一種傳統文化，藝妓應當繼續保留。而在業內，也有不少年輕的藝妓開始打破陳規，實現改革。閒暇時，她們是這個城市的摩登女郎，拿著豐厚的收入過著現代化的生活；到了夜晚，她們又套上和服變成藝妓，邁著碎步回歸傳統。她們就像一種穿越時空的鐘擺，在現代與傳統、自由與束縛中來回搖動，尋找平衡。

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依然能夠在京都那暗香浮動的黃昏，在流光溢彩的夜晚與身著和服、面敷白粉的美艷藝妓不期而遇……

附：1867年，江戶幕府應拿破侖三世之邀，拿出陶瓷參展巴黎博覽會，還派遣了3名藝妓，無意之中將藝妓推為日本文化的代表。明治年間，日本人渡海到美國演戲，6歲進入花柳界的藝妓貞奴上台跳舞，成為日本的第一個女優，後來在巴黎表演更是轟動一時，社交界婦女爭相模仿她的歌舞伎服裝。西方人遊日本無不被領到花街、遊廓，心蕩神馳之餘撰寫見聞錄，歐洲大眾由此認識到「富士藝妓」的存在。

京都的祗園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花街，那裡有一個14歲出道的藝妓叫阿雪，胡琴尤其拉得好，美國大亨摩根的外甥對她的嬌小身軀和一頭黑髮一見鍾情。阿雪因有戀人予以拒絕。這老外軟磨硬泡了3年，用4萬日元的天價（當時小學教師起薪是12日元）為她贖身，終成眷屬。這個大事件，使藝妓作為日本女性的形象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