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1906-1967)攝於1931年。資料圖

由群眾出版社新版的溥儀所著《我的前半生(全本)》，刊出了以前被刪去的溥儀的打油詩：

自由誠可貴，

面子價更高，

若為性命故，

二者皆可拋。(272頁)

這首打油詩戲擬的，是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名詩，原文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如果溥儀能夠熟讀這首詩，他還會有帝王思想嗎？我們度過了激情的歲月，對這首詩已經冷淡了，何況遠離激情的溥儀？

如果按照我們對自由的理解，是一個個性的解放，那末，溥儀的前半生始終是不自由的，他一直是在社會信息被封閉的環境下度過。加上他幼年極端片面的帝王教育，構成了他的畸形人生。

溥儀的前半生可以歸結為三步曲：「我是皇帝，我要復辟」、「我是傀儡，我要保命」、「我是罪犯，我要改造」。他的一生都只能在別人的支配下生活，這是他作為一個末代皇帝的悲劇。作為一個生靈，是他所處的環境毀了他的人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

溥儀說他「度過了人世間最荒謬的少年時代」(第32頁)。從《我的前半生》中，我們看到清王朝(其實是整個中國王朝)中後期帝王、貴族教育的失敗。溥儀從小沒有母愛，沒有父愛，卻受著帝王權威的尊崇。年老迂腐的師傅的教育，完全背離了兒童的天性，而且，在事實上他又要受到那麼多人的管教，養成了他畸形的心理。封閉的教育，使他完全脫離了社會，甚至沒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他「沒學過加減乘除，更不知聲光化電」，「由於讀書和生活兩方面的限制，我到中年以後的常識之不足，常常引起別人的驚奇」。(43頁)滿族親貴(例如他的父親和弟弟)所受的教育也好不到哪兒去。先輩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傳統，到了他這一代，早已蕩然無存，他甚至沒有受到基本的男子漢教育。書中記述他的妹夫康慶對他的建議：「臨歸國前，我曾向他獻策，叫他不要怕死膽怯，應堂堂宣佈自己是為了恢復祖業，不幸一切不能如願，反為日寇利用，應慷慨就死以謝國人。」(342頁)懷著復辟夢的溥儀，連殉國的教育都沒有接受過，缺乏起碼的男子漢氣概。所謂「臥薪嘗膽」、「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種種說教，完全是一句空話，沒有實踐的基礎。

應該說，清王朝的帝室傳統，在歷代帝王中還是比較好的。尚武的傳統，到嘉慶以後才漸漸消失，但勤政的傳統還依然存在。儘管如此，由於深宮教育的失敗，只有從基層進入內宮的女性慈禧才顯示出一定的政治活力，統治了晚清近半個世紀。溥儀及其周邊的皇族親貴，一個個庸懦無能，這個王朝的覆滅也就無法避免。但溥儀在師傅們的強烈灌輸下，充滿著完全不現實的復辟夢想。所謂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一類字眼，用在溥儀身上都覺得詞不達意。

溥儀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得不到正常的社會信息。他對社會的認識是被扭曲的。他一方面被尊為皇上，接受復辟思想的灌輸，一方面他得不到應付危機的教育。書中說，「當時世續和王爺根本不和我談這類的事情，要談也要經過師傅。」(64頁)向溥儀封鎖消息，只提供片面的信息，是他周圍一群人的習慣手法。他得到的信息是「老百姓思念皇上，反對共和」(82頁)。甚至在他長大，已經到了可以獨立思考的年齡，新文化運動已經廣為傳播，他自己也可以與社會直接、間接接觸時，他的成見也已經養成，收到的信息仍然是「人心思舊」。(83頁)儘管他訂閱了二十多種報紙，他的信息處理能力顯然是極為低下的。

作為一個年輕人，自然有年輕人的衝動和朝氣，但他周圍的氣氛太陳腐了，根本不可能讓他跟上時代的步伐。1924-1925年間，他避居日本公使館時，正逢二十壽期(虛歲)，曾發表聲明說：「有人建議勸余運動外交，出為干涉，余至死不從，余決不能假借外人勢力干涉中國內政。」(139頁)但事實上，他一直懷抱「恢復祖業」的野心，把國家看成愛新覺羅氏家族的私產，完全沒有正視在社會上發育起來的現代國家觀念。「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國』這個字眼從來沒有引起過我的什麼感觸。」(311頁)對於社會上正在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當然更是毫無所知。他無從進行獨立的價值選擇。

事實上，溥儀在成人之後，由於他少年時代教育的謬誤，他並沒有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在偷渡前往東北以前，雖然被周邊的人尊為皇上，但也一直是周邊那些人物為了實現自己目的的道具而已。他們並不希望他具有乾綱獨斷的才華。儘管他也有了「自己的情報工作」(156頁)，以他的組織才幹，自然難有效率。他不能不受到周邊人的愚弄。偷渡到東北後，溥儀集團與日本人的談判，溥儀本人完全是個被人操弄的木偶。鄭孝胥和羅振玉的口氣是這樣的：「皇上天威，不宜出頭露面，一切宜由臣子們去辦，待為臣子的辦好，到時候皇上自然就會順理成章地面南受賀。」(216頁)所以，當面臨複雜局面的時候，受到信息封鎖的溥儀，「這還是我第一次離開我的師傅，在沒有師傅指點的情形下……找神仙幫忙解答問題。」(219頁)他從師傅們那裡，沒有學到先祖們的一點智慧和勇氣。他成為日本人的傀儡也就成為定局：「鄭垂向板垣言：『皇上是一張白紙，由你們軍部愛怎麼樣畫均可』。」(222頁)

溥儀周邊的人，還只能弄點欺君罔上的小伎倆。而日本人，對於溥儀，則是直接的暴力控制。溥儀當了「滿洲國」執政之後，「從那次遊公園被搜尋回去之後，除了經過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沒出過一次大門。」(248頁)「我就發現這些人，包括總長們根本沒有人向我請示什麼『公事』，只不過和我閒聊天。當我向他們問起的時候，他們總是說：『次長辦著了。』次長就是日本人，他們是向來不找我的。」(249頁)「藏在吉岡心底的隱憂，我漸漸地從收音機裡越聽越明白。日軍在各個戰場失利的消息越來越多，報紙上的『赫赫戰果』、『堂堂入城』的協和語標題，逐漸被『玉碎』字樣代替。物質匱乏情況嚴重，我在封鎖重重中也能覺察出來……因為怕我知道軍隊供應質量低劣，關東軍司令官特地展覽了一次軍用口糧請我去參觀；因為怕我相信從收音機聽到的海外廣播，送來宣傳日軍戰績的影片給我放映。」(289頁)「反映人民力量的盟國軍力，我知道得也模模糊糊，我只能從日本這方面看出四面受敵的形勢。」(290頁)日本人對溥儀實施了嚴格的信息封鎖。溥儀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時時為生命安全恐懼，得了神經官能症。他只能在自己的宮內作威作福，對日本人惟命是從。他對戰局的發展一無所知。他對國際形勢、世界形勢的發展，更無從判斷。他在信息封閉之下，只能是越來越愚昧。

在這樣的信息封鎖之下，溥儀根本就不知道盟軍的政策，也不知道國民黨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為此，他在戰後的輾轉之間，為了保命就鬧出了許多笑話。從《我的前半生》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實例，信息閉塞是如何使人變得愚昧可笑的。

溥儀從蘇聯引渡回國以後，他作為戰犯，沒有了人身自由，當然只能接受強迫改造，他受到的信息封閉是罪有應得。這和以前他受到的信息封閉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但對一個人思維的影響是同樣重要的。書中說道：「到了哈爾濱不久，突然停發了報紙……原來現在正鎮壓反革命，所方向我們封鎖了消息。」(317頁)「認罪開始前，報紙停發了」。(345頁)這一切都曾引發了恐懼心理。強迫教育與人性化管理，最終使溥儀認識到作為末代皇帝所犯下的罪惡，也使溥儀的人生經歷，完成了從皇上的虛榮到平民獨立生活的大轉變。但他是否具備了現代國民獨立思考的能力？仍然是值得懷疑的。《我的前半生》及《我的前半生(全本)》，對於廣大普通讀者來說，在知識、教訓、審美、價值觀方面，是一本很好的書。但對於以求真為目的的專業歷史工作者來說，它在文史專家們的指指點點下，在捉刀人的潤色之下，或許不一定完全符合溥儀本人的思想境界。我們從書中看到革命價值觀的高度連貫一致，恐怕不是溥儀所能達到的水平。因此，作為專業歷史工作者，更願意讀讀那本質實一點的油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