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在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門前

老捨在倫敦大學

20世紀上半期，不少中國現當代文壇鉅子負笈海外，經歷歐風美雨的洗禮，汲取西洋文化之精粹，融會中國文化之傳統，終成就一生的名作。年輕時的他們，在異鄉求學打拼，始於個人興趣，追逐自我夢想。與今日留學之風相比照，其大相逕庭之處，值得細細玩味。本文摘錄部分章節，以饗讀者。

聞一多：

美詩熏陶出的「聞體」

是唯美型詩人，是詩人型學者，是學者型詩人。「五四」時代，全才不少，如聞一多之全才不多，如聞一多之熟悉西方文學者也不多。聞一多，13歲考上留美預備學校清華，22歲(1922年)去美，學畫三年，卻找到了他的詩人之筆。

他先去芝加哥。到那裡學美術，真是找錯地方,但對聞一多的詩人生涯來說，真是直入堂奧。芝加哥當時是美國大工業之都,也是美國現代文學史上艷稱的「美國詩歌文藝復興」運動的中心。聞一多在芝加哥美術學校的同學中，就有後來成名的詩人肯尼思·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此人後來取漢名「王紅公」，為推進當代美國詩壇的中國熱不遺餘力。

到芝加哥不久，聞一多的詩興如火山爆發，爆發的契機是讀美國意象派等新詩派的作品。用文字做色彩「畫一張畫」，是意象派的宗旨，而又名之為「交響樂」，更是這派詩人的做法。意象派詩人佛萊契(John Gould Fletcher)正是在芝加哥的《詩刊》上發表他的《色彩交響樂》組詩，每一首都是百多行的「大詩」。佛萊契聲稱他自己從1914年以後的詩作「無一例外，全得自東方藝術」。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二度返回式影響」的佳例———中國古詩影響了佛萊契，佛萊契又影響了聞一多。

聞一多不一定瞭解這創作背景，但他敏感地發現「他的詩充滿濃麗的東方色彩」，「佛萊契喚醒了我的色彩感覺」，「快樂燒焦了我的心臟……啊！快樂！快樂！」(致梁實秋，1922年12月1日)

幾個月後，聞一多在紐約見到了意象派後期領袖艾米·羅厄爾(Amy Lowell)。1925年後者去世，聞氏在《京報副刊》上撰文：「中國文學與文化失了一個最有力的同情者。」在紐約時，又得人寫介紹信，讓他回芝加哥見當時風頭最健的桑德堡(Carl Sandburg)和《詩刊》主編蒙羅(Harriet Monroe)。桑德堡再三詠歎中國「青銅之美」，而蒙羅則迷戀中國到了準備退休後在中國生活的地步。

但是聞一多與美國詩的接觸不久就有一大變化。1923年夏天，聞一多轉到科羅拉多大學，與梁實秋會合。他除了繼續學繪畫外，還選修了「現代英美詩」課程。當時，英美新派詩人還遠沒有得到學院承認，科羅拉多當時也不是一個很開放的地方。科大的教授想必讓聞一多讀了不少美國「雅致派」、英國「喬治派」等傳統味較濃的詩人的作品。由此在聞一多的詩歌趣味中造成了一個重要的轉折———先新派，後舊派———他後來在《現代英國詩人序》一文中稱他注重的詩都是「跟著傳統的步伐走」，「與傳統的英國詩差異的地方都不如相同的地方」，而他自己則開始主張「詩的建築美」，提倡「新格律詩」。

聞一多的第一本詩集《紅燭》於1922年冬結集出版，美國新詩派對他的影響處處可見，氣勢恢宏，語言狂放。但集於第二本詩集《死水》(1928年)的作品集中形成了著名的聞一多風格。《死水》集在1926至1928年所作，才是最典型的「聞體」：典麗繁富，外整內腴，凝煉蒼勁，比《紅燭》中諸詩遠為「現代」。

其中《死水》一詩，為聞詩中最廣為傳誦者。饒孟侃先生在1979年回憶說是「君偶見西單二龍坑南端一臭水溝有感而作」。這當然是可能的。但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學讀比較文學學位時，中國現代文學權威白之教授(Cyril Birch)一天叫我到辦公室，給我看他令人吃驚的發現：美國女詩人米蕾(Edna St. Vincent Millay)有一首十四行詩，與聞詩意象和用詞，都極為相近。

米蕾這首詩，見於她1923年的詩集《彈豎琴者》(The HarpWeaver)，這正是聞一多在美國狂熱地讀新詩人的新作之時。米蕾在20年代被評論界—致看好，認為是美國最有希望的詩人，被稱為「女拜倫」。《彈豎琴者》一出版，立即獲得剛開始頒發的普利策獎，轟動全美。集中名句「我的唇吻過誰的唇，在哪裡，我記不清」，美麗而大膽，傳誦一時。

說聞一多從來沒有讀過米蕾詩，不合情理。或許應當說聞氏讀了，留了印象，若干年後自己見水坑而生詩題，不自覺受了影響，忘了印象從何而來，反其題而用之，卻又寫出了比米蕾詩更深的境界。可見「功力」此二字，是不能以年資膚色論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