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朝至晚清，曾湧現出不少大商人來。但被公認為「商聖」的只有三位：范蠡、白圭和胡光墉。

    范蠡 

 

 

    范蠡，春秋末期越國的大政治家。在越國被吳國滅亡時，是他提出降吳復國韜光養晦之計策，並隨同越王勾踐一同到吳國為奴，千方百計謀取勾踐回國，成為輔助勾踐滅吳復國的第一謀臣。

    但當勾踐復國之後，范蠡萌生退意。他瞭解勾踐是一個可以共患難但不能同安樂的人，於是他急流勇退，毅然棄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齊國，齊國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請他當宰相。由於他退歸林下的決心已下，不久又辭官而去。他到了當時的商業中心陶(即今山東的定陶縣)定居，自稱「朱公」，所以人們稱他陶朱公。他在這裡既經營商業，又從事農業和牧業，很快就表現出了非凡的經商才能，在19年內有三次賺了千金之多。但他仗義疏財，他賺了錢，就從事各種公益事業。他的行為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我國商界的楷模。

    范蠡很有經商的頭腦。他根據市場的供求關係，判斷價格的漲落。他發現價格漲落有個極限，即貴到極點後就會下落；賤到極點後就會上漲，出現「一貴一賤，極而復反」的規律。這就很符合現代市場規律。因為一種商品價格上漲，人們就會更多地生產，供應市場，這就為價格下跌創造了條件。相反，如果價格太低，就打擊了積極性，人們就不願生產，市場的貨物也就少了，又為價格上漲創造了條件。故他提出一套「積貯之理」。這就是在物價便宜時，要大量收進。他說「賤取如珠玉」，即像重視珠玉那樣重視降價的物品，盡量買進存貯起來。等到漲價之後，就盡量賣出。「貴出如糞土」，即像拋棄糞土那樣毫不可惜地拋出。就這樣，范蠡不但自己致富，也為平抑物價、避免豐年谷賤傷農與荒年民不聊生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范蠡堪稱歷史上棄政從商的鼻祖和開創個人致富紀錄的典範。《史記》中載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財聚巨萬」。就是說在從商的19年中，他曾經「三致千金」——三次散盡家財，又三次重新發家。在秦漢時代，人們就把那些巨富們稱為「陶朱公」，其名字成了財富的代名詞。

    白圭 

 

 

    白圭，戰國時期洛陽人，因擅長經商致富而名滿天下。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對其事跡有詳細記載，並稱白圭為「治生祖」。

 

    頗富商業天賦的白圭從長期的經營管理實踐中總結出一套經商理論，為後世經商者所師法。他主張經商必須「樂觀時變」，即經常注意農業生產變化動向和市場行情，及時掌握時機謀取厚利。採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營原則，每年糧食豐收後，買進五穀，售出絲、漆，在蠶繭上市時，便購進絲棉等織物，而出售糧食。他主張經營廣大民眾生活必需品，市場既廣，銷路也好，不用與人爭買賣之價，就可以得到較多的利潤，這種利潤來自時令差價和豐歉差價。薄利多銷的經營原則，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經營圭臬。他說：「欲長錢，取下谷。」下等穀物雖然價低利薄，但為廣大庶民所必需，銷量極大，故可取得巨額利潤。同時他也很重視商品質量，認為質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贏得信譽，貨硬才會有市場。

    白圭認為，一個商人要具備「智、勇、仁、強」四個條件，這也是他能經商致富的要訣，「智」即要有權變；「勇」即要決斷；「仁」即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強」即堅守時機。

    白圭是一代商業大師，後世商人把他尊為本行業的祖師爺。劉繼興考證，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為「商聖」；民間稱白圭為「人間財神」，並設神牌供奉。

    胡光墉

 

 

    胡光墉，清徽州績溪人，幼名順官，字雪巖,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設銀號，後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主持上海采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2000萬兩以上。並開辦胡慶余堂中藥店。

    胡光墉是中國近代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紅頂商人」，其經商才能、處世韜略，一直為世人所稱道。他精心創下的胡慶余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價」的優良傳統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光墉的一生，極具戲劇性。在短短的幾十年裡，他由一個錢莊的夥計搖身一變，成為聞名於清朝朝野的「紅頂商人」。他以「仁」、「義」二宇作為經商的核心，善於隨機應變，而決不投機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諳錢財的真正價值，大行義舉，贏得了「商聖」的美名。他經商不忘憂國，協助左宗棠西征，維護了祖國領土的完整；在救亡圖強的洋務運動中，他也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勳。當然，胡光墉也未能擺脫商人以利益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極盡奢靡，妻妾成群。但畢竟人無完人、瑕不掩瑜，所以胡光墉無愧於「中國近代第一商人」、「商聖」的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