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禪

作為三國中最弱的一方，劉禪能領導蜀國41年，既避免了班子內部互相傾軋，也沒有隔幾年發動一次大的運動，而政權穩固。在國家人民去留之際，後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現實利益，擯棄了面子政治，減少了生命財產的無謂犧牲。

劉備與諸葛亮的君臣關係之「和諧和美妙」（相對的），為歷代有識之士讚不絕口，被視為封建社會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關係的典範。作為接任者，劉禪能從父親那裡完整地承續到這種「和諧和美妙」的君臣關係，且把這種關係發展成了「黃金搭檔」，都充分說明了劉禪的「大氣」。

史載：劉備生前，諸葛亮曾感歎劉禪「非常聰明，超過人們的期望」。劉備也謙虛地說「審能如此，吾復何憂！」諸葛亮在《與杜微書》中評價劉禪說：「朝廷年方十八，天資仁敏，愛德下士。」《晉書.李密傳》載，李密認為劉禪作為國君，可與春秋首霸齊桓公相比，齊桓公得管仲而成霸業，劉禪得諸葛亮而與強魏抗衡。對於劉禪不戰而降，王隱在《蜀記》中講：劉禪之所以寧背罵名而不作辯解，乃「全國為上之策」。劉禪這樣注重國人現實利益的政治家，與「打腫臉沖胖子」的面子政治家所不能同日而語。

莎士比亞說過：「裝傻裝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他必須窺伺被他所取笑的人們的心情，瞭解他們的身份，還得看準了時機；然後像窺伺著眼前每一隻鳥雀的野鷹一樣，每個機會都不放鬆。這是一種和聰明人的藝術一樣艱難的工作。」

劉禪亡國之後，作為亡國之君，不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對蜀地百姓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裡。自己的待遇，直接影響晉國對蜀地百姓政策的寬鬆。所以，劉禪必須裝憨賣傻，處處隱藏自己才能，才能瞞天過海，養晦自保。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後，潛藏著過人的狡詐和機智。周壽昌的《三國誌集解》評價阿斗說：「恐傳聞失實，不則養晦以自全耳。」所以說，後主劉禪不失為「通明智達」的一代君主。小時侯，我老子教育我時，可我總是一個耳朵聽，一個耳朵冒，聽到不順耳的地方，還想頂上兩句。我的小兒子更是門裡出身，我的每一句話，兒子不僅不聽，而且認為句句多餘。一次，我說多了，兒子氣憤地說：「等你老熊老了，我再跟你算帳！」我之所以如此囉嗦，就是為了說明：人和人其實很難長期相處，父子尚且不行，又何況君臣關係呢？

劉備臨終前特意叮囑：「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而事實上，對於事無鉅細，大權獨攬的諸葛亮，劉禪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謙讓，「以父事之」。按照常規，諸葛亮本應還政與劉禪。北伐前夕，諸葛亮依舊把22歲的劉禪當作孩子，特派心腹「監管」，「後主益嚴憚之」。不僅如此，還在《前出師表》中，透露出對劉禪的種種不滿，像對待孩子一樣提耳面教劉禪的「親閒臣，遠小人」，而青年天子劉禪從大局考慮，委曲求全。

諸葛亮的違背了先主輔政的囑托，進而代政，並長期大軍在外，犯了君臣大忌。儘管劉禪與諸葛亮君臣之間也存在著些許不諧，而劉禪也是為大局著想，克制自己。諸葛亮用人失誤後很內疚，後主安慰說：「勝負兵家常事。」諸葛亮自貶三級後不久，為了不影響諸葛亮的權威，等諸葛亮打了勝仗後，劉禪及時恢復諸葛亮的職務。諸葛亮死的消息傳來，劉禪連日傷感，不能上朝，竟哭倒於龍床之上。當靈柩運回時，劉禪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諸葛專權對後主很有刺激。在諸葛亮死後，劉禪反對為其立廟。但在眾人的一再要求下，阿斗也沒有固執己見。

儘管如此，劉禪還是沒有丟掉諸葛亮這面旗子。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順民意，從而保證了政局的長期穩定。劉禪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內變」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時不清醒，野蠻的路線鬥爭也就不可避免。！青年帝王劉禪對此卻能從長遠著眼，如此得體地處理權臣問題，也可謂亙古未有。如此賢德的領導，在專制制度的歷史長河中，也是奇跡。南朝史學家裴松之評價「後主之賢，於是乎不可及」。

後主劉禪不僅分析問題有頭腦，而且處理問題也很果斷，有人情味。劉琰的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劉炎的猜疑，導致了惡性事件。劉禪接受教訓，馬上廢除了大臣妻子母親宮廷朝賀的禮節。對於姜維等人把蜀國衰落責任推給宦官黃皓時，後主並沒有委過與人，只是說：「區區一個太監，不過是一個聽喝的。」夏侯霸的父親為黃忠所殺，劉禪安撫前來投降的夏侯霸時，說：「你父親的遇害，非我先人所為。」一語帶過之後，套近乎說：「我的兒子還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亂被殺，後主也沒有對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槨葬之。」

後人認為：「後主能作此語，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劉禪的胸襟比他父親劉備要大氣的多，不失於第二代領導人的風範和氣質。伏鍥克說過：「英雄——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在決定性關頭做出為人類社會的利益所需要的做的事。」同時代的領導人吳主孫皓在晉朝大兵壓境時，尚「作昭明宮，工役之費，以億萬計」。善於納諫、明於決斷調度的晉武帝，天下一統後，「怠於政事，頗事遊宴，選吳孫皓宮女五千入宮，掖庭殆將萬人。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晏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撒地，以引帝車。」

作為三國中最弱的一方，劉禪能領導蜀國41年，既避免了班子內部互相傾軋，也沒有隔幾年發動一次大的運動，而政權穩固。在國家人民去留之際，後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現實利益，擯棄了面子政治，減少了生命財產的無謂犧牲。

在危難關頭，當斷則斷，使國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決策，與「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斷地鼓動老百姓為自己賣命」的劉備來比，不知進化了多少代。跟同時代領導人吳王孫皓和晉朝開國皇帝武帝相比，劉禪也不乏仁德名主。如此大氣國家領導人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

龐永認為：「殘暴之君在位，臣民頌他為救星；仁德之君在位，百姓視他為贅疣。」孟德斯鳩說：「那種歷史記錄讀來乏味的國家是幸福的。」王學泰說： 「統治者的招撫政策能使更多老百姓活下來，無論在當時老百姓來看，還是從當代歷史學的角度來看，都應該是一件好事。因為被招安的老百姓不必再用生命的代價去換得一日之果腹；從歷史的發展角度來看，少破壞一些社會財富也有利於社會的進步。為什麼有的歷史學家認為招安比鎮壓還壞呢他們的邏輯是：鎮壓使得階級矛盾更為尖銳、階級鬥爭更為激烈，階級鬥爭越激烈越能促進社會的發展。從歷史事實看這顯然是荒謬的。幾十年的戰亂造成的『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社會財富、人口幾乎是一掃而空，『激烈』到這種程度還能『促進社會的發展』，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世界兩千年，中國五千年」，才出了一個大氣的阿斗，我們還罵人家扶不起，到底是誰扶不起？！是阿斗，還是我們，還是我們不健康的文化？！以成敗論英雄，以統治需要論是非，是我們歷史和現實最大的劣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