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上海依賴舞廳生活的職工達2．7萬人，此令一下，立即遭到反對，「彈性女郎」們立即組織起來，衝進社會局，把平日頤指氣使的官僚們嚇得屁滾尿流，狼狽鼠竄，政府只得下令暫緩推行「禁舞令」。此事在上海史上叫作「舞女風潮」。

有人說，三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上海的歷史文化資源不及西安、北京那麼悠久，但它畢竟是中國近代社會變化發展的縮影，因此值得好好收藏、整理、研究。《上海珍檔》的出版，傳遞出了一些人們希望瞭解的半個世紀以前上海歷史文化風貌的信息，儘管是一鱗半爪，但顯示出了多角度、多層次的閱讀價值。本報特摘選其中若干篇，以饗讀者。

老上海跳舞業的流變

交際舞隨僑民傳入上海

跳舞是指交際舞，又稱「舞廳舞」（ballroomdance），一種西方人喜愛的社會交誼手段，它是隨著僑民一起進入上海的。早期被上海人譯為「跳戲」，後來才改稱「跳舞」，上海人只把它當作一種蠻滑稽的「西洋鏡」，是只看勿白相的。

外灘2號的英商上海總會建成於1864年，裡面就有跳舞廳。1872年《申報》載《滬上西人竹枝詞》多首，其中有描述西人跳舞的：「玻杯互勸酒休辭，擊鼓淵淵節奏遲。入抱回身歡已極，八音筒裡寫相似（思）。」

上海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但是，西方的跳舞一開始很難被上海人接受。這一方面因中國傳統禮教嚴禁婦女參加社會活動，更在於跳舞是一種奔放的、激烈的全身運動，「三寸金蓮」的小腳女子根本難以適應。

「百樂門」上海灘獨領風騷

辛亥革命後，新政權把纏足當作對婦女迫害的陋習給予禁止和取締，不過放足的女子依然是「小腳女人」，行動依然不便，上海跳舞業須待未纏足幼女成年後才會興旺發達起來。

據記載，1922年英商開設的大華飯店（舊址在今江寧路美琪大戲院一帶，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的世俗婚禮在此地舉行，並舉行盛大舞會。原建築於1930年左右拆除）設立營業性舞廳，成了上海乃至全國出現的第一家商業性公共舞廳。但是由於當時會跳舞的中國人少得可憐，所以營業情況並不理想。1923年，總部設在天津的中國影戲公司為了搶佔上海電影放映市場，在派克路（今黃河路）創建卡爾登大戲院（今長江劇場），為吸引觀眾，戲院還附設卡爾登舞廳和卡爾登咖啡館，它成為中國人創辦的最早的商業性舞廳。

據1928年《上海指南》記錄，當時上海有大中華、巴黎、桃花宮、遠東、爵祿（西藏路）、月宮、鳳凰、、大東、東亞、新新（南京路）、嫦娥（天主堂街）等十數家舞廳，大部分集中在西藏路、南京路、北四川路一帶。

進入20世紀30年代，上海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積迅速增大，上海人的跳舞也蔚然成風，商業性舞廳業得到了較大發展。1932年，中國商人顧聯承投資70萬兩白銀在靜安寺興建ParamountHaII，中文名為「百樂門」。「百樂門」舞池地板為框架整體結構，下面用許多汽車彈簧支撐，即所謂的「彈簧地板」，當眾人共舞時，會產生震動或傾斜，造成一種興奮的感覺；中池和小池一般提供集團包租；習舞池則配有專職教練員，無償為初習者服務。

「百樂門」首創上海娛樂業的簽單制度，有一定身價的熟客可以簽單消費。據說，一次新沙遜洋行老闆沙遜到「百樂門」白相，他準備簽單時，恰遇一位不認識沙遜的服務生而被拒絕簽單：「你假如真的是沙遜，何不自己去開一爿跳舞廳，省得來此地被人家軋進軋出。」沙遜十分惱火，後來果真造了「仙樂斯舞廳」。

「彈性女郎」與「舞女風潮」

那時，跳舞是一項時髦的娛樂活動，但會跳舞的人不多，敢在公共場合男女相擁跳舞的更少，於是跳舞學校、跳舞養成所等紛紛開設，專教要時髦、不懂舞術的青年們。當時，願意在舞廳跳舞的男性較多，而敢於去舞廳跳舞的女性很少，於是舞女就作為一種職業產生了。

舞女，英文叫作dancinggirl，上海的「洋涇濱英語」謔之為「彈性女郎」。「彈性女郎」往往主宰了舞廳的命運，為此「百樂門」訂立了嚴格的陪舞制度，規定只有經過考核並發給伴舞證的「彈性女郎」才能進入「百樂門」伴舞，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彈性女郎」和跳舞者的利益和安全。據說，「百樂門」一位優秀「彈性女郎」的收入可達「百樂門」中級職員的10倍以上。「彈性女郎」隊伍的發展，刺激和促進了上海舞廳業的發展。

跳舞業在舊上海被列為「特種商業」，舞廳秩序直接關聯社會治安，所以，租界和華界先後多次制訂和公佈《管理舞場條例》、《舞女規則》、《取締舞女營業規則》，對舞廳及舞女的營業方式和約束舞女行為作出規定和限制。

1947年7月，國民黨政府頒布「戡亂建國總動員令」，9月9日，上海市政府為配合「總動員令」，落實「厲行節約」措施，下達「禁舞令」，限9月底前關閉全部營業性舞廳。當時上海依賴舞廳生活的職工達2．7萬人，此令一下，立即遭到反對，「彈性女郎」們立即組織起來，衝進社會局，把平日頤指氣使的官僚們嚇得屁滾尿流，狼狽鼠竄，政府只得下令暫緩推行「禁舞令」。此事在上海史上叫作「舞女風潮」。

1949年解放後，上海採取措施妥善安排舞女出路，逐步關閉舞廳。1956年，上海的營業性舞廳基本關閉，替而代之者是「蘇聯老大哥」帶來的「交誼舞」、「集體舞」。□薛理勇文

周信芳情戀風波真愛受阻

1928年，時年不到30歲、藝名「麒麟童」的周信芳正活躍在上海京劇舞台上。當時上海一個大戶人家的愛女、芳齡18的裘麗琳在看戲時，愛上了周信芳。裘麗琳的外祖父是蘇格蘭人，因此她身上有四分之一外國血統。兩人的自由戀愛很快成為小報競相追逐的花邊新聞。但是縱然「麒麟童」名聲再大，在上流社會看來，他終究不過是一個「戲子」，況且周已有了妻室，更使得裘家對最為寵愛的小女兒「三小姐」嚴加訓斥，強行看管，不許出門。

裘麗琳兄長裘劍飛的「老頭子」是黑社會大佬張境湖。為此他邀請了二十多位小報記者赴一品香飯店，一則派發紅包，一則暗示大家「識相」。果然煞住了小報炒作周裘相戀的風頭。

控制輿論之後，裘劍飛派人警告周信芳：與裘麗琳斷絕來往，否則將他趕出上海，還要向他「借只腳用用」。同時，裘劍飛雇了眼線日夜盯梢周信芳，不讓他有自由活動的空隙。

私奔出走

外部壓制的力量強大，但熱戀情人更加矢志不渝。裘麗琳在家裡寫信託人外出時投入郵筒，周信芳收到信後則派跟班到裘麗琳窗下的街道上來回走幾趟，裘麗琳便知道信已為周郎收到。

這時，一位出身官宦、留英回國接掌龐大家產的年輕人進入裘家視線。裘母當即應下這門婚事，派人到天津把裘麗琳的庚帖送去，然後帶回男家定禮———一對金鑲翡翠手鐲和一隻8克拉鑽戒。

但就在這個時候，裘麗琳乘家人看管懈怠，穿著睡衣拖鞋伺機逃出了家門！然而她不敢去找周信芳，而是坐上黃包車先去了聖貞德女校一位要好的中國同學家中。這位同學便前往通知周信芳。周信芳覺得，現在裘麗琳只有離開上海，先暫避到蘇州去。於是他當即去火車站買票。當天黃昏，周裘兩人便到達了蘇州。周信芳在閶門外找了一個僻靜乾淨的小客棧將裘麗琳安頓下來，登記時用的是假名，兩人以兄妹相稱。然後周信芳當夜又趕回上海，因為次日還有他的戲碼。臨走時他再三叮囑裘麗琳把門鎖好，絕對不要走出房間。

其時，裘家早已發現「三小姐」不見了，等到裘劍飛攜手槍帶人直撲周信芳家時，周已不知去向。四處追尋之下，在火車站問到一個「黑帽子」（票務人員），他漏嘴道：因為自己是京戲迷，剛剛才將周信芳領到去蘇州的火車座位上。裘劍飛立即帶著人馬連夜趕往蘇州，在各大旅館逐一搜尋，一無所獲。

裘家勃然大怒。他們登報公開譴責裘麗琳，並聲明和她脫離關係。

裘麗琳只好給母親寫了好幾封請求寬恕的信，但是毫無回音。在受到人身威脅之下，裘麗琳只得以法律進行自我保護。於是，上海的好幾家大報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師啟事：本律師受聘於裘麗琳小姐擔任其法律顧問，本律師的當事人已經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權利，任何人無權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權益，否則本律師將依法提起訴訟云云。

回歸上海

在當時的上海，法律也許可以暫時保護裘麗琳的人身自由，但是無法排解周裘兩人所遭到的各種勢力的壓迫。於是，「麒麟童」和上海灘上「大人家」的小姐裘麗琳不得不離開上海。但是兩人恩愛廝守，周信芳時常在外埠跑碼頭唱戲，裘麗琳則始終陪伴在他身邊。

多年後，事情終於有了轉機並且終究獲得美滿的結果。也許是因為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周信芳在這段時間裡，辦妥了與前任妻子的離婚事宜。這就使得與裘麗琳的關係以及社會對他們的接納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礎。而周裘兩人的事實婚姻木已成舟，時過境遷，怨憤漸漸疏淡，骨肉親情又漸漸重新萌生。其次，裘麗琳非常聰明。當時上海灘的戲班背後都有黑社會勢力，這時，她背著周信芳，私下裡跑去給黑社會的老大磕頭賠罪。這個方法果然奏效，在黑社會「諒解」以後，周、裘一家重返上海的麻煩也就得到了結。

而更為重要的原因應該是，當時上海的社會風氣已經十分開放。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地方經由法律認定的自主婚姻和自主離婚，在全國的比例是最高的。

回到上海後，周信芳和裘麗琳在一家最著名的酒店舉辦了一場隆重的婚禮。而這個時候，他們已經是3個孩子的母親和父親了。□李莊文

上海的咖啡香 從「磕肥」到咖啡

咖啡是舶來品，剛傳入上海灘時，趕時髦的新派人物喝了，往往叫苦不迭，沒想到竟像咳嗽藥水一樣難喝。慢慢地隨著西餐在上海灘的推廣和普及，咖啡也逐漸為人們所接受，所喜愛。朱文炳的《海上竹枝詞》（1909年）中，已有描寫咖啡的詩句，同年上海基督教會出版的《造洋飯書》中也提到了咖啡。

早年咖啡的譯名五花八門，甚至還有「磕肥」的譯法。以咖啡能減肥這一點觀之，倒也頗為形象貼切。清末毛元征《新艷詩》中有「飲歡加非茶，忘卻調牛乳。牛乳如歡談，加非似依苦」之說；民初「鴛蝴派大家周瘦鵑《生查子》詞中也有「更啜苦加非，絕似相思味」，這就又把咖啡與相思、悲苦、離愁等中國文學中的傳統意象聯繫在一起了。

咖啡館在上海灘的出現自然要晚一些。不過，當時英法租界裡眾多西餐館兼具咖啡館的功能，同樣能品嚐上好的咖啡，也是不爭的事實，在陳定山的《春申舊聞》等老上海「經典」中就有具體的描繪。但咖啡館如雨後春筍般在上海灘大量湧現，大概是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事情，詩人林庚白寫於1933年的《浣溪紗•霞飛路咖啡座上》云：「雨了殘霞分外明，柏油路畔綠盈盈，往來長日汽車聲。破睡咖啡無限意，墜香茉莉可憐生，夜歸依舊一燈瑩。」就是極為鮮明的寫照。

作家與咖啡店

田漢1921年創作的獨幕話劇《咖啡店之一夜》，是最早在新文學作品中抒發「咖啡館情調」的。此劇雖寫於日本，背景恰恰是老上海的咖啡館。《咖啡店之一夜》展示的是個性的覺醒、自由的渴望和「新浪漫主義」的體驗和感傷，把咖啡館和文學的現代性訴求聯繫在一起了。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北四川路上有名的「上海咖啡」的開張，更釀成了一場影響不小的新文壇公案，催生了魯迅一再諷刺過的創作「三角戀愛」小說的高手張資平。

說到與文學關係密切的老上海咖啡館，同樣坐落在北四川路上的公啡咖啡館也不可不提。這是當年魯迅與「左聯」領導成員和中共地下黨代表秘密接頭商談的一個場所，魯迅日記上有多次去「公啡」啜飲咖啡的記載，儘管魯迅並不喜歡喝咖啡。「公啡」的地位是如此重要。

日本尾崎秀樹在《三十年代上海》一書中討論上海左翼文化時也專門提到它。遺憾的是，「公啡」已不復存在，而今見到的「公啡」則是不折不扣的「假古董」。邵洵美、曹聚仁常光顧「俄商復興館」，葉靈鳳、施蟄存等經常光顧華盛頓咖啡館，則又是另外的生動有趣佳話了。

文學中的咖啡

作家馬國亮曾在《咖啡》一文中寫道，他在當時上海一家咖啡館裡無意中聽到兩位女人談話，「她們談的是文藝，國民黨，政治，什麼都談，她們說完了郭沫若，又說魯迅、郁達夫、汪精衛、蔣介石」，馬國亮對此頗感意外。其實這是咖啡館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咖啡館不是單純喝咖啡的地方，而是現代都市中的一個「公共空間」。西諺有云：「咖啡館是新倫敦之母。」對老上海的咖啡館雖不能這樣評估，但馬國亮的這段記載，也從一個小小的側面告訴當年上海的咖啡館文化是多元的，是值得探究的。

如果要問當年有哪些新文學作家寫過上海的咖啡館，那可以開一份長長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名單。徐訐的《吉卜賽的誘惑》、林徽音《花廳夫人》、溫梓川《咖啡店的侍女》等等都是。張若谷乾脆以《咖啡座談》作為自己的散文集的書名。孫了紅有名的「俠盜羅平探案」系列也有不少曲折的驚險故事發生在咖啡館裡。至於後來曹聚仁的《文藝復興館》、史火覃（周楞伽）的《文藝咖啡》、董樂山的《舊上海的西餐館和咖啡館》等回憶錄，更是研究老上海咖啡館文化的珍貴文獻了。

時光飛逝，滄海桑田。20世紀20至40年代上海南京路、霞飛路、北四川路、亞爾培路上各具特色的咖啡館而今安在﹖差不多都成了歷史的陳跡，有的連斷牆殘壁都未能留下，我們今天只能在作家文人的作品和回憶錄中來尋覓它們，想像它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