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大鷹在拍完《陳賡大將》之後一年補寫了一個「導演闡述」，在闡述裡，他把這個電視劇定位為《一個英雄的傳奇》，中心大意是:「一個民族不應該遺忘他們的英雄！」《陳賡大將》播出後，葉大鷹接受我們採訪時有一次強調了這個大意:「我們不想評判歷史，因為我們不是幹這個的。我們幹的就是講我們民族的故事，講陳賡這種奇人的故事，因為他們有偉大的人性。」

一場革命或戰爭造成的歷史結局尚未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們對戰爭的敘述回顧，總是會慣性地停留在由勝敗導致的光榮與仇恨的基礎上，光榮來自勝利，而仇恨因為是對手。當歷史稍稍遠去一些，重新檢索戰爭中建立功勳的人物，遙想當年的風雲變幻，他們所經歷的奇關異險，以及在那種經歷中百煉成鋼的人物背後的做人原則和能量，不正是伴隨漫長歷史的英雄傳奇？其中悲與喜的衡量都由於歷史的境遇而耐人尋味。在我們告別了一個時代之後，難以告別的是這些時代英雄。

陳賡傳奇開始的時代，中國社會的衰敗、可悲和毀滅的跡象激發出各種要求改變社會的力量和理想，國共兩黨的主張代表著當時對新型社會的追求，無數想要改變中國面貌的理想主義青年都在這兩種主義中選擇自己的道路，1922年陳賡加入共產黨，隨後他又考入黃埔軍校。

從今天的距離去看80年前的黃埔軍校，無論是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想還是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理想都不是最迫切的任務，而是如何面對混亂的時局。正是那個歷史環境造成了很多人身兼國共兩黨黨員的奇特政治面貌，在當時，理想的輪廓對很多人來說也許並不像時局發展到後來那樣清晰。1926年，在蔣介石重新制定政策，要求黃埔軍校的軍官和學生填表聲明黨籍，不准跨黨，聲言「凡在本校本軍裡的CP(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縮寫)同志，不管是願意脫離CP，或者願意脫離國民黨，他總要做一個純粹的黨員」。在這個政策中，所有身兼兩黨黨員的人都經歷了人生道路的第二次選擇，不同選擇框定出了此後中國歷史時期中敵對兩方諸多重要成員，也延伸出跌宕起伏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陳賡雖然跟隨蔣介石參加了兩次東征討伐陳炯明的戰鬥，並在第二次東征時，救過蔣介石的命，但校長的器重和同窗情誼都沒有讓他在這次道路選擇中改變初衷，他公開了共產黨員身份，同時聲明脫離國民黨。同他一起報考黃埔、又經他介紹參加共產黨的宋希濂，就是在這時退出了共產黨。宋希濂後來被國民黨派赴日留學，1930年回國後，很快就連續升任國民黨軍團長、旅長，1933年升任第36師師長時，軍銜由少將升為中將，時年27歲，成為國民黨最年輕的高級將領。這時候的陳賡在紅軍中只是個團長。到了1948年昔日好友分屬的兩黨做最後決戰的年代，宋希濂曾身居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兼14兵團司令的高位。

陳賡選擇的道路充滿艱難。1926年，陳賡被共產黨派往蘇聯學習特種工作經驗，這意味著隨後他將進入特殊時期的特殊境遇。所謂「特殊」，就是1927年國共兩黨分裂，共產黨進入地下狀態，可想而知，叛徒對於秘密狀態的共產黨是嚴重的威脅。順應時世的突變，隨即中央特科成立，特科的主要任務就是深入敵軍警憲特機關，探取機密，向組織報警，鎮壓叛徒，保衛中央機關。因為處境險惡，能夠進入特科的成員都是身懷絕技，膽識超群的黨員。中央特科的負責人顧順章是與陳賡一同到蘇聯學習的同事，顧順章後來的叛變雖然是他的恥辱，但葉大鷹提醒我們注意的是在那種險象叢生的景況中，人的靈魂所經受的磨礪。歷史中顧順章被捕與陳賡被捕不在同時，但葉大鷹在電視劇中設計出兩人在同一牢房裡的對話，無非也是為了對比陳賡在黃埔軍校公開共產黨身份時的那種堅定和道路選擇後的堅毅。顧順章是陳賡的上級，兩人既是戰友，又是同學，又是上下級，互相瞭解就如台詞所說「像瞭解自己的手指」，把這兩個人放在一起，就要對比兩個靈魂的對話。關於顧順章的叛變有很多傳說，葉大鷹在為《陳賡大將》收集資料時遇到一個傳聞，說顧順章招供之前在廁所裡有一次驚天動地的號啕大哭，哭過之後走出廁所，全部招供。從他的哭聲中透露的也許是意志在做最後的抵抗。顧順章也做了第二次道路選擇，不過是在一種沒有尊嚴的處境中對第一次選擇的背叛。

歷史並不留給人太多的機會，戰爭邏輯比起這種機會顯得更為簡單，無非是勝與敗、生與死，在這種簡單邏輯中，道路的選擇才顯得艱難。而光榮與恥辱、得與失以及所有的情感與義氣、品格與意志都在那簡單的邏輯中被詮釋，形成了不同質地的傳奇。

陳賡的傳奇色彩豐富，還在於他與對戰雙方都有非同一般過命的淵源。1955年，蔣介石在接受一個美國記者的採訪時，曾提到黃埔軍校時期著名的「黃埔三傑」；多年後周恩來對記者也談到了同樣的話題。他們都提起「三傑」中陳賡曾經救過他們的性命。1933年陳賡被捕大難不死，蔣介石沒有殺害他，顯然不能簡單地歸為那一次救命之恩，來自各方的政治壓力阻擋了蔣介石才更符合戰爭邏輯，但那救命之恩才顯得陳賡的命運有迴旋的餘地，蔣介石許諾：「只要你願意，我可以隨便讓你指揮任何一個師。」但他依然不做第二次道路選擇，把自己置於生與死的邊界。

由於陳賡的位置，他的傳奇必定聯繫著一段歷史。理想可敬，歷史無情，他的戎馬一生中竟有大約10年時間是在與自己的同窗舊友做生死決戰，當那段歷史遠去時候，當事雙方也許終能一笑泯恩仇，但風雲際會的歷史現場上，那又是一種與莊重的道路選擇相互考量的內心倫常秩序。並非每個人都要經歷這樣的考量、都走到過生死邊界，陳賡與歷史中交戰雙方的命運糾纏以及他在戰爭中幾次大難不死，是他的傳奇中不可缺少的意志與能量的光彩。從這種不可毀滅光彩中我們似乎能看到某種堅硬的東西，它比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更牢固、更持久。

1961年，陳賡58歲時去世，他的傳奇終止得又是那麼早，這與他的傳奇一生又形成某種對比。

專訪導演葉大鷹：關於紅色故事

從《紅櫻桃》開始拍這種故事，當時是想找一個大點的故事，有傳奇的要求。當時拍成那個電影很重要的是做了30多次採訪，前輩人的子女將戰爭故事聽得非常感動。所以就想拍這些奇人，他們都有偉大的人性。這次拍陳賡與其說是紅色故事，不如說是英雄傳奇。作為導演，我並沒有發現什麼、製造什麼，也不能說我們拍了真實的陳賡，他太高了，以我們的境界根本沒能力再現他。只能拍關於陳賡的故事。

即使是拍他的故事也都有很多限於條件拍不成，比如淮海戰役，陳賡按總攻命令的時間出擊，但他後來不想執行這個時間了，他要將坑道一直挖到陣線前，當時的指揮鄧小平不同意，他跟鄧小平力爭，之所以敢抗命，一方面當時大家為著一個主義是敢直言的，另一方面他監聽敵人的同時也監聽粟裕向劉伯承的匯報(他是從特科出來的人啊)，粟裕也是按這個想法在準備，最後是挖到了離黃維部隊30米的地方，29分鐘就結束戰鬥。多精彩！但拍不了。

作為葉挺的後代

以前我不太敢說，現在我對此很自豪。所以拍《陳賡大將》這種題材就有一種責任感，感覺跟他很近。他是我爺爺的哥兒們，也就是我的長輩。他們製片方開始做的時候，我就想「怎麼沒找我拍？」真找到我了，我是一邊答應一邊緊張，拍陳賡找藝術刺激，也不是完成簡單的工作，主要是他們家人的囑托特別沉重。我們看了很多檔案，那時候他們真是不一般啊，就說王根英的剛烈，她聽說陳賡被捕了，就做了最後的打算，因為沒有前途了，不是死就是叛變，她先把孩子從窗戶扔下樓，準備自己隨即自殺，可是孩子一扔下去招了很多人，她就沒死成。至今陳賡大兒子的頭上還留著一個大傷疤。

遙想前輩

小時候老想，我要是生在那個打仗的年代多來勁啊，到拍陳賡的時候，我就老想陳賡他們是怎麼扛過來的，真是由衷地佩服。據說帥孟奇在大牢裡所有大刑她都過了一遍，就是扛過來了，自她之後，國民黨對共產黨高官就不再用大刑了，沒用。我們雖然做人做不到他們那樣，但我們不能忘記他們，就覺得曾經有那樣的人，是我們的財富。有英雄的存在才有那些歷史。

陳賡在中央特科的秘密生涯

◎葛維纓

一個斜仰角鏡頭推上去:手槍指向角落裡的叛徒，陳賡身穿黑西裝，拉低帽簷，側面表情冷酷。電視劇裡的場景並不完全出於虛構。1929年11月11日晚上23點，陳賡親自指揮中央特科紅隊擊斃出賣彭湃的叛徒白鑫，「子彈由前額洞穿後腦，腦漿迸裂而亡」。儘管沒有資料顯示陳賡是否親手殺死了白鑫，但這場被上海各大報紙寫成「霞飛路暗殺案」的行動，顯

然是陳賡情報生涯中最震動人心的一幕。歷史比戲劇還要精彩。1928年到1931年，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甚至青幫小頭目都熟悉的名字「王庸」，從來沒有出現在陳賡自己的文字中，更沒有留下任何照片。作為中央特科情報科長，陳賡和他的同志們保守了秘密。

中央特科沒有留下大量詳實材料的原因也許正在於此:能掌握全局的周恩來、陳賡、潘漢年、康生沒有公開任何信息，而普通情報人員當時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這個名字——他們直屬於某位領導，執行某一項任務，對其他情況一無所知。老記者穆欣作為這段歷史的最初研究者，早年曾多次採訪過陳賡和一些特科工作者，他提供的材料由此成為瞭解這段歷史的基礎。

早期特科

1926年9月，陳賡秘密離開黃埔軍校，到上海中共中央報到。陳獨秀派遣他和顧順章一起前往蘇聯「契卡」受訓。半年裡，他們先在伯力學習偵探、審訊;又到海參崴學習暴動、劫獄及爆破、射擊、秘密通訊等專門技術。1927年秋，周恩來向黨中央提議成立中央特務科，直接歸黨中央領導，並借鑒蘇聯經驗，規定「三項任務——打進敵人內部獲取情報，籌款，制裁叛徒;一條原則——偵查手段絕不許在黨內進行」。

初創的中央特科並沒有陳賡領導的情報科(二科)，它只有兩部分:紅隊，專門負責鎮壓叛徒;總務科，為黨中央辦理雜務，比如採買、佈置會場、安置同志。由顧順章領導的「打狗隊」當時在上海已經有了名氣，國民黨特務、警憲和租界的包探、巡捕都以為，紅隊只有4條槍，威力卻很大。它的前身是五卅時期的「上海工人糾察隊」。美國記者羅伯特·帕克曾寫道:「紅隊由一批熟練的槍手組成，為上海全黨的高級幹部提供警衛，並負責各類會議的安全;緊盯反共的國民黨特務;但最主要目標是實施懲罰，處置那些叛變投敵的共產黨員——這為它爭得了『打狗隊』的名稱。」紅隊具體工作安排，顧順章在叛變後，為國民黨寫的《特務工作制理論與實踐》一書中曾有所描述:「如果C.P.(共產黨)今天要在某處開重要會議，就要通知紅隊到開會的地方看看有沒有不保險的地方。他們的保護是利用電氣及武器等，萬一發生危險，他們立刻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抵抗敵人，一部分保護各要人出去，這是在房內。房外保護，有單車隊員的巡查，還有許多做小生意的，皆負有保護使命。如果有人來破壞而發生危險，就用規定的特別記號按門鈴，通知戒備。如他們有時為保護黨的安全而殺一個人，方法很多，或在路上，或在敵人家裡，因事制宜，沒有一定。內部同志自首者，他們便要設法活捉回來審訊，看看有其他陰謀和其他小組織否，然後再殺。……此外，如果C.P.經費缺乏，就要用非常手段，或其他方法來供給黨。但不是自私自利，而是為他們的黨。」

在顧順章領導下，紅隊的行動能力很強。散發傳單之類的活動，幾乎可以半公開化。1928年春，25歲的陳賡帶著腿傷，奉周恩來之命進入特科，任情報科科長，也是顧順章的副手。

情報科長陳賡上任

陳賡一進入特科，就開辦了為期29天的訓練班，隔年又為紅隊專開訓練班，訓練項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裡弄的名稱、路線和居民住宅情況，熟悉警察、憲兵、特務機關和流氓幫會的情況;學習化裝術，以便能切實有效地隱蔽自己和對敵人進行偵察、監視;學習猜破敵人密碼，用隱顯墨水寫密函，被捕後打開自己的鐐銬，在汽油裡摻糖以破壞汽車等等。除了這些，還有槍法訓練，心思縝密的陳賡安排租船到長江口，入海學習槍法。中央特科的幾位領導人周恩來、顧順章等都是化裝高手。陳賡會說幾種方言，能根據身份變換形象，有時西裝革履，像租界的洋行買辦;有時長袍馬褂，禮帽緞鞋，扮作巨商。陳賡穿什麼像什麼。國民黨將領張克俠第一次見到陳賡，說他「一身青緞子褲褂，褲腿用黑緞帶紮緊，樣子很像上海的小開。我問他腿傷如何，他一會兒縱情跳躍，一會兒又下蹲屈腿，……我們十分知己」。「王庸先生」個性風趣親和，交遊廣闊，與國民黨特務機關、警察局、黨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聽，乃至上海各幫會地痞均有往來。有位同志在公車上丟了文件，不到兩天就被流氓尋回。秘密工作的關係網逐漸建立起來。

到底情報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員？誰也說不清楚。在顧順章為國民黨畫出的示意圖上，中間的圓圈寫著「偵探科長陳賡」，向周圍輻射的許多小圓圈，分別寫著「某通訊社記者」、「上海警備部某女偵探」、「上海軍械局」、「青幫流氓楊安清」、「日本翻譯」、「高麗人」等許多聯絡人，這些人又再輻射更多聯繫人。除了上海和南京，還有香港、滿洲的中共情報團，有些具體姓名連顧順章也不知道。但是他向國民黨供出:「第二科對於全國政治、經濟以及國際方面得來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價值。尤其是如要破壞他們的機關，他們事先已經知道，因為每天編有一種叫《敏捷飛》的情報出來，所以消息靈通。同時又設法破壞敵方，有時製造種種相反消息，以挑撥對方內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所有特科偵探都是單線聯繫，只認識自己的直接領導者。陳賡手下的幾個得力的情報工作者，分別聯繫不同的線人。也是在陳賡主持工作以後，中共發展了幾個重要的情報關係。

間諜

陳賡手裡的王牌是楊登瀛。1928年1月，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立調查科(「中統」前身)，要在上海籌建調查機構，以反共為首要目的，楊登瀛得到蔣介石手諭，成為「中央駐滬特派員」，獨立於軍警和偵察機關，直屬於陳立夫。他同時又是陳賡手下陳養山的舊相識，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與張道藩有私交。陳養山發現，楊登瀛對共產黨很有好感，又不願意放棄做官的機會，將情況報告給了陳賡。周恩來和陳賡決定借陳養山拉攏楊登瀛。表明身份後，陳賡切斷陳養山和楊的關係，自己單線和楊登瀛聯繫。楊登瀛要求汽車、保鏢和活動經費，陳賡請示周恩來，盡力滿足他，並要求他和上海黨部、市政府、淞滬警備司令部建立關係。上海各種警察機構之間的矛盾複雜，楊卻能得到各方信任，他獨立的身份又有權參加陪審。在政治上，楊登瀛並不可靠，據當時給他做保鏢的黨員回憶，楊官架子很大，做事情總是兩手準備，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卻需要這樣的人。1929年10月，陳賡為楊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裡對面過街樓上成立了一個辦事處，掛牌「國民黨中央調查科駐滬辦事處」。陳賡派女黨員安娥去做秘書，楊登瀛一帶回情報，安娥就及時抄送陳賡。這裡也是楊登瀛和國共兩路人馬會合的地方，偵探和奸細都會來這裡和楊接頭，中央特科常會送來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楊登瀛的工作。隨著楊登瀛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陳賡一方面加強對楊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將楊的任務轉向協助處理共產黨內部的奸細。1928年底到1930年初，向國民黨「投誠」的叛徒被楊登瀛「攔截」，再交由紅隊處理的，記錄在案的就有戴冰石、陳尉年、黃第洪等人。陳賡主持特科情報工作的時間裡，楊登瀛是陳賡最重要的聯絡人之一。

除去和國民黨的執法機關打交道，共產黨的工作需要更高層的政治情報信息。上層的內線更隱蔽，情報工作維繫全黨安危。1975年，周恩來逝世前幾個月，才要秘書到《辭海》編輯部，說明袁世凱的謀士「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李大釗被捕後，他變賣居所，換得4500元營救，後來成為杜月笙的掛名「秘書」，多次用雪茄煙盒給中央特科送情報，晚年入黨。周恩來要求:如果《辭海》編入楊度，應加入黨員一條。上海律師界和新聞界也遍佈中共眼線。周恩來和陳賡掌握了多個秘密上層聯繫人。斯諾的《西行漫記》裡，第一次提到了「紅色牧師」董健吾的故事。他主持的聖彼得教堂，是陳賡常常活動的地點。董健吾當過馮玉祥家人的英文教師，又對青幫瞭如指掌。1929年下半年參加特科工作，代號是「週二胖子」。他每星期去宋子文家裡，陪宋氏的母親倪桂珍做禱告。陳賡把這個關係交給了情報科副科長劉鼎，劉鼎後來回憶說:「當時有好幾個牧師，陳賡自己聯繫幾個，把董交給了我，那段時間主要讓他以牧師面目，和宋子文的母親接近，瞭解蔣、宋情況。」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園」也是培育共產黨子女和烈士遺孤的秘密場所，毛澤東的兩個孩子——毛岸英、毛岸青都曾得到他的撫養。

營救與復仇

中央特科並不擔負營救所有黨員的任務。一般同志被捕由郭沫若、沈雁冰領導的「中國濟難總會」營救，只有中央負責同志由特科負責。一般做法是買通國民黨警憲機關，掩護被捕同志的身份，也會聘請律師。中央軍委書記彭湃的被捕，卻沒有具備任何營救的因素。叛徒白鑫曾在彭湃領導的海陸豐政權工作，後調入上海中央軍委，做彭湃的秘書，他家常被作為軍委會場。1929年8月24日下午16點，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負責人范爭波派遣警察駕紅皮鋼甲車來到白鑫家，一個一個按照姓名和照片拘捕了正在開會的5名中共黨員，但對白鑫夫婦置之不問。周恩來因故未能出席會議。陳賡得知消息，立刻讓楊登瀛調查，當天晚上查明白鑫早在一個月前就和范爭波取得了聯繫，準備將中共軍委一網打盡。8月25日，周恩來部署特科人員住在偵緝隊附近，8月26日，陳賡指示楊登瀛參加對彭湃的審訊，並暗示彭湃，特科將全力營救他們。

彭湃等被捕後受到嚴刑折磨，將自己奮鬥的歷史一再向人宣傳，對黨的秘密卻無半點透露。周恩來接到密報，下令中央特科所有會打槍的人全部出動。8月28日凌晨，陳賡得到消息，彭湃等將被押往龍華警備司令部，特科迅速買來各種器具，槍支則由「三民照相館」的老闆范夢菊運送。當范夢菊騎著腳踏車，將裝有駁殼槍的小皮箱運到同孚路集合處，卻發現所有槍支上都塗著一層保養用的黃油。特科人員用了約有一小時將黃油清洗乾淨，20人的救援小隊這才來到囚車的必經之路楓林橋，在卡車上放了一個三腳架，擺上攝影器材，分別扮作導演等劇組人員。陳賡當時其實沒有去現場，而是在附近的法國公園裡接應，等了半天沒有聽到槍聲，才知道耽誤了時間，囚車早已經過去了。8月30日，彭湃等4位同志英勇就義。

白鑫被國民黨迅速保護起來，陳賡要楊登瀛嚴密監視白鑫，得知白鑫身患瘧疾。陳賡通知柯達文做好準備，果然，白鑫帶著保鏢找到了「達生診所」，請多年的老相識柯達文為他看病。白鑫並不知道，他的廣東老鄉柯達文，早年就加入了共產黨，是陳賡手下的特科人員，更不知道，「達生診所」是黨中央的會議場所，傳染病房是高層領導的會議室。儘管白鑫更加警惕，更換了住所，直接住進了范爭波在霞飛路和合坊的范公館，並讓范爭波幫其籌備去義大利躲避，但並沒有懷疑柯達文。陳賡將緊靠范公館後面的房屋租下，派監視哨居高臨下俯瞰。大約一個月時間，和合坊新開的門面房，范家女傭的洗衣婦朋友，弄堂口修單車的小販全部換成了中央特科的耳目。白鑫動身的時間，乘坐輪船號，甚至范爭波送去碼頭的細節全部被周恩來、陳賡掌握。11月11日，楊登瀛陪同張道藩前往范公館，確定了白鑫晚上23點離開上海的計畫。下午，陳賡親自帶領十來名紅隊隊員陸續埋伏在弄堂裡。到晚上22點多，范爭波的汽車帶了另一輛車來接白鑫，停在弄堂口，傭人們開始往車上搬行李。23點左右，白鑫走出范公館，他身穿藏青色西褲，上身穿灰嗶嘰絨衫，旁邊還有范爭波兄弟和保鏢共7人，走向汽車。離汽車還有幾米遠，特科人員突然從黑暗中衝出來，大喝:「不許動！」白鑫被掩護著向北逃走，保鏢們和特科隊員展開槍戰，一名保鏢被打死，白鑫一邊逃跑，一邊掏出手槍準備還擊，但還沒開槍，就被特科人員逼到了角落裡，子彈射穿頭部，當場斃命。據趕到現場的《時報》記者報道，白鑫的屍體「側身蜷臥，背靠於門，食指猶伸入扳機上，做射人勢」。特科人員迅速撤離，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後經巡捕房勘查，共射出90多發子彈，打死5人，打傷3人，而特科無一傷亡。

可能改變歷史的叛變

特科領導人顧順章的叛變，曾經被親手抓捕他的國民黨特務蔡孟堅說成是「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比陳賡大8歲的顧順章，出身於上海貧民窟，他在上海工人運動中多次領導罷工和工人武裝，締造了紅隊的雛形。後來進入中央政治局，和周恩來、向忠發共同領導特科工作。他自己能徒手無聲殺人，作戰勇敢，紅隊中有一些人是他的徒弟。羅伯特·帕克寫道:「顧順章渴望在政治上和社會上得到重視，身為杜月笙青幫的一員，顧順章很快就能接觸到上海各警察隊的情報。他還經常出入夜總會，吸鴉片，以魔術家化廣奇的名字在著名的大世界娛樂中心表演。大世界是一幢高高的、像結婚蛋糕一樣的建築，裡面提供各種形式的娛樂，從跳舞、賣淫到射靶、輪盤賭。張國燾曾經說，『顧順章的外表和習性有點像花花公子』。」這些因素讓周恩來感到不安，1931年4月，周恩來派顧順章護送張國燾去武漢。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顧順章為我服務，十分賣力。」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當，何時轉船，何時按照暗號乘坐黃包車，顧順章對張說因為他曾用化廣奇的名字多次在武漢遊樂場表演，所以朋友很多。4月8日張國燾得到安全交接，顧順章卻不顧周恩來反對，留在了漢口，在德明飯店公開表演魔術，還到處張貼「化廣奇」的海報。4月24日，一個叛徒認出了顧順章，國民黨武漢偵緝處的蔡孟堅逮捕並審訊了顧。蔡曾經寫回憶文章說:「顧一進門就說:『我不是普通共產黨員，是共產黨中央常委，和周恩來平起平坐；共產黨黨務，我掌管大部分，任何秘密機關由我安排。這次我護送張國燾任豫鄂皖邊區的主席，你找到我，對國共兩黨都有好處，我不能多談，留下重要的問題，請你安排我與蔣委員長商談。」蔡孟堅於是決定「大方些」，盡快送他去南京面見蔣介石。

4月25日，顧順章供出了中共在武漢的各大辦事處和聯絡點，造成十餘人被捕。顧順章要求，在他人到南京之前，絕不要向南京拍發電報，以免走漏風聲。但是武漢方面已經向南京的中央調查科科長徐恩曾打了電報。

亮出底牌終結特科

就在這天晚上，南京中山東路5號，徐恩曾的辦公室接連收到6封來自武漢的特急絕密電報，每封都寫著「徐恩曾親譯」。當晚是星期六，辦公室只有機要秘書錢壯飛一人。他手裡掌握了徐的密碼本，迅速譯出所有電報後大吃一驚。第一封電報說黎明(顧順章)被捕，並已自首，迅速押解至南京，則3天之內中共中央將全部肅清。第二封說將用兵艦運送，第三封則改由飛機送，因為黎明認為兵艦太慢，而且絕不能讓徐左右的人知道這個消息……

錢壯飛記下電文，又封好電報。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翻出「京滬路行車時刻表」，讓自己的女婿劉杞夫連夜坐特快到上海，將此事轉告李克農，再報陳賡。

將近30年後，徐恩曾在其回憶錄裡講到錢壯飛的時候，還驚駭不已地說:「我得悉捕獲顧順章的消息時，極為興奮，命令立即將其遞解南京總部。……顧順章的自新立即使我得到一些令人震驚的情報。顧說，我的手下有一個最能幹的工作人員保管著我們的絕密文件，此人實際上是一個共產黨的間諜。他是我的秘書，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個商業的無線電台時，便僱用了他，並在我手下工作近3年時間。我過去一直認為他是一個工作勤奮、忠誠、有能力的年輕人。他從不多說話，也從不打聽他工作範圍以外的事情，熟練地執行我的命令。我確實懷疑，這樣一個模範職員會是共產黨的特務。報告捕獲顧順章的密電是由他譯出的，又是他把譯出的報文交給了我。我希望顧是在撒謊，但是我派去尋找他的人回來報告說，我的職員已經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顧順章所說的話是真實的。」

4月26日凌晨，李克農在上海接到情報，立刻告訴陳賡，陳賡上報周恩來。一天之內，一切顧順章可能偵查的人員全部轉移，廢止一切顧順章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上海中央特科人員全部調換。4月27日，顧順章到達南京，先去徐恩曾中山東路的辦公室，一見到門牌，顧順章就說，「徐恩曾的秘書錢壯飛是中共安插的核心間諜……」隨即供出周恩來、瞿秋白、向忠發等所有領導人的地址和辦公網絡。儘管一網打盡共產黨的計畫未能得逞，和盤托出的顧順章還是讓中共受到了損失。當時被殺的領導人包括惲代英、向忠發、鄧演達、蔡和森等。周恩來前往廣州，上海黨中央基本撤離，陳賡隱藏在天津。中央特科由陳雲、潘漢年和康生接管，以後幾年的工作以處理顧順章叛變的遺留問題為主。繼續留在特科的陳養山曾經著文說:「負責幹部大都撤離，黨的組織均遭破壞，到1935年，上海的保衛組織已不存在。」

軍人陳賡：被各種傳奇所籠罩

記者◎李菁

陳賡與傅涯的三個兒子如今都算是子承父業，其中陳知建離休前是重慶警備區副司令員，陳知庶曾任駐港部隊副司令員，現任甘肅軍區司令員；陳知涯則是中國國際戰略基金會秘書長。

在陳知建看來，長年來，父親一直被各種各樣的傳奇故事所籠罩，諸如陳賡救蔣、陳賡蒙難、上海特科的紅隊傳奇等等，「以至於人們忽略了一個軍事家真實的軍旅生涯和漫長的將星之路」。在陳知建看來，「最本質的一點，父親首先是位優秀的軍人和優秀的軍事指揮員」。

在陳知建看來，陳家的「尚武」傳統應追溯至曾祖父那裡。「我的曾祖父是位傳奇式人物，他青年時從了軍，由一名伙夫開始，屢立戰功，轉戰十幾個省，官拜花翎副將，是湘軍中最有戰鬥力的曾國荃部的一員戰將。」

原配妻子去世後，曾祖父又續娶了一位，這便是陳賡的繼祖母。「我的曾祖母是位女俠式的人物，精武藝、善騎射，十幾歲時便成為替天行道的女俠，後投奔湘軍，在曾祖父帳下當了一名騎士。直到五六十歲時，曾祖母躥房越脊仍如履平地。」

陳知建說，「就像父親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大英雄一樣，曾祖父在父親心目中，也是位大英雄」。曾祖父後來解甲歸田，置地蓋房，繁榮陳氏家族，也許覺得自己年輕時候廝殺過多，曾祖父不讓自己的兒子當兵、做官，但到了陳賡這一代，尚武從軍的傳統已流淌進他的血液裡。加之自古湖南民風剽悍，「無湘不成軍」，受家庭和地域的雙重影響，13歲那年，因為不願意與一位比自己大兩歲的富家小姐成婚，父親離開了正在就讀的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偷偷跑到湘軍當了兵。又怕家人追查，於是將學名陳庶康改成「陳賡」。老一代共產黨人林伯渠當年在舊軍隊裡視察湘軍時見到陳賡，當時就感慨一句:這麼小的孩子也在這裡當兵呀！

陳賡的經歷與許多將領有所不同。他念過師範、英文，受過正規的初級軍事教育。在黃埔軍校一邊接受正規的軍事教育，一邊參加戰爭實踐，這都使他受益匪淺，「作為一個傑出的軍事家，他的經歷和素質是令人羨慕的完美」。陳知建對陳賡的評價，不止是出於兒子對父親的尊敬，更是一個軍人對另一位軍人由衷的敬佩與讚賞。

活躍幽默，善於交際的陳賡與國共兩黨的領導人都有密切接觸。他看到惲代英忙於工作睡眠不足，就趁他睡著時用墨把他的眼鏡片染黑了，讓習慣戴眼鏡睡覺的惲代英總以為天還沒有亮。「父親身上有很特殊的一點，國共兩黨領導人都很喜歡他。他和這些領導人的關係，沒有經歷過戰爭那種生死洗禮的人，是不會理解的。父親跟毛澤東、周恩來這些人開的玩笑，可能在別人眼裡都有點過火。」陳知建說，有幾個人的玩笑，父親是很少開的，比如彭德懷和鄧小平。但參加朝鮮戰爭時，每當彭老總的火爆脾氣又發作，有些事情僵在那不好辦時，也只有陳賡能出面協調一下。

「幽默」，在一些特殊環境下，更是一種智慧的體現。1959年，話劇《蔡文姬》公演，郭沫若想為曹操「翻案」卻翻過了頭。演出結束後郭沫若請大家提意見，老帥們都在，陳賡見沒人說話，就開口道:我來說兩句，曹操該填表了(指填入黨志願書)，老郭可以當介紹人了。大家哈哈一笑。

雖然身為殘酷戰爭中的一個軍人，但陳賡被公認為是一位有「人情味」的軍人。陳家的孩子都知道父親看重身邊的「五大員」:警衛員、通訊員、炊事員、司號員和飼養員。尤其對司號員格外看重，「他經常說，司號員的工作最危險，人家蹲著他站著，人家趴著他蹲著，也是部隊的精神領袖」。也正是陳家子女的提醒，電視劇也特地安排了陳賡請五大員吃飯的鏡頭。

陳賡是一個念舊情的人。對曾與自己出生入死的夥伴，他一直念念不忘,想方設法尋找。這一次，正參加重走長征路的陳知建在四川遇到了父親當年的一位馬伕，興奮不已，因為他知道父親已經找了他很多年。

即便對「你死我活」的敵人，陳賡也表現出其有「情」的一面。「有一次戰役打完後，父親和部下視察戰場，他身邊的一個戰士踢了一腳死亡的國民黨士兵，父親特別憤怒，說他已為他的錯誤付出代價了，你怎麼還侮辱他？」

1949年，當父親率領十幾萬大軍進軍兩廣之時，其屬下的第15軍有一個戰士要離開部隊，去香港繼承一筆遺產。這在部隊引起軒然大波，大家說他是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代表，眾口一詞主張要槍斃這名戰士。父親正好騎馬經過這裡，他命令立即將這位戰士釋放，讓他回家繼承遺產。面對不解的戰士，父親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讓他去吧，將來海外又多了一個幫我們說話的人。」這個戰士後來果然成為舊金山的一位愛國僑領。創辦哈軍工時，陳賡把教授都讓進了條件好的小樓，而他和一些老幹部們住進了僅8平方米的平房，對此，很多老革命頗有意見。陳賡只是微笑著說:「你們有你們的二萬五，別忘了，他們有他們的十年寒窗苦。」在那個年代，能有如此胸懷的人確實不多。

作為一名軍人，陳知建最大的遺憾，就是16歲那年失去了父親，再也得不到他的口授親傳。若干年後，陳知建得到了父親當年的「作戰經驗總結」，以後，「我多次夢見在交趾城見到父親雙手扶杖坐在一個草棚下休息。我向他請教40師的戰鬥評價，他笑嘻嘻地說:『打得不錯！就是傷亡大了一點……』」醒來時，已淚濕枕巾。交趾城，是雲南省文山州麻粟坡縣老山腳下的一個邊境小村。1950年7月18日，陳賡受胡志明主席的邀請和黨中央派遣赴越南參加越北戰役，此地是陳賡赴越前在中國境內休息的最後一站。

1960年冬天，陳賡帶著孩子們去了上海。此前，他曾對夫人傅涯說過，之所以不願意去廣州是因為他是病號，會給正在那裡開會的中央領導增加麻煩；二來上海是他出生入死戰鬥多年的地方，有著深厚感情。所以當上海方面邀請他去養病時，陳賡欣然同意。在火車從浦口過長江的輪渡上，陳賡給孩子們講他東征時救蔣介石的那一段，以及後來蔣介石在南昌勸降他的故事，「這是我印象中父親給我們講的最長的一次故事」，陳知進說。

那一次，陳賡與傅涯還帶著孩子們參觀了敵偽時期的一個監獄，回來後，陳賡對傅涯說，他做的這一切，只是想告訴孩子們他們曾經經歷的一切，「我不知道若干年後，孩子們還能否理解我們經歷的那個年代」。陳賡去世時，傅涯堅持要為他傷痕纍纍的兩腿拍照，說這是陳賡的遺願，要讓後代記住他革命歷程的艱辛。陳知進深深體會父親的一番苦心，「他怕我們忘了他們經歷的歲月，但我想告訴父親，我們從來沒有忘，也永遠不會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