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日軍極少有人被俘，個別當了俘虜的人也要尋找機會自殺。後來日軍在中國戰場一再發動以「事變」為名的侵略戰事，官兵一直以凶悍著稱，在個別戰鬥中敗退時也幾乎沒有人當俘虜。

　　1937年 7月中國全面抗戰開始後，國民黨軍在華北戰場激戰三四個月都未抓到日軍俘虜。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上前線時，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就表示要抓一些日本戰俘到太原街頭示眾，然而初戰就證明活鬼子極難抓到。

　　八路軍首戰平型關，伏擊日軍擊斃傷近千人(其中大多數擊斃)，卻未抓到一個俘虜。八路軍有一位營長背起一個半死不活的日本傷兵，準備送往急救站，半路上傷兵清醒過來，竟一口咬掉了營長的耳朵，大家氣憤之下只好把這個傢伙殺死。林彪在《平型關戰鬥的經驗》中便感歎地說：「日本兵至死不肯繳槍，一來因受日本之武士道的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時也因他們對中國軍民太殘暴，恐怕中國人報復。 」

　　日本官兵死不繳槍，其實並非不怕死，其原因一是出於恐懼，二是不瞭解中國軍隊的政策。由於日軍在中國燒殺姦淫極為殘暴，他們認為落入中國人手中肯定會受到可怕的報復，還不如拚死一戰。

　　考慮到日軍的這種心態，八路軍注重在陣前展開了宣傳喊話，很快有了效果。平型關大戰後一個多月，部隊在山西昔陽縣包圍了一小股日軍後，就用日語喊「繳槍不殺，寬待日本俘虜」，有一個日本兵用生硬的中國話回答「明白的」，接著老實地舉手出來。此人是日軍第 20師團第 79聯隊輜重兵軍曹加膝幸夫，成為八路軍捉到的第一個日軍俘虜。有了這一經驗，後來八路軍通過戰場喊話，捉到的俘虜越來越多。

　　國民黨軍隊最早抓到的俘虜，主要是跳傘的日本飛行員。按日軍規定，飛行員最好在自己佔領區上空跳傘，在敵區跳傘後也要盡快設法逃回，遇抓捕就要用手槍自盡。不過也有一些日本飛行員珍惜生命，跳傘後沒有自殺而當了俘虜。

　　日軍不允許自己的官兵被俘，當了俘虜的日本官兵如果沒有自殺，若被釋放回部隊而暴露了被俘經歷，也不會被允許再活下去。當年解放區軍民瞭解到日本對俘虜的規定後，抓獲日本兵後對堅決要返回者經簡短教育後盡快送歸，對多數人還是動員其留下。起初被俘日軍普遍害怕受報復和虐待，又感到人生無望，大都想自殺。八路軍、新四軍則根據優待俘虜的一貫傳統，對傷者治療，不打不罵不辱人格，除生活上照顧外，還由懂日語的敵工幹部進行耐心說服。被俘日軍以本國軍隊對中國人的殘害和自己所受優待相對照，普遍感到過去所受宣傳是欺騙，認識到中共軍隊是仁義之師，產生敬意後便願意留下。

　　留下的日本俘虜普遍又有一種心理，即認為「舊的我已經死了」，自己只能作為「新人」再活下去，為優待自己的人服務也會沒有多少思想包袱。接著，這些日俘大都被送到反戰同盟及所辦學校，經過教育懂得了只有打倒日本軍閥，自己和祖國才有光明的前途。

　　國民黨軍起初對抓住的少數日軍戰俘只是關押，沒有多少思想教育，結果這些人在俘虜營中長期堅持每天向東朝拜天皇，說明軍國主義思想還未清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早能有效動員戰俘組織起來反對侵略戰爭的，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這是因為過去的紅軍就有爭取和改造俘虜的傳統和經驗。

　　1939年 11月 7日，日本戰俘杉本一夫等人在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山西省遼縣建立了華北日本士兵覺醒聯盟，此後在晉察冀、山東和華中戰場上也陸續建立了日本戰俘反戰組織，日本共產黨中央代表野阪參三在延安又直接領導成立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並集中了 300多名轉變了立場的日軍戰俘建立日本工農學校，進行反戰幹部的培訓。

　　在抗日戰爭期間，一些國際友人到敵後解放區幫助中國人民進行反侵略鬥爭，如白求恩、柯棣華廣為世人所知。然而數量最多的國際友人，卻來自敵對國日本，除部分日本共產黨派來的幹部，主要成分還是轉變了立場的日本戰俘，當年根據地群眾稱他們是「日本八路」。

　　在當年八路軍收容的日本戰俘中，學歷最高的是原名佐籐猛夫的山田一郎。他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應徵入伍擔任一個大隊的中尉軍醫。 1939年 8月，他所在的長田大隊在「掃蕩」山東梁山八路軍時中了埋伏幾乎全部覆沒，本人因頭部受傷當了俘虜。這個中尉軍醫被俘後曾想自殺，卻又愛惜生命而猶豫，此時八路軍為他治好傷，事實證明了中國人的友善。於是，佐籐猛夫同意留下來工作，不過一段時間內他的思想仍是動搖的，被分配到八路軍模範醫院當醫生後曾有過逃跑的念頭，卻又感到回去後也只能落得個被逼自殺的結果。

　　在思想猶豫之時，佐籐猛夫生病發高燒。失去知覺三天三夜。他醒來後發現身邊站著一個人，拎著一桶醬菜，原來是晉冀魯豫軍區的劉伯承司令員特地來看他。這個當時還叫佐籐猛夫的日本戰俘在感動之餘，下決心徹底「新生」，毅然把名字改為山田一郎，因為他說原來的佐籐猛夫已經死了，靈牌都送到靖國神社了。

　　新生的山田一郎讀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還常參加日人反戰同盟會議，思想立場發生了根本轉變。他對八路軍病員熱忱、周到，而且醫術精湛。在根據地藥物奇缺的情況下，他就地取材研製出治療肺病的代用藥品，倍受軍民稱讚，曾被譽為「日本白求恩」。1943年山田一郎自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日本籍的中共黨員。戰爭結束後，他繼續在解放區從事醫療工作，直至 20世紀 50年代才回到日本，後來幾十年間又一直努力奔走於中日友好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