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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甘迺迪曾與蔣經國商討如何摧毀中國核計畫

2017年01月13日 歷史真相 暫無評論 閱讀 159 次




1960年底,美國中央情報局號稱完成了他們意義最為重大的一項使命:終於確認了中國核計畫的存在。甘迺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的最高決策班子,在上世紀 60年代相當多的時間裡,就如何對中國核計畫作出反應,以及是用軍事或外交手段來遏制中國的核計畫;中國核計畫對東南亞和世界局勢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以及如何謀求蘇聯合作對付中國的核計畫等等,進行了一系列的評估和辯論。在這其中,使用武力打擊中國核計畫的方案,不僅被提出,甚至已經有了雛形。然而,當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些處心積慮設計的打擊計畫轉瞬間化為泡影。中國昂首挺胸跨入了核大國的行列。


中國的核計畫始於50年代中期


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計畫始於50年代中期。1953年,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向國家提出建議,發展自己的原子能事業。1955年1月,中央書記處召開專門的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我們國家已經知道有鈾礦,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一年後,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再次提到:中國「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然而在60年代初,美國人對中國的核計畫並不十分清楚。直到1959年的9月,美國才得到了蘭州氣體擴散廠的照片。1960年8月,美國間諜衛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國的有效圖像。而因為航程的關係,U-2偵察機也很難飛到羅布泊這樣深遠的中國內地。


1960年底,美國的情報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開採鈾原料以及建立濃縮鈾工廠,大約是用鈾來生產鈽。中國第一個核反應堆大約能在 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會在1962年提供鈽。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如同其他核國家一樣,其關鍵成分是鈽而不是鈾。因為要把濃縮鈾作為原子彈材料的過程是比較漫長和艱難的,而作為第一代的原子彈,只需要較少的鈽。


動用各種先進手段偵察


就在中國核計畫被確認下來時,甘迺迪接替艾森豪威爾成為美國第35任總統。在甘迺迪入主白宮的頭兩年,沒人對中國核計畫進行全面分析。那些報告基本沒有講清楚中國核計畫的政治和軍事意義,而只是說,北京如獲得核能力,那將會危及美國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它會驅使許多國家接近中國,從而削弱美國的影響。為了更清晰地瞭解中國的核計畫,美國情報部門也在盡力改進偵察手段。其中一個較為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國民黨空軍飛行員駕駛U-2飛機,攜帶高分辨率成像攝影機從台灣起飛,前往大陸的深遠內地進行偵察。另一項偵察手段,是使用間諜衛星。從1961年起,美國情報部門開始進行代號為「科羅納 」(CORONA)的衛星偵察計畫。這種間諜衛星攜帶改進的高分辨率照相機,帶有充足的膠片,從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數量的照片。1961年12月,科羅納首次辨認出羅布泊基地,儘管當時美國人並不知道這就是未來的原子彈試驗場。1962年4月,美國的情報分析再一次推測,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將以鈽為原料。分析人員認為,按照最快的時間表,中國將在1963年初爆炸一顆以鈽為原料的原子彈。


一個月後,台灣的U-2偵察機拍攝到了包頭的核工廠。但美國情報人員仍然錯誤地認為,這是一個鈽的反應堆。直到1964年U-2飛機和間諜衛星才偵察到中國正在酒泉建立一個鈽反應堆。當時估計,它要到幾年後才能投入生產。由於對中國生產核裂變材料的能力無法準確把握,美國情報人員還是很難回答,中國究竟在什麼時候爆炸第一顆原子彈?鑒於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將以鈽為燃料已被確定,那麼最合理的判斷是,中國將在1964年初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不過情報人員解釋說,如果遇見了「通常的困難」,爆炸日期可能會被推遲,例如推遲到1964年底或1965年。


軍方制訂打擊中國核設施的兩種方案


同情報人員專注於在技術上分析中國核能力的心態不同,美國最高決策者們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國的核計畫。在1963年1月22日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甘迺迪十分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想法:我們關於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同蘇聯人談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遲共產黨中國的核進展。」因為甘迺迪相信,中國在「六十年代末及以後的時代,將成為我們美國的主要敵手」。一個有核的中國,將危及美國在亞洲的地位。


就在這次會議之後,無任所大使哈里曼致信甘迺迪說,蘇聯人對聯邦德國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議,美蘇之間應就德國與中國問題達成「諒解」。其關鍵部分就是非核擴散和禁止核試驗。哈里曼認為,如果華盛頓能同莫斯科達成一致,那麼,「我們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國停止核計畫。在必要的情況下,要威脅中國,我們將搞掉它的核設施。」


參謀長聯席會議於1963年4月向國防部長提出一份長篇報告,擬定了間接與直接打擊中國核計畫的兩種方案。間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傳攻勢,直接的則就是使用強制手段。兩種方案既可由美國一家來幹,也可以發動西方盟國一起幹。美國希望能夠得到蘇聯積極或心照不宣的支持。直接方案包括:A.由國民黨軍隊實行滲透、破壞和發動對大陸的進攻;B.實施海上封鎖;C.南朝鮮進攻北朝鮮,以對中國邊界施加壓力;D.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常規武器的空中打擊;E.使用戰術核武器有選擇地打擊中國的目標。


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代主席李梅將軍在備忘錄中坦言,公開使用武力是不現實的。不管是進行封鎖還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慮到中國的報復和戰爭升級。至於如何使美國的行為在國際上合法化,就更困難了。但是,如果有蘇聯的哪怕是默許的合作,情況就會不同。因為一旦美國採取行動,蘇聯就會在戰爭升級和迫使中共接收條件的兩極中,起緩衝作用。5 |


軍方對能否與蘇聯聯手對付中國表示懷疑。但行政官員們卻興趣盎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是第一個向蘇方發出試探的高級官員。5月中旬,邦迪會見了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他向後者提出,希望「私下認真地」就中國核計畫「交換意見」。但多勃雷寧把話題扯到了美國「多邊核力量」的計畫問題上。「多邊核力量」是美蘇關於防止核武器擴散談判最棘手的問題。蘇聯大使說,不要讓我們蘇聯政府把中國的核發展問題看得太簡單化了。


1963年6月,赫魯曉夫公開宣佈,蘇聯同意美國派遣一位特使來莫斯科,討論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問題。這個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國決策層。他們認為這是探討美蘇聯手對華可能性的時機。但由於已知蘇聯人更關心的是「多邊核力量」,而「多邊核力量」是美國歐洲政策的一個基點,它同防止核擴散協定又是矛盾的。在這種複雜關係面前,要取得蘇聯同意聯手對華,就必須在兩者間進行選擇。最後,甘迺迪在一次內閣會議上提出,應研究「放棄多邊核力量政策」,以作為達成防止核擴散協定代價的可能性。


當哈里曼剛剛抵達莫斯科,他就接到甘迺迪的指示,必須對赫魯曉夫強調,一個有核的中國,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對我們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險的 」。雖然哈里曼最後成功地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但他始終沒有能引誘赫魯曉夫就反對中國核計畫問題,進行任何討論。只要法國堅持不參加禁止核試驗條約,赫魯曉夫感到,他也無法做到孤立中國。


縱容國民黨發動突然襲擊


1963年9月,蔣經國訪美。蔣經國造訪了中央情報局。在會談中,雙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隊襲擊中國核設施的可能性問題。之後,蔣經國又會見了邦迪,蔣經國勁頭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國對突擊行動提供運輸和技術支援,打擊大陸核設施就可以幹。邦迪支持蔣的想法,但顧慮軍事行動會促使中蘇重新結盟,並引起大的衝突。因此,他告訴蔣經國,打擊行動還需要做慎重的計畫。9月11日,蔣經國同甘迺迪進行了一次長時間會晤。甘迺迪直截了當地詢問蔣經國:「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將300到500人的突擊隊派到像包頭這樣遠的地方,而飛機不被擊落?」蔣經國回答說:派遣突擊隊的建議「昨天已經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討論過了。他們認為這樣的計畫是可行的」。對此,甘迺迪還是沒有完全放心。鑒於古巴豬灣事件的經驗,華盛頓和台北都需要有關大陸的更準確的情報。


幾天後,蔣經國會晤中情局局長麥克恩。雙方同意建立一個小組,來研究派遣國民黨作戰人員襲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可行性問題。


約翰遜報告


發出不同聲音蔣經國走後,甘迺迪政府繼續研究如何扼殺中國核計畫的各種可行性。其中,由美國飛機空投蔣軍破壞小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參謀長聯席會議也曾提出所謂「布拉沃(BRAVO)」計畫,即非常規作戰計畫。即由一個跨部門的小組來「考慮如何阻斷中共核計畫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參謀長聯席會議應助理國防部長威廉·邦迪之邀,考慮了一個常規攻擊中國核設施的方案。該方案的主要內容是以多批次打擊來毀壞和癱瘓中國核設施。這時,國務院的一個不同聲調出現了。這就是國務院東亞問題專家羅伯特·約翰遜所完成的研究報告。這個報告有200多頁長,題為《共產黨中國的核爆炸和核能力》。


約翰遜報告指出,中國的核能力「在未來一個不能確定的時間裡,不會改變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真正的力量關係,也不會影響亞洲軍事力量的平衡。」中美之間巨大的力量差異,以及中國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國的核威脅減小到了最低程度。一個有核的中國,處在美國可攻擊的範圍之內,而中國對美國卻做不到這一點。他認為,中國製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來威懾敵人對其領土的攻擊。它不可能改變中國謹慎的、後發制人的軍事政策。


約翰遜建議,一旦中國核試驗成功,美國應向所有友好國家再次承諾,它將幫助它們對抗中國。這既可以對抗中國的壓力,也能防止其他亞洲國家單獨發展自己的核武器。


1963年11月22日,甘迺迪遇刺身亡。林登·約翰遜在飛機上宣誓就任美國第36任總統。林登·約翰遜仍然把中國在東亞的影響,看作是對美國的巨大威脅。然而不管怎麼說,約翰遜與他的前任不同。他沒有公開評論中國的核計畫,也極少提到要採取步驟打擊它。


羅伯特.約翰遜的報告中提到,如果要贏得世界輿論對美國做法的支持,唯一可行的是,在世界範圍訂立防止核擴散和對核材料生產進行的核查協議。一旦協議進入談判中,中國再公開無視它,就給了打擊它的口實。然而,當這類協議能夠進入談判時,中國大約已經完成了核試驗,成為一個「現存」的核力量。在任何情況下,法國是不可能支持這樣的協議的。此外,約翰遜還認為,要蘇聯默認美國對中國的打擊,是「絕對不可能的」。1964年4月底,國務卿臘斯克曾經把一份高度壓縮的約翰遜報告呈送給約翰遜總統。鑒於臘斯克的這個做法,美國最高層對約翰遜的觀點應該說是認可的。


謀求蘇聯聯手遭拒絕


1964年初,美國從秘密渠道得知,中國在1964年將肯定爆炸原子彈。1964年8月初,間諜衛星發現,在羅布泊試驗場,已經樹立起鐵塔和其他設備。據此,情報分析得出結論:「羅布泊地區明顯的可疑物體表明,那裡是一個試驗場。它在為兩個月後的使用做準備。」但對於中國究竟在何時爆炸原子彈,美國人還是沒有把握。中國核試驗已經迫在眉睫。這使得「核危險」這個話題成為總統星期四午餐會的重要內容。參加聚餐會的通常是約翰遜班底的核心人物,他們是:中央情報局局長麥克恩、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國務卿臘斯克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在9月15日的聚餐會上,他們最後的看法是:如果加以權衡,在中國按自己時間表爆炸原子彈,與美國採取單邊不宣而戰的打擊兩者之間,還是後者更有風險。對中國核設施的攻擊,其可能性只在「軍事敵對」這樣的事發生時才可成立。此時,一則信息鼓勵了這些顧問們。9月15日,赫魯曉夫就中蘇邊界問題發表談話。他威脅,蘇聯將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殲滅性武器」,來保衛自己的邊界。這是蘇聯第一次暗示,它有動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但在華盛頓,當邦迪希望與多勃雷寧就中國即將進行核試驗問題「做一次私下和認真的談話」時,多勃雷寧還是老話,說中國的核武器對蘇聯和美國說來,並不重要。它只會在亞洲造成「心理影響」,而對蘇聯政府說來無足輕重。


8月底和9月中旬的衛星偵察表明,羅布泊試驗基地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完成。一位訪華的馬裡政府成員提供消息說,中國準備在10月1日也就是國慶節時爆炸原子彈。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橫空出世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國西部的荒漠上空,騰起了巨大而美麗的蘑菇雲。美國設在各地的13個情報觀測站中,有11個立即捕捉到了這個蘑菇雲所釋放的巨大電磁脈衝。當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們檢查從輻射雲中收集的灰塵時,他們大吃一驚。原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國情報機構長期認定的鈽,而是U-235。這就是說,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是一顆鈾彈。這意味著,中國的核能力是以一種很快的速度發展的。


核爆炸後幾小時,約翰遜總統發表聲明說,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諾對亞洲的保護。但中國同時發表的聲明卻落地有聲:一、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打破大國的核壟斷;二、中國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應被銷毀。在台灣,蔣介石被核爆炸震驚了。這爆炸聲對他反攻大陸的夢想不啻沉重一擊。蔣提出在中國大陸研製出核運載工具之前,摧毀它的核設施。但在美國人那裡,蔣碰了軟釘子。在這場以武力阻斷中國核計畫「鬧劇」的末尾,還有一個小插曲:1965年春,美國海軍情報系統不知通過什麼渠道偵知,中國將在未來幾年內擁有潛艦發射彈道飛彈的能力。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在海上用核武器直接打擊美國的領土夏威夷或西海岸。海軍甚至還設想,中國會引發一場「催化戰爭」,即中國使用其潛艦發射的彈道飛彈攻擊美國本土,而使美國誤認為是來自蘇聯的核打擊,從而迫使美國核反擊。當時的海軍部長保羅·尼采曾向國務院提出建議,應在中國飛彈潛艦的處女航行時,將它擊沉。後來的事實證明,美國海軍已經緊張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直到80年代,中國才試驗自己的飛彈核潛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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