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中國試管嬰兒之母」的張麗珠，在1996年完成了首例代孕試管嬰兒生產，那時候的代孕完全是一項醫學技術革新，沒有商業因素摻雜其中。 攝影·秦斌

美國好萊塢電影《代孕媽媽》劇照，影片最後也迴避了「代孕」沉重的倫理爭論。 資料圖片

特37歲，事業有成，卻依然單身。當有一天她發現會議室的所有同事都幻化成含著奶嘴撒嬌的寶寶時，她明白，自己想要一個孩子了。不幸的是，醫生告訴她：她受孕的幾率只有百萬分之一。按捺不住母性的凱特最終通過代孕中介找到了一位素不相識的女人替她懷孕，為此凱特向她支付了大量的美元。

這是去年好萊塢片子《代孕媽媽》裡的情節，電影中戲劇化的一幕正在中國悄然上演。代孕，這個詞正從「嬰兒交易」、「肉體買賣」等臭名昭著的名稱中解脫出來，出現在電視節目、報紙新聞中，呈現在公眾面前。

在中國，互聯網上的搜尋數據，表明上百家代孕中介網站的存在。他們大部分有ICP備案，但伺服器時常遭到查封；他們稱自己為「愛心志願者」，同時卻收取著高額的代孕費；他們一方面辯解他們自己不違法，但選擇隱身於網絡後面，為自己頗具爭議的身份苦苦掙扎。在商業、倫理和法律之間，代孕中介尚處於灰色地帶。

今年3月，廣州市白雲區計生工作人員在一次對育齡群眾的上門訪視中，發現了3名傳聞中的代孕媽媽，最終懷胎6月的她們被計生人員送到醫院實施人工流產。4月，濟南逆市火爆的代孕市場也遭到媒體曝光。事件經報道後，反響熱烈。有人怒罵「代孕意味著道德的流產」，有人呼籲「倫理最終要從人類的幸福出發」。

在這場遲來的代孕商業化爭論的背後，一條看不見的產業鏈已經在現實中悄然形成。

一切都處於半地下狀態

林青是一個不到30歲的年輕姑娘，一襲黑衣十分時尚，她的腳步和這個城市的女孩一樣輕快。走在北京街頭，她的注意力會流連在櫥窗裡漂亮的衣服和鞋子上，身邊經過的嬰兒車裡可愛的孩子，更吸引她歡欣愛憐的目光。

穿過人群，轉進一條小道，走進一座公寓11層的一個房間，林青換成了一個不為人知的身份——「代孕中介」——給客戶介紹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代理懷孕，從中收取中介費。

除了家人和男友，林青很少跟別人提起自己的職業，因為「一般的中國人理解不了」。

辦公室正對著電梯過道，通過貓眼可以隨時查看外面。房間裡面十分簡單，不到100平米，辦公桌上只有一台筆電和幾盆花，這讓這裡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家。這樣的裝飾，是林青刻意為之，她並不想讓房東知道她租下這個房子的用途。

4月3日的傍晚，林青坐在她的辦公椅上，看上去有點疲憊。她剛剛從一起代孕糾紛的焦頭爛額中解脫出來。

一個客戶為代孕媽媽租好了懷孕期間居住的房子，出於信任把租房合同也放在代孕媽媽那兒，第二天代孕媽媽就退掉了房子，並帶走一個月的押金。林青在電話裡好勸歹勸，最終讓那位代孕媽媽退還了錢。「我們不是正式的商業機構，其實她要是不還，我們也毫無辦法。」林青說。

有時候麻煩也來源於客戶這邊。曾經有一個代孕媽媽打電話來求救，原因是客戶提出要和代孕媽媽發生性關係，被拒絕後將她鎖在家中，最後林青不得不懇求客戶把人放出來。

從與記者的對話一開始，林青就反覆強調，代孕中介這個行當並不違法，因為中國沒有任何一條法律禁止。衛生部兩個行政法規——《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和《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都規定：禁止代孕和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但兩部法規只是針對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並沒有法律約束力，也無法規範代孕市場。

但她承認：「這是一個沒有正式規則的行業，有的機構做得乾淨，有的機構黑一些，一次交易能不能順利做成，全憑中介、客戶和代孕媽媽三方的良心。」

這個行業從一開始就面臨著倫理和政策的重壓，一切操作都處於半地下狀態。呂進峰，一個自稱「中國代孕之父」的中介，他2004年開始在網上從事代孕中介業務，5年間，他的代孕網站遭到十幾次的查封，「代孕」之路也曲折輾轉：蘇州創辦，遷居武漢，輾轉北京，現在「定居」廣州。

在沒有法律和國家公權力介入的情況下，暴力成為一些代孕中介維持秩序的解決方案。「這一行有時候可以用『險惡』來形容。」林青說，一些中介為了防止代孕媽媽拿了錢外逃，採取扣押代孕媽媽的學歷證、身份證的方法；還有一些代孕媽媽，由於不「聽話」而遭到毆打。一位一年前有過代孕行為的山東代孕媽媽在電話採訪中向記者證實了這一點，之前她因為不堪忍受某家中介的毆打，最後跑去投靠另一家中介。在林青看來一些中介公司已經多少帶有「黑社會性質」。

這樣的感受也來源於她的親身經歷。她所在的代孕機構在全國排得上號，兩年前剛剛來北京開設分站。她剛到北京就收到了同行寄來的砍刀，威脅她不要到這個地盤上「插上一腳」。大半年裡，林青都沒有固定的辦公室，她和同事在北京城裡四處流動辦公，避免同行找上門來。

同行這樣做有足夠的理由和充分的動力——以呂進峰的代孕網為例，每個月做30例代孕，每例收2萬元中介費計算，每個月淨收益就有60萬，而一個分站的人手只需要3-5人。

「這個行業混亂下去對誰都沒有好處」，林青覺得一些不道德的同行正在把水攪渾。「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可以合法化，像所有正常的商業機構一樣有法律保障，有行業準則，不依法辦事的機構都應該淘汰出局。」

嬰兒製造流水線

林青是為數不多的願意接受採訪的代孕中介之一。政策是代孕中介最敏感的風向標，3月廣州白雲區查處代孕媽媽的事件足以讓他們集體噤聲。

即使遠在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這一事件還是在代孕中介機構中引起了軒然大波。為防止計生部門和「不良媒體」的騷擾和暗訪，很多中介在電話裡對找上門來的客戶直截了當地提出要求：必須先交1000-3000元不等的保證金才可能進行實際接觸。

「中國寶貝代孕網」的負責人李靜在電話中說出了中介的不平：「懷上孩子不容易，把人家的孩子做掉了，之前所有人的努力全都白費了。」據廣州媒體報道，自從那三名「代孕媽媽」被送到醫院後，醫院方面先後7次接到恐嚇電話，聲稱代孕媽媽腹中的孩子個個價值百萬。

這個說法其實並不誇張，記者瞭解到的多例代孕，委託方總費用在20萬元到40萬元不等。中介提供的代孕服務，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夫妻胚胎移植，也就是「試管嬰兒」，精子、卵子均來自夫妻雙方，借用代孕媽媽的子宮，也稱為「完全代孕」；另一種是人工授精，精子來自丈夫，卵子由代孕媽媽提供，由代孕媽媽懷孕生育。基本上，夫妻胚胎移植費用要高出人工授精5-10萬元左右。

以夫妻胚胎移植為例，一個代孕嬰兒從受精卵到胚胎，歷經大約10個月最終出生，中間費盡周折。從胚胎體外培養開始，他們就被人為篩選和控制。同任何製造業生產一樣，一切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不同的只是把商品換成嬰兒，週期是10個月。

生產的第一步是挑選「嬰兒生產者」。在向中介支付一筆不菲的押金之後，漫長的面試過程開始。中介按照客戶提出的要求在資料庫中挑選代孕媽媽，學歷、姿色和身高等要素都會經過慎重考察。這是一個極其費力的過程，不僅因為代孕媽媽經常與委託人不在同一個城市，更因為這期間戲劇性的一幕時常上演。

一位在上海一家跨國IT企業工作的委託母親講述了她的經歷，她發現中介起初介紹的幾個代孕媽媽都十分不靠譜，有的姑娘穿得很暴露就來面試；有的面帶菜色，身體狀況明顯不佳；還有一次她挑中一個比較滿意的姑娘，到醫院一檢查卻發現是B肝攜帶者。她所找的那家代孕中介並沒有像事前鄭重承諾的那樣對這些人做仔細的體檢。

後來這位上海母親和她丈夫明白過來，他們一次性給中介支付了一筆額外的費用，很快，來面試的「志願者」明顯就上了一個檔次。「其實只要你有錢，這些環節都可以省略。這也是中介經濟收益最大化的一種手段。」那位母親說。

挑好代孕媽媽之後，委託方向中介和代孕方付第一期款，其中包括中介費和醫院的介紹費。接下來，代孕進入實質階段。

在月經週期的第21天，委託母親接受達菲林注射，半個月後打促排卵針。兩種藥物的作用下，母親就可以不受一個月只能排出一個卵子的限制，同時排出多個成熟卵子。

之後，夫妻雙方在醫院取卵取精。取卵後4~5小時將處理後的精子與卵子放在同一個培養皿中培養。之前從母親體內取出的多個卵子經過受精，此時被培養成多個胚胎，經過72個小時的放置，它們經過自然淘汰，活力最強的一個或幾個胚胎被挑出。三天後，在與中介達成私下合作的醫院，胚胎被移植入代孕媽媽體內。

在此之前，代孕媽媽的身體在注射的黃體酮的作用下，也開始發生變化。代孕媽媽的子宮粘膜內腺體生長，子宮充血，內膜增厚——這樣可以抑制妊娠子宮的活動，使受精卵植入後產生胎盤。

不過，藥物永遠都是雙刃劍，大量的黃體酮也可能使胎兒脊柱、肛門、四肢等部位發生畸形，這種風險是正常懷孕的8倍。如果使用人工合成的孕酮，還會使約18％的女性胎兒男性化。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的流行病專家JennitaReefhuis博士在去年11月《人類生殖》期刊中發表文章報告稱，試管嬰兒存在先天缺陷的可能性是普通嬰兒的二到四倍。

任何事情都會有風險，但獲得嬰兒的渴望總能壓倒恐懼佔據上風。

代孕媽媽製造嬰兒的生產正式開始。她們住在由委託方安排的房子裡或者由中介方統一管理。隨著腹中胎兒的成長，她們將陸續收到委託家庭支付的階段性佣金。

在這將近10個月的懷孕中，代孕媽媽的血壓會升高，心臟病、糖尿病、肝炎等疾病出現的風險極大增加，移植入宮腔的胚胎還有可能流入輸卵管內發生宮外孕。為保證「試管嬰兒」成功率，醫院通常每次會移植多個胚胎，多胎發生率也高，這使得合併症更容易產生。這些疾病在妊娠結束後也不一定隨之消失，一些損害將是永久性的。

10個月過後，最關鍵的時刻來臨——代孕媽媽分娩。不論對委託方、代孕媽媽來說這都是最驚險的一個環節。

雙方需要面臨的是所有孕婦都要面對的風險，比如昏迷、產前大出血、胎盤粘連，即使在醫療條件較好的美國，每10萬孕產婦中也會發生11例死亡，而中國2008年孕婦死亡率是美國的3倍以上。沒有哪個行業的生產者面臨比代孕媽媽更高的身體風險。

為防止意外出現，委託方和代孕方事先會簽訂協議。最壞的情況是死亡，如果事故真的發生，按市場上的賠償價，代孕媽媽的生命將換回10萬元人民幣的賠償，這一切都寫在代孕中介提供給雙方的合同範本中。

如果一切萬幸，胎兒順利產下，母子平安，接下來需要完成最後一道驗貨的工序：親子鑒定。之後，貨款交割。委託方付齊所有「酬謝金」，帶走孩子。

代孕媽媽與相處10個月的孩子分離。大多數情況下，雙方今後不會再聯繫。

誰在出租子宮？

然而嬰兒並不是商品，代孕媽媽也不僅僅是製造嬰兒的「工人」。

殷天亮是內蒙古衛視的一位編導，由於錄製節目原因，她接觸了很多代孕媽媽，她發現：儘管很多代孕媽媽聲稱孩子和她們並沒有關係，但在和她們的交談中，她還是能感受到被有意壓抑的情感。這種感情與代孕媽媽的年齡成反比，如果代孕媽媽是人生第一次生育，她對孩子的情感就更加難以割捨。身為代孕中介的林青對此並不否認：「通常我們會建議客戶挑選有過生育經歷的代孕媽媽，她們的身體經過考驗，情感也更加理智。」

在林青的資料庫裡，記者看到了一些代孕媽媽的資料。她們大部分在30歲左右，七成的人從來沒有過生育經驗。「保密」和「安全」是很多代孕媽媽在報名時反覆強調的兩點要素。她們只想完成使命，拿錢走人，並不想捲入其它爭端之中。

「大部分人做代孕媽媽是出於經濟原因。有需要還債的，有想出國的。」林青說。一個代孕媽媽一次代孕收益大約在10-15萬之間，這遠遠超過她們的平均收入水平。有的人缺錢，有的人缺孩子，雙方最終達成了交易。

對於「代孕」商業行為本身，中國國內還沒有學術機構或公益組織開展過研究。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德博拉·斯帕爾(DeboraL.Spar)2006年出版了一本書《嬰兒生意》，專門探討了輔助生育市場的現狀。在接受《南都週刊》專訪時，她表示，最讓她吃驚的是：在她所接觸過的眾多行業裡，這是第一個很明顯存在買賣雙方，而且有金錢交易，但是卻沒有人承認他們正在從事商業交易的行業。

「當人們從事嬰兒交易的行為時，他們內心自然地認為這種商業行為並不讓人舒服。我完全理解他們的不自在，但是事實是，他們之間確實存在一種商業關係。」

在AA69代孕網上，「代孕媽媽」的級別被分為A—H級：A級標準最低，初中學歷，容貌一般，待遇4萬，到了H級，要求有本科學歷，容貌較好，待遇可以提到10萬元以上。這讓很多人覺得和在超市裡挑選商品並無二致。

「如果經濟上不困難，沒有誰願意做這個。畢竟有10個月你不能見到家人。」一位山東聊城的代孕媽媽告訴記者，她認識的大部分代孕媽媽都出於經濟上的無奈。

這是一次身體拿換金錢的冒險。

醫院與中介的勾結

技術的革新總意味著新的產業，代孕的興起和試管嬰兒技術的發展密不可分。

1988年3月10日，中國內地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於北醫三院。此後20年間，試管嬰兒技術迅速普及應用，據衛生部統計，從1988年到2004年，中國大陸約有1萬多例試管嬰兒出生。而目前，全國每個省都有生殖中心，有國家正規資質的試管嬰兒單位138家，他們能夠製造的試管嬰兒總量相當可觀。

湖北同濟醫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該院共開展試管嬰兒手術1300多例，去年有1800多例，預計今年將達到2000例以上，幾乎每年都以40%左右的速度遞增。

當年主持中國第一例試管嬰兒生產的北醫三院婦產科主任張麗珠，在1996年又完成了首例代孕試管嬰兒技術。那時候的「代孕」完全是一項醫學技術革新，一般人的認識還停留在中國傳統的「借腹生子」，對此根本不瞭解。

張麗珠實施的6例代孕試管嬰兒中有5例獲得了成功。當時的代孕媽媽都是在親戚朋友裡找到的，沒有商業的因素摻雜其中。

但好景不常，2001年8月，衛生部出台《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嚴格禁止代孕母親的試管生產，這個新業務胎死腹中。直到今日，它仍是醫學領域的禁區。

如今87歲的張麗珠已經退休在家，她沒有預料到的是，在衛生部禁令下達之後，社會上代孕技術並沒有停止，相反，正規醫療機構不能再做的事情由代孕中介和一些違規的私立醫院聯手轉向地下。

從2004年開始，一些代孕中介就在互聯網上嶄露頭角，扎根繁衍，一個龐大的秘密商業體系開始構建。到2009年，互聯網上已經存在有數十家代孕機構。這個產業究竟有多大，現在已經很難估算。在林青的QQ郵箱裡，每天至少都會有10多名委託人和代孕媽媽報名，忙碌的時候她甚至來不及把每封信件一一打開。

大部分代孕網站與私立醫院有密切聯繫。記者暗訪了多家代孕中介，很多代孕網站負責人原先即在醫院工作，有熟絡的人脈。由於正規醫院審查制度非常嚴格，在北京一般試管嬰兒只能在私立醫院完成。為了打消記者對醫院醫療水平的顧慮，「志願者代孕網」的負責人孫麗保證：可以介紹到一所位於北京海澱區知春路上的醫院，這家醫院是衛生部最早批准的一批具有試管嬰兒資質的醫院中的一家，主治醫生是一位擁有博士學歷的老醫生，成功率非常高。

在整個代孕費用中，醫院的費用佔到全部費用的30%以上，其中給醫院醫生個人的介紹費在3-4萬元不等，此外還需支付大約10萬元左右的醫療費。

更糟糕的情況是，一些技術並不成熟的醫院也紛紛加入代孕利益的瓜分之中。身為國內醫界泰斗的張麗珠深知這樣做的健康風險：「現在真正的弱勢群體是這些代孕媽媽，懷孕風險很高，一旦出現意外誰來保障她們的權利？」

北京的一位代孕中介告訴記者，曾有代孕媽媽在分娩過程中因醫療工作人員的技術失誤而造成輸卵管被切除。但他們沒有辦法，因為她所在代孕中介機構在目前這座千萬級人口的城市裡只有一家合作醫院，這意味著中介、客戶和代孕媽媽都沒有太多的選擇餘地。

一切進行下去的動力，源於客戶一個真實而強大的渴望：要有一個孩子。巨額利潤最終將醫院和代孕中介捆綁到同一個產業鏈中。

最後的途徑

在AA69代孕網上，記者見到一份《愛心代孕合作協議》，其中第20條規定：「甲方、代孕方雙方一輩子永遠不得有打探對方的一切關於真實身份資料的行為。」

誰才是孩子的母親？這是代孕面臨的諸多倫理質疑中的一個。

有的國家規定「分娩者即母親」，有的地方則承認遺傳學上的母親，而代孕嬰兒的母親的認定，既不同前者又不同後者，它更符合一個「契約上的母親」的定義。

但在沒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任何契約都有可能是一紙空文。倫理上的混亂帶來了無盡的爭議。

在《鳳凰衛視》的「一虎一席談」節目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研究員時統宇極力反對代孕，他認為這種明碼標價的商業，是女性子宮的工具化，代孕中介暴露了赤裸裸的商業和產業的目的。

和時統宇在現場激辯成一團的一位嘉賓是自稱「中國代孕之父」的呂進峰。中國代孕行業之火爆，從這個中年男子在電視上的頻頻露臉就能看出來。從外表看起來，極像一個中國南方普通商人的他，更願意稱自己的中介公司為愛心公益組織，管他的代孕媽媽們叫「志願者」，管她們的行為叫「愛心代孕」。

儘管每個月能撮合30多例代孕，每例收取中介費2萬元左右，攝像機前他還是努力表明：「愛心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至於收中介費，那只是維持公司的基本運行。」據他自稱，截至2008年8月18日，「本站已成功簽約1586例，成功懷孕及已生養1377例」。按照其網站最低標注的價格——自行安排人工授精19.8萬元計算，2004開始創立的呂進峰代孕機構營業額累計至少達到了2億元。

內蒙古衛視《現場》的編導殷天亮也請呂進峰做了一期談話節目，名字叫《一個孩子兩個媽》。當主持人把一份代孕價格表拿出來——其中把代孕媽媽分成從A到H不同等級時，現場的爭論達到高潮，有觀眾在台下高呼「可恥！」

嘉賓的反應在殷天亮看起來也十分有趣。「中國代孕之父」經常流露出十分緊張的神情，時常又是滿頭大汗，神情十分尷尬。「你能感覺到他對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也有懷疑，至少在他自己看來，也不像自己所說的那麼高尚和神聖。」殷天亮說。

而這些節目後來都成為呂進峰所開辦的中介公司的「免費廣告」。在他網站的最顯眼處寫著：「本站21次面對面新聞專訪」。「他們知道怎麼利用媒體」，殷天亮說。

2004年，當時已經退休在家的張麗珠收到一群不育患者寄給她的聯名信，其中有一段寫道：「現代醫學允許捐肝、捐腎、捐精，為什麼就不允許捐卵和代孕呢？再好的科學技術不造福人類，又有什麼用呢？」對這些家庭來說，無法生育的痛苦始終像塊巨石結結實實地壓在他們胸口。

兩年前，在杭州召開的第一屆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上，張麗珠公佈了這封信，引起了會上許多專家的討論。

最後由專家組提出的建議是：代孕不宜一律禁止，而應嚴加限制。在制定好相關法律的同時，可以由衛生部授權個別高水平的醫學院附屬醫院成立代孕小組；實施代孕之前，由倫理委員會審議，並向衛生部指定機構申請。「這樣既可以防止代孕氾濫和倒賣卵子，也可以為那些不幸的患者帶來生活的希望」，張麗珠說：「倫理和人類的幸福都要兼顧。」

這一方案提出後至今，沒有得到任何有關部門的反饋。這兩年間，國內代孕中介網站增加了十幾家。

殷天亮的那期節目播出後電話幾乎被打爆。她發現收視率一下漲到了0.2%，比一周前翻了5倍之多。直到半年後還不斷有人打電話到節目組，咨詢哪裡可以找到代孕媽媽。這時候她才意識到中國人的生育問題有多麼嚴重。

2007年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協會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已婚者中不孕不育者比例從2000年的10%上升到現在15%-20%左右，個別地區每8個家庭中就有1個家庭無法通過自然方式生育後代。代孕儘管爭議重重，卻是一些家庭最後的途徑。

即使開放如好萊塢，電影《代孕媽媽》裡最後也迴避了「代孕」沉重的倫理爭論，編劇讓故事回到了常規：代孕媽媽懷的其實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幾乎不可能懷孕的凱特也奇跡般地產下了小孩。「代孕」在這裡只是喜劇元素和商業噱頭。

現實中有悲，也會有喜，但奇跡總是很少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