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清朝時期政府才認識到邊疆的重要性
發現西部
長久以來，中國大一統的「天下觀」是一種混沌不清的觀念。一方面，入主中原的各個王朝無不秉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認為不僅農耕文明區，那無窮無盡的叢林、大漠、草原、雪域，那些或採集、或狩獵、或遊牧乃至茹毛飲血的部族，同樣是天子的臣民。而另一方面，又極力鄙視那些非農耕區域的族群，認為他們是未開化之民，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都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錯位的「天下觀」使得農耕區域的王朝很難對疆域有一個完整統一的概念。在國力強盛時，可以「撫有四海，拓及八荒」，而當國力衰微時，則僅僅只冀望「保障京畿」。
19世紀中期之後，隨著西方各國對中國邊疆地區的覬覦，西部問題開始凸現。在官方，隨著軍事壓力的加劇，中國隨時有可能喪失大片西部領土，放棄還是據守的爭論使得西部被真正納入到行政化管理的視野當中。而在民間，隨著國外探險家、傳教士、科考隊對西部的深入探索，國人對西部的好奇心和好勝心逐步加劇。一個全然不同於過往的西部觀念開始形成。過去那種遙不可及的化外之地，被一種色彩斑斕的西部圖景所替代。廣袤的雪域、草原、戈壁，多彩的宗教、文化、文明，豐富的生物、礦產、文物……所有這一切，都完全打破並更新著國人對西部的理解和想像。
如果說，對西部的地理發現，是早在張騫時代就完成的話，那麼，這一次，則是對西部的全新發現，是一次博物、考古、民族、語言、藝術等等方面的大發現。正是在這一發現過程中，一個由「藩服、邊疆、郡縣」環繞構成的老大帝國轟然坍塌，代之以一個「世界——中國」的觀念下的現代中國。
也正是外力的刺激下，西部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的地位日漸突出，遙遠的、化外的西部一步步被摒棄，後方的、心腹的西部一步步被認同，當抗日烽煙燃起之時，西部竟成為這個國家惟一可資憑借的容身之所。如果說，西部，作為華夏族的誕生地，以其包容，寬廣、融合、混雜，孕育了這個國家的形成的話，那麼，這一次，它仍舊以其海納百川的氣度，混合了數千年來被農耕與遊牧，農耕與狩獵的不同文明形態而割裂形成的隔閡。這一次，在血與火的洗禮中，西部不惟見證了一個國家的延續，也見證了一個混合多元的「中華民族」的誕生。
從「邊疆」到「西部」
伴隨著年復一年的勘界、訂約與談判，由郡縣、邊疆、「藩服」和「遠夷」構成的那個天下圖景，日漸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則是「西部」、「中國」和「世界」，是那些嶄新的、來自西方的地理視野。劃定西部邊界，或者說從「邊疆」到「西部」，也就是現代中國的開端。
故宮博物院藏畫《禁苑種穀圖》。清，焦秉貞作，取材於宋代賢後故事。禁苑耕種以示統治者對農業的重視。資料圖片
1874年12月10日，在《籌議海防折》中，李鴻章提出了「暫棄新疆」、專務海防的主張。他認為，在新疆叛亂、東南多事的情況下，與其以有限財力去填西北這個無底洞，不如專務海防、「備東南萬里之海疆」。畢竟，與華北、長江流域相比，新疆不過是「數千里之曠地」；畢竟，作為遙遠的邊陲，「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復，則腹心之大患愈棘」。
不僅如此。李鴻章認為，新疆可有可無，乃至得不償失：「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間始歸版圖。無論開闢之難，即無事時，歲需兵費三百餘萬……已為不值。」何況，兵危戰凶，在阿古柏叛軍興風作浪之際，誰敢說新疆一定能收復呢？何況沙俄政權虎視眈眈，「即勉圖恢復，將來斷不能久守」；又何況，在「一國生事、多國構煽」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此舉會不會引發列強的連鎖反應呢？「論中國目前力量……尤慮別生他變」。
這份洋洋灑灑、長達九千餘字的奏折，完整展現了這個洋務派領袖的個人風格：重實利、誡意氣、視「維持」為大局。那麼，李鴻章有沒有意識到呢？在他視新疆如雞肋，而東部是「肢體」、「腹心」的話語背後，包含了中國人「天下觀」的一種千年錯位？
「中國」和「天下」
這種千年錯位，表現為「中國」與「天下」的混沌疊合，官方話語和普遍感受的長久割裂。自從公元前11世紀周人在陝甘流域初崛起後，它就沒有間斷地宣揚著自己的「天下觀」和「天命觀」：一方面，不僅農耕文明區，那無窮無盡的叢林、大漠、草原、雪域，那些或採集、或狩獵、或遊牧乃至茹毛飲血的部族，同樣是周天子的臣民，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另一方面，作為天下的正統，農耕民族有著天然的使命，去教化、同化、歸化那些未開化的人群。而在未開化之前，這些部族只能視為「非我族類」，無論「東夷」、「西戎」、「南蠻」還是「北狄」，均如此。
這就是「大一統」的觀念，這就是「華」、「夷」之辨。它不僅是話語的，它還是歷史的：幾乎立國之初，僅有六、七萬人口的周人，就向廣袤區域四面進發，進行前所未有的武裝拓殖；他們一路出潼關、過河洛，經營黃河下遊，勢力直抵海邊；他們另一路過武關、向江漢，影響蔓延至江、淮流域。他們開闢山林、推行農耕、建立城郭、同化土著……周初封建的七十一諸侯國，大致囊括了後來千餘年的農耕文明區。
在三百餘年的拓殖後，「東夷」變成了「三晉」、「齊魯」，而「南蠻」也同化而為「荊楚」。一個延綿三千餘年的東方大國，漸漸成形了。然而，向西、向北的兩路擴張，不僅從來沒有著手過，乃至幾近無人提及。
這涉及到西、北兩路特殊的地理狀況：燕趙以北、秦國以西的廣漠土地，不僅地廣人稀，而且降水量太少，無法種植莊稼，無法推行農耕。如果說周人之所以自居為天下正統，是因為農耕、農業象徵著歷史的主流的話，那麼，「皮之不存，毛焉附之」？以封建為形態的政治制度，以及以周禮為核心的生活方式，自然也無法推行到那裡。
不僅如此。這個現實，還催生了萬里長城：後人已經發現，秦長城的各處舊址，都在降水量400毫米的分界線上；而保存至今、因為植被破壞而南移千餘華里的明長城，也如此。在很大程度上，長城是這麼一種象徵：它不僅是此後幾千年「華」、「夷」的分界線，是農耕文明區和非農耕區的物化區隔；它還意味著農耕民族接受了無力擴張的現實，而轉為內向的防禦了。
「中國」與「天下」概念的混沌疊合、中國人「天下觀」的千年錯位，正由此而來：在後來的年月，農耕民族僅僅向南部繼續擴張，然而周人的天下觀，卻依舊以「撫有四海」的字眼，代代沿襲；帝王們不關心長城以外的世界，卻宣佈擁有它；這個國家從來沒有劃定過自己的邊界，然而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中，真實的疆域，僅限於漢字的、禮樂的、衣冠的、祖先崇拜的、文官制度的……一句話，是根植於農業，並僅限於農耕文明區的。
在這個意義上，李鴻章「暫棄新疆」、專務東部的主張，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作為講求實際的重臣，即使他沒有意識到這種天下觀的錯位，他也厭倦著「名」、「實」的分裂，話語和現實的對抗；在這個意義上，二十多年後譚嗣同變賣新疆、蒙古、西藏、青海諸地，「結其歡心」、「坐獲厚利」的說法，又有什麼不能理解的呢？甚至此前魏源提議的「棄尚未收入內地之定海（今舟山）」，此後孫中山提出的將滿蒙交割給日本、以換取支持共和革命的構想，也能在這樣的中國視野裡，獲得各自的解釋。
然而，對李鴻章的說法，左宗棠並不認同。
「邊疆」與「腹心」
職貢圖，蕭繹。此圖又名《番客入朝圖》或《王會圖》，描繪十二位使者朝貢時的形象，依次為滑國、波斯、百濟、龜茲、倭國、狼牙修、鄧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自題、末國的使者。 蕭繹(508—554)，南朝梁畫家。即梁元帝，字世誠，小名七符，南蘭陵(今江蘇武進)人。南京博物院藏。資料圖片
在左宗棠看來，新疆絕非可有可無，它同樣關乎天下氣運。這一年冬天，從《統籌新疆全局疏》開始，他反覆強調著新疆的戰略意義，由此開啟了長達半年的「海防」、「塞防」之爭。
如果說李鴻章的「海防」主張，強調的是英法的海上威脅的話，那麼，左宗棠認為，沙俄的覬覦西北，同樣不能掉以輕心。在《統籌新疆全局疏》中，左宗棠談到，「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裡，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不可不預為綢繆者也」；他說，「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安眠之日」……
換而言之，新疆是東部、「腹心」的屏障，「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不僅如此，他還不無諷刺地指出了李鴻章對新疆的無知：「新疆全境，向稱水草豐饒，牲畜充牣」；特別是有「富八城」之稱的新疆西北部，「土肥泉甘、物產殷阜」，絕不是什麼「數千里之曠地」……
那麼，海防怎麼辦？
左宗棠認為，英法諸國，重在通商牟利，與阿古柏叛軍、沙俄政權相比，輕重緩急不可同日而語。何況，福州船政局已經開工，「彼挾以傲我者，我亦能之」；又何況，改買船為自行造船之後，「購船之費可省……無需別籌者也」。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可以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而對此，李鴻章嗤之以鼻，他認為「二者並重」的結果，只能是「皆無成而已」……
就從這裡開始，奕訢、奕譞、文慶、王文韶、丁寶楨、錢鼎銘……越來越多的王公大臣紛紛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然而，在沸沸揚揚的爭論中，一個重大問題再次被大多數論者忽略了：如果說李鴻章的說法重在「腹心」，那麼，左宗棠的視新疆為屏障、以邊疆保內地的觀點，在根本上也沒有什麼區別。傳統的天下觀是如此完整，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在「民族國家」概念漸漸興起、舊有的中國與天下秩序不斷坍塌之際，照樣沒有人思考這樣的一些問題——該如何界定包括新疆在內的西部邊疆的地位？「中國」與「天下」的區分，又該如何釐定呢？
這是不可承受的歷史之重：在西方、工業文明狂飆般崛起，農耕與農業人群日漸邊緣化的年份，沒有人覺察到，既然時世演替、斗轉星移，那麼基於農耕優越性的舊邊疆、舊「中國」與舊「天下」觀念，也該徹底修正了。在那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頭，歷史依舊捆綁了活人，過往仍然拖住了現在，它折射了這個政權的驚人顢頇，一個巨大民族的無比惰性。畢竟，「撫有四海」的話語，已徹底淪為自欺欺人的說法；畢竟，在一次又一次的勘踏邊界、訂立條約中，這個古老國家已經喪失了太多本該屬於它的領土。
「郡縣」和「藩服」
在持續近半年的爭論後，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先後呈遞《復陳海防塞防》及《遵旨密陳片》兩折。它使原本搖擺不定的「兩宮」態度漸漸明確。5月3日，紫禁城以「（左宗棠）所見甚是」、「著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的上諭，宣示了收復新疆的決心。
新疆的戰事頗為順利：次年設立西征軍大營後，8月17日，古牧地首戰告捷，次日收復烏魯木齊，並收瑪納斯北城；1877年春天，左宗棠部攻克達阪、吐魯番、托克遜三座堅城，並迫使阿古柏自殺。到當年年底，除控制在俄國人之下的伊犁外，西征軍已收復了大部分新疆領土。
索還伊犁的談判，斷斷續續地進行著。然而，大功告成之際，左宗棠又面對著一個棘手的問題：該如何明確中央政府對新疆的主權呢？
長久以來，東部行郡縣，包括新疆在內的西部因地制宜、但總體上「不理民政」，是這個國家的政治傳統。以新疆為例，自從漢代設立「西域都護府」以來，它長期沿襲「軍府」制度；以苗疆為例，即使在改土歸流後，它仍然保留著大量的「土司官」；以蒙古為例，部落化的「旗」、「盟」依然控制著軍隊，而在西藏，中央政府更只派駐了一個象徵性的「駐藏大臣」……正是這種迥異於東部的政制，使西部成為「邊疆」而非「郡縣」；但也正是這種管轄模式，使貪得無厭的西方人一次又一次地宣稱，西部不是中國的領土，紫禁城對它們擁有的，頂多是宗主權。
正因此，1877年冬天，在《遵旨統籌全局折》中，左宗棠提出了新疆「設行省、改郡縣」的主張。它再次引發了朝廷的紛紜議論。
地荒人少、「難成一省」，是反對者的主要理由。以翰林院編修劉海鰲為例，他認為「改設官制、亦為虛名」；以八旗名士李雲麟為例，在列舉「八不可」後，他表示「西陲建省之說亦可廢」、「不待再計而決矣」。即使是以開明著稱、被認為當時最瞭解西方的洋務派重鎮郭嵩燾，也認為此舉不過是左宗棠好大喜功的手筆。而李鴻章也談到，「新疆各城之郡縣暫難改設」……
在沸沸揚揚的爭議中，新疆建省整整拖延了七年。直到1884年，又一輪的邊境危機才改變了這一切。
在農耕區、「邊疆」之外，北京還擁有從朝鮮到廓爾喀、從琉球到爪哇的龐大朝貢體系。這個近乎周禮、混合著天下觀念與國防需要的制度，曾在明成祖的手上達到了它的頂峰。即使時過境遷，在那個夕陽晚照般的年代，北京依舊保留著對十幾個國家的宗主權。在古老的天下觀念裡，這些遙遠、陌生的土地，也屬於紫禁城；而在「民族國家」的觀念譜系中，這種以文明向化、貿易需要為出發點的古老而平和的臣服，比之西部邊疆更值得質疑……
這就是獨特的、沒有邊界的中國體系：它以農耕文明區為中心，以控制下的廣袤西部為邊疆，以禮儀紐帶中的諸國為「藩服」，並在觀念層面上，頑強地保留著自己「君臨天下」的假想。如果說1860年西方各國在北京的設立公使館，是這一體繫在觀念層面上的噩夢開端，而1879年日本的吞併琉球，是朝貢體系瓦解的起點的話，那麼，這一年法國的殖民越南，次年英國的染指緬甸，則意味著這個體系的全面崩潰……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是李鴻章而不是別的什麼人，提出了「寧失藩服、毋損郡縣」的主張。
所謂「寧失藩服、毋損郡縣」，指的是接受朝貢體系崩潰的現實，但要盡快依照西方認可的《國際公法》，劃定邊界，以確保實際控制區域的完整。為此，不僅舊有的郡縣、原先的農耕文明區，包括新疆、蒙古、西藏以及苗疆在內的邊疆，也要盡快推行內地政制，或盡快勘定邊界。李鴻章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住中國的邊疆……
這個主張罕見地沒有引發爭議。當年冬天及次年春天，這個國家的版圖上又增添了兩個行省，新疆和台灣。
從「邊疆」到「西部」
又何止是新疆和台灣？這一年，在紫禁城的授意下，蒙古、西藏和西南邊陲，也採取了種種防範措施，以回應西方的圖謀。以苗疆為例，當年夏天，在張之洞的主持下，中越邊界開始會勘立碑；以西藏為例，1886年7月，僧俗領袖們在布達拉宮大舉集會，並聯名簽署了《抗英衛教神聖誓言書》，決心阻止一切外國人跨越邊境……
在四十餘年的迴避、喪土失地以及頑強地捍衛舊天下譜系的掙扎之後，這個國家終於採取了更為現實、更具彈性的態度。即使這個態度充滿了屈辱，並意味著長達三千年的中國時代的結束。在此後的年月，伴隨著年復一年的勘界、訂約與談判，由郡縣、邊疆、「藩服」和「遠夷」構成的那個天下圖景，日漸地斑駁著、消褪了，並一去不再復返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則是「西部」、「中國」和「世界」，是那些嶄新的、來自西方的地理視野。
在後來的年月，儘管蒙古分裂，而英國也曾煽動西藏獨立、日本試圖吞併滿蒙，但由舊郡縣和舊邊疆組成的那個現代中國，畢竟深入人心。它構成了延續至今的中國疆域。在這個意義上，劃定西部邊界，或者說從「邊疆」到「西部」，也就是現代中國的開端。
（上圖）北方遊牧民族農耕生活的壁畫，出土於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墓。資料圖片
（下圖）故宮博物院藏畫《禁苑種穀圖》。清，焦秉貞作，取材於宋代賢後故事。禁苑耕種以示統治者對農業的重視。資料圖片
職貢圖，蕭繹。此圖又名《番客入朝圖》或《王會圖》，描繪十二位使者朝貢時的形象，依次為滑國、波斯、百濟、龜茲、倭國、狼牙修、鄧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自題、末國的使者。蕭繹(508—554)，南朝梁畫家。即梁元帝，字世誠，小名七符，南蘭陵(今江蘇武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