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古代的中國多一點貪念，眼光多向外看一看，假若其他商人隨著鄭和的航跡走，而且繼續走下去，亞洲很可能支配了非洲甚至歐洲。

從海上望過去，位於東非肯尼亞海岸外的帕泰島同15世紀時的模樣一定沒有多大分別：沿岸是一大片密不透風的非洲紅樹林。在灰濛濛的晨曦中，我乘坐的小船任由波浪拍打著。往岸上眺望，看不到建築物或者電視天線，也看不見紅樹林有任何被砍伐過的缺口，沒有任何人類活動的痕跡，什麼都沒有，儘是神秘茂密的叢林。

我問遇上的人：「告訴我，這裡的人是哪裡來的？很久以前，有外國水手到這裡住下來嗎？」

答案都是聳聳肩頭。一個人說：「我從沒有聽說過，你得問問老人家。」

年老的族長用一個出乎意料的清晰的聲音對我說：「我是從祖父那兒聽到這事情的，他也是這裡歷史的掌管人。很多很多年前，一條從中國來的船在這裡海岸外觸礁了，船上的人泅渡上岸，那兒靠近上加村，我的先祖住在那兒，見過他們。這些中國人是客人，所以我們幫助他們，給他們吃的住的。之後，他們和我們的女子成了親。雖然他們並不住在我們的村子裡，我相信在這島上仍然可以找到他們的後代。」

多個月來，我在晦澀難明的文件和研究報告間尋覓，試圖弄清楚很久以前一次中國船隻觸礁事件後中國人在非洲海岸落地生根傳說的來龍去脈。我的興趣源自對一個千年之謎的追尋：為什麼西方壓倒了東方？

一

從過去幾千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看來，公元2000年由中國人或印度人支配世界的可能性遠大於歐洲人，中國人殖民美洲和澳洲的可能性也大過稱為英格蘭的落後島嶼的住民。這一千年裡對我衝擊最大的新聞，是東西方命運的重大逆轉，這也是最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在亞洲居住的13年裡，不斷尋找這個謎底。我曾經想過，轉折點是在14世紀初，當時，鄭和從中國出發征服世界。鄭和成為一支強大的中國明朝艦隊的指揮官是不可思議的，他出身於一個背叛朝廷的家庭，是個回教徒，孩提之時就被中國軍隊俘虜，還像當時很多罪犯一樣被閹割掉，很多人因此丟了性命。但鄭和是個傑出而頑強的孩子，後來長得一表人材，而且有領袖才華，運道也不錯，後隨藩王朱棣，由伺童當到管家。

鄭和與朱棣的關係日趨密切，作為朱棣手下的一名軍官，他協助朱棣起兵推翻了朱棣的侄兒—建文皇帝，朱棣成為了中國的永樂皇帝。朱棣即位後對政敵進行了殘酷鎮壓，接著論功行賞，讓鄭和率領一支龐大艦隊出海，宣揚中國國威。

從1405年到1433年，鄭和率領艦隊7次出航。這艦隊是此後500年裡世界上所見的最大的艦隊，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都沒有一支艦隊可以與之匹敵。艦隊有28000人，船300艘，最大的長400英尺（據史載長44丈）。相比之下，哥倫布1492年的航行只有船3艘，最大一艘長85英尺，水手90人。鄭和的船還有先進的設計，包括平衡舵和防水舷牆艙，這些設計技術直到350年後才傳到西方去。

鄭和艦隊之先進凸顯了東方一度比西方領先。事實上，除了羅馬時期，中國幾千年來比歐洲任何地方都富裕、進步和都市化。例如杭州在12世紀作為中國首都的時候，人口就超過100萬。記錄還顯示，廣州早在7世紀就住了20萬外國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馬來人、印度人、非洲人和土耳其人。而歐洲在1400年時的最大城市可能是巴黎，人口才稍多於10萬。

哥倫布出生之前半個世紀，鄭和就已到了東非，並從阿拉伯人口中知道了歐洲。中國人其實可以輕易繞過好望角同歐洲直接貿易。但他們認為，歐洲不過是個落後地區，中國對歐洲要賣的羊毛、珍珠和酒毫無興趣。而非洲則有中國想要的東西─象牙、藥材、香料、奇木和珍獸。

在鄭和的年代，中國和印度的生產總值合起來佔了世界的一半；在人類歷史中，大部分時間是這樣。據美國著名經濟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AngusMaddison）的計算，直至1820年，中國仍佔全球經濟的29%，印度占16%。

亞洲在鄭和之後退卻為相對孤立，錯失了一個大好機會。這錯失是災難性的，它造就了歐洲、最後是美國的崛起。西方人常把他們今天的經濟優勢歸功於他們先輩的智慧、民主意識或勤奮，但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15世紀中國統治者的愚蠢。

二

中國傳統的精英分子─士大夫們對鄭和充滿疑慮，千方百計要把他的航海記錄摧毀。即使這樣，從中國的消息來源─王宮的檔案以及航海者的回憶錄─可以知道一些他的東西。例如，歷史記錄表明，鄭和的成就並非來自外向心理的突然衝動，而是來自長期的航海傳統。中國文獻顯示，早在5世紀，中國僧人便遠航到神秘的「東瀛」，那看來很像是瑪雅時代的墨西哥，那個時代的瑪雅藝術品正好突然出現了僧人的形象。到了13世紀，中國船隻已定期航行到印度和東非去。

當然，鄭和船隊比所有船隊都大得多。他最大的船隻稱為「寶船」，長400英尺，寬160英尺，有9根桅桿，張紅色絲帆，有多層甲板，豪華船艙還有陽台。他的船隊有專運兵馬的船，有戰船、巡邏船和20艘運水船。一行28000人中包括阿拉伯（時稱天方）語和其他各種語言的翻譯人員、預測天氣的占星家、觀測星象的天文學家、搜集草藥的藥物學家、修船的專家，甚至還有兩名協助安排官式會見的禮賓官員。

這樣不可思議的壯舉後，你大概以為會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更深刻的印記和更偉大的遺產吧？或許，鄭和遺跡如今模糊本身是個很好的訓誡。一個探險家最終只能創造歷史，卻未必能夠改變歷史，因為他的影響並非取決於他開創的道路，而是取決於其他人是否願意沿著他開創的道路前進，一個偉大遠征的成就因而最終取決於後繼者的民族意志。

1999年2月，我到了印度東南部的港口城市卡裡卡特（《明史》中稱古裡），它是世界的胡椒之都。抵達的那天傍晚，我走到市中心的海灘去，想看一看鄭和船隊曾經碇泊的海岸。在14世紀和15世紀，卡裡卡特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中國人稱之為「西洋大港」。鄭和船隊15世紀初在這裡碇泊，標誌著世界兩個最強大國家中國和印度的力量匯合。

我採訪了港口辦事處。辦事處裡散發著發霉的氣味，壁板上還可以看到近一個世紀前手寫的船隻進港記錄。管理港口的莫哈南上校如實解釋了港口的情況：「碼頭都老化了，從來沒有進行過適當的維修。到我們想要維修時，這樣做已不划算了。」於是在1989年，船運終止了，這個世界最大港之一的港口不再是港口。

印度一個大港看不見中國的大船隊，標誌著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機會給錯失了─亞洲因而無法支配這個一千年的後半葉。這是怎樣發生的呢？

三

當鄭和在印度洋航行的時候，支配著中國政府上層的士大夫正同被視為貪污腐化的宦官進行權力鬥爭。在宮廷裡，宦官不但看管妃嬪，還管理宮中大小事務，常常在批發營生中收賄。他們的一個動力，是眾所周知的貪婪。士大夫是在熟讀中國兩千年聖人之書然後走上仕途的，宦官雖然沒有這樣的學術根基，但有時會有外向之心和進取心。事實上，正是那些德高行廉的士大夫在15世紀中葉把中國推上了不幸之路。

永樂皇帝1424年駕崩後，中國發生了一系列殘酷的權力鬥爭，繼位的皇帝在可疑的環境下死去，士大夫最後取得勝利。他們結束了鄭和繼承者的航程，不再建造新船，「罷西洋寶船」，限制私人航運。為了防止死灰復燃，他們毀滅了鄭和的航海記錄，並且在新皇帝的支持下開始解散中國的海軍。

1500年，政府把擅制多過兩桅的船的行為定為殺頭的死罪。到1525年，政府下令毀滅了所有遠航船隻。一個世紀之前有3500艘船、歷史上最強大的海軍，滅亡了，而中國由此踏上了一條走向貧窮、戰敗和衰落的道路。

使中國喪失其世界性影響力的不僅是15世紀40年代的一場權力鬥爭。歷史學家列舉了一系列原因說明為什麼亞洲最終在商業上迷失了方向和在工業上落後，其中兩個半原因是最有說服力的。

首先，就是亞洲不夠貪婪。在古時的中國，儒家思想支配著社會的精神氣質，而支配著印度的是種姓制度，結果是兩個國家的精英分子都輕視營商。中國古時所重者不少，重名節、重藝文、重禮教、重忠孝，而錢財退乎其後。孔子特別教誨說「父母在，不遠行」，還把重利者貶作「小人」。因是之故，鄭和的船隊雖然很龐大，又給外國領袖帶上了那麼豐富的禮物，他的航行本來可以賺大錢的，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相對於亞洲，歐洲貪婪成性。葡萄牙15世紀帶頭打開新發現的時代，主要是因為它需要香料。這是一種珍貴的商品，是賺取利潤的慾望推動它的船隻不斷沿著非洲海岸向南航行，最後繞過好望角到亞洲去。這一貿易的利潤可以很巨大：麥哲侖的水手一次以比成本高一萬倍的價錢賣出26噸丁香。

亞洲經濟停滯不前的第二個原因較難表述，但它同一種可以說是自滿的文化有關。中國和印度都有視線朝裡看的傾向，沉醉於古老的理想和方法，敬畏權威，疑懼新思。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戴維·S.蘭德斯曾論及中國古代的「知識界仇外情緒」。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則講過印度社會的「階級僵化」和「靜態性質」。這都是對經濟和知識界自滿的不同表述。

中國的才俊之士把他們的國家視為「中國」，認為外面的夷人沒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印度也有大致相同的自足心態，印度歷史學家M.P.斯裡德哈蘭說：「印度人不到葡萄牙去，不是因為他們去不了，而是因為他們不想去。」

那時的葡萄牙人卻相反。因為它的海岸線和漁業，葡萄牙人總是朝向海洋發展，但與之為敵的西班牙等國家把它拒諸地中海之外。葡萄牙要想得到東方的財富，便得征服海洋。

剩下的半個理由，就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單一的國家，而歐洲卻由很多個國家組成。當儒家的士大夫控制了北京和實施海禁的時候，他們的政策錯誤危害到整個中國，而歐洲國家一旦進行經濟自殺只會危害到有關國家。因此，當葡萄牙人在16世紀陷進了中國式的思維模式，屠殺猶太人、焚死異教徒並把天文學家和科學家驅趕到國外的時候，荷蘭和英國可以把棒接過去。

四

當我最初研究鄭和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過會隨著他的航線跑到非洲去。後來我讀到一些引人入勝的論述，說一些中國人可能因為撞船而在帕泰島住了下來。於是，我忽發奇想飛到了肯尼亞北部的拉姆島，並雇了一條船和一個翻譯，親身到帕泰島看一看。

帕泰島是個遺世孑立的小島，島上沒有電力，沒有公路，沒有交通工具，大部分是叢林。我穿過椰林進入了一個叫西雨的村落，遇上了一個40多歲、膚色淺淡、眼睛細長的漁民。他說：「我是屬於法茂族的，這兒還留下50到100個法茂族人。根據傳說，我們是中國人和其他人的後裔。」

他繼續說：「一艘中國船來到這裡，撞到岩石損毀了，水手遊了上岸，到了一個我們現在叫上加的村落，後來與本地女子成了親。這就是我們法茂族的樣子這麼不一樣的原因。」

另一個法茂族人走過來聽我們談話，他的膚色也是淺淡的，也有亞洲人的樣貌特徵。他的名字叫阿特曼·穆罕默德·姆茲，他也說從先輩口中聽說過中國人船隻觸礁的事，他還說到了一個有趣的細節：非洲人曾把長頸鹿送給中國人。

每次聽到長頸鹿的故事，我的脈搏便加快跳動起來。中國人的文獻顯示，第一頭長頸鹿是鄭和帶回去的，這一事實並不廣為人知。長頸鹿在中國引起巨大轟動，因為人們相信它就是神秘的瑞獸麒麟，或者叫中國的獨角獸。很難想像，在帕泰島這樣偏僻地方的非洲村民會知道關於長頸鹿的故事，除非這故事是由中國水手流傳下來的。

東非沿岸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中國瓷器，帕泰島找到的中國古瓷，也可能是從阿拉伯商販那裡買來的。可是，帕泰島上的瓷器絕大部分是在法茂族人之間發現，這表示瓷器很可能是祖上遺傳下來而不是買來的。我還到法茂族一些古代的墳墓前看過，它們像中國圓頂的所謂「龜背墳」多過肯尼亞的傳統墳墓。

研究人員還發現了其他同樣引人入勝的線索。帕泰島和拉穆島鄰近島嶼的工匠會編織一種在中國南方常見而在肯尼亞本土沒有的籃子。在帕泰島，打鼓的風格接近中國多過非洲。當地方言個別發音也似乎源自中國。更令人詫異的是，葡萄牙牧師蒙克拉羅（Monclaro）1569年留下的記錄說，帕泰島曾有過興旺的制絲業─除了帕泰島，當地其他地方沒有制絲業。帕泰島多個村落的老人家向我證實，他們這個島確曾產絲，直到半個世紀之前才停止。

五

我問我聘請的船家，船會在上加的海岸之外觸礁嗎？他笑著說：「那裡的海底到處都是礁石，如果不知底蘊，必撞船無疑。」

假若真有中國船在帕泰島外觸礁的話，這很可能發生在鄭和的時候。因為這如果發生在他之前，慶幸生還的水手不會流傳下長頸鹿的故事。而如果這發生在他之後的話，生還的水手不會在上加村定居，因為英國的考古專家發現，這條村落曾在大約1440年的時候被劫掠和焚燒，全村被荒棄，時候剛好在鄭和最後一次航行之後不久（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是在明宣宗宣德年間，即公元1430年至1433年）。

然而，撞船之說仍然未有確證，其中存有不少漏洞。帕泰的古墓上沒有留下中國古文字，島上找不到遠航的器具，中國人也沒有留下曾在東非撞船的記錄。最後一點空白可以用船隊的航海記錄都被毀滅解釋過去。但是，如果船隊的一條船真的在帕泰島之外觸礁了，船隊的其他船隻為什麼不給予救援？

當我穿過叢林往回走的時候，我思量著這次發現的重要意義。在法茂族人的面上，在那些陶瓷和惹人遐思的中國文化痕跡上，我似乎模模糊糊地瞥見了正在走到盡頭的這個一千年中一個其實可能發生的演變結果。我想到了最終改變了新世界和舊世界的哥倫布的交流，包括動物、植物、基因、細菌、武器和人員的交流。我也不由地神馳於另一個本來可能發生而終於沒有發生的交流─鄭和的交流。

假若古代的中國多一點貪念，眼光多向外看一看，假若其他商人隨著鄭和的航跡走，而且繼續走下去，亞洲很可能支配了非洲甚至歐洲。中國人可能不只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定居下來，還會在東非、太平洋上的島嶼甚至美洲定居下來。法茂可能給我們顯示了這樣一個世界裡的混血兒會是什麼模樣的，他們是一種沒有誕生的混合文化的孩子。我在帕泰島所瞥見的，是亞洲力量達到最高峰時留下的印記，但這力量自此廢弛了，這並非因為沒有船隻或技能，而是缺乏民族意志。

這一切都似乎是奇思妙想，但在鄭和的年代，一個由西班牙人和英國人開創的新世界，遠遠比一個由中國開創的新世界遙不可及。如果鄭和繼續航行到美洲去，人類歷史會多麼不同！思之令人精神恍惚，其演變結果難以想像。那麼就只想一想這一個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