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台灣報紙的社會新聞中出現了一批被稱作「收屍隊」的女性群體。關於這一群體的報道多是負面，她們刻意遊走在單身垂暮、孤單無依的老兵中間。這些老兵是1949年隨蔣介石來到台灣的，他們離開故鄉時，萬萬沒有想到一去不復返，人生最後是終老南方的島嶼。1950年代，為了抑制眷屬人數的增加，減輕政府的財政困境，在 「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中，當局規定所有軍官士兵在未達28歲以前不准結婚，因此大陸撤台的軍人普遍晚婚。

　　令人欷的是，很多撤台軍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祿生活，沒有能力娶妻，一生戎馬卻沒有體驗到愛情與家庭的喜悅。一些中年女子看到老兵暮年生活孤單寂寞，就從做乾女兒開始，或者說是「小伴」，用自己身體換取老兵晚年情愛，最後為老兵送終，待老兵走後，再在他們的朋友圈中，尋找下一個目標，這些女人因此被稱為「收屍隊」。

　　農場主聽到我用了「收屍隊」這個詞，就很正式地說：「張小姐，我知道大家對這些女人有很多意見，但是我要告訴你，這些『榮民』伯伯背井離鄉，青春都給了國家、戰場，沒有家庭的溫暖，好不容易在他們晚年，有女人願意用身體換取他們最後的體溫，願意在他們最後幾年照顧他們，成為家人，即使大家心知肚明目的是什麼，但這些女人也讓老伯伯有了愛情;不是很好嗎?」

　　從農場主那裡我瞭解到，他們會一起搭車出去看電影，到小鎮上逛街、買衣服。老伯伯們買幾件衣服給她們，就讓彼此間有了「愛情」的感覺。

　　我那時還年輕，30多歲，覺得自己充滿了正義，要挑戰一切不公、不義，加上長期以來以女性主義信徒自居，對女人用身體換取金錢不以為然。有關 「收屍隊」新聞看多了，更是不齒，覺得這些「乾女兒」「乾妹妹」都動機不純，加上她們多半是有組織地向獨居老兵下手，幾年後替其中之一送終，再把目標轉向老張的同鄉老王，老王死了、再找老陳……社會福利機構發現這種現象，曾一度請社工留意這些老人的交友情況，怕他們財去人亡，或是早早就被騙光財產。所以，台灣社會對於「收屍隊」向來有不同觀點。

　　我在拍攝專題報道時，看到有女人主動貼近、撫慰遲暮之年的老兵，替他們烹煮三餐，帶他們看醫生、掛號、拿藥，既是看護，也是情人與家人。回到電視台，我細細品味場主的話語，重新面對自己的女性主義信條，漸漸地覺得自己很自私，年輕時對男女之間的愛與恨，總是二元分法，褪色的愛情，背叛的愛情，就是愛情的污點，順手就「扔」了。在我早年的觀念裡，用身體換取金錢更是非道德行為，覺得這是在褻瀆神聖的情愛。有位女性長輩曾提醒我，難道老人就不需要肌膚之親嗎?他們也要情愛呀!

　　當局為了照顧1949年後到台灣的軍人，特別成立了「退輔會」，平日工作就是為他們服務，並在台灣各地建農場與相關企業，以便安頓他們的生活。這些農場早期以種果樹及經濟作物為主，後來多轉為休閒農場。農場中還有許多矮牆小屋，都是老「榮民」的家。

　　那天我們上山拍外景，陳履安住在農場的蔣介石行館，早晨陽光正美，他心情很好，約我陪他四處走走。陳履安當時談興極佳，告訴我許多他的少年時光，過了一會，山上走下來幾個裹著厚外套的「榮民」，他們看見陳履安後都聚集過來，其中一位「榮民」伯伯更是突然激動地跪下，我呆呆地還來不及反應，陳履安一把扶起老伯伯說：「別這樣，別這樣，生活好嗎?」

　　老伯伯哽咽地回答說：「都這麼多年了。」

　　「都這麼多年了」，這句話重重地落在我心頭，看著他們佝僂的背，滿頭零亂的白髮，我突然想起在他們那擁擠雜亂堆放著紙箱、破報紙的小房間裡，那些女人蹲在地上，用瓦斯爐燒菜，邊上有鍋吃了很久的燉肉，幾把早上采的青菜。後來，在剪輯室裡，我再三看著這些女人的臉，她們多不年輕，沒有曼妙的身材，走在街上，她們只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大嬸，在政府所謂口口聲聲照顧老「榮民」的教條中，真正陪伴著他們寂寥身心的，不就是這群女人嗎?甚至在拍攝當天，為了配合我們，這些女人還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花洋裝。

　　令人欷的是，很多撤台軍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祿生活，沒有能力娶妻，一生戎馬卻沒有體驗到愛情與家庭的喜悅。一些中年女子看到老兵暮年生活孤單寂寞，就從做乾女兒開始，或者說是「小伴」，用自己身體換取老兵晚年情愛，最後為老兵送終，待老兵走後，再在他們的朋友圈中，尋找下一個目標，這些女人因此被稱為「收屍隊」。

　　最後的「女人香 」

　　1960年代，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希望逐漸渺茫，軍人開始有了落地生根的想法，但他們大多收入極少、生活漂泊不定，加上語言不通、生活習性或族群等因素，願意嫁給軍人的本省籍家庭並不多，還有部分外省籍男性在過了適婚年齡後，向本省窮困家庭買「童養媳」來照顧自己。兩岸開放探親之後，不少邁入遲暮之年的老兵，跨海迎娶足夠當自己女兒或孫女的大陸配偶，或東南亞籍配偶，相伴度過晚年。

　　我的小學同學阿玉，在前些年也加入了「收屍隊」行列，她有過短暫婚姻，單身後在男人間「流浪」，邁入中年，仍一直單身且沒有子女，中壢老舊村裡仍有不少「榮民」老伯伯，她的一個姐妹替她介紹了一位退伍上校，平日她陪他上醫院掛號、拿藥，到銀行排隊辦事、郵局寄信，或是到市場買菜，晚上一起看電視。

　　阿玉對我沒有保留，她告訴我自己的生活，「有時候看這些老人推著輪椅、帶著尿袋、打麻將，吃吃家鄉菜，贏了給我幾百元吃紅」。她的「同行」姐妹們多半是來自台灣各角落的中年女子，單身離異，沒有正式工作，有些是保險公司保險員，有些是看護，有些就四處打零工。

　　「每個女人都有目的，只是看誰比較有良心而已」，阿玉說有些女人，就一心一意地服侍一位終老，有些就是習慣性地腳踏三條船。「老男人談起愛情也像年輕人。」阿玉說，「其實老伯伯們一生沒有女人，沒有家的感覺，在晚年有人一起生活，他們明知道女人的目的是什麼，但依然很珍惜晚年的情愫。」為此，阿玉總覺得自己是騙子。

　　「有些女人還會主動給老伯伯們買偉哥，明知道老人家多有心臟病、糖尿病，食物要清淡，但卻常常給他們吃大魚大肉，不發病才怪。」對這個群體的知根知底，也促使阿玉主動斷絕了和上校伯伯的聯繫，悄悄地搬了家。阿玉聽人說起過，上校伯伯還到她的住處去找她，但她再也不出來見他了。

　　在我訪問過的女子中，有些人甚至已經有了好幾間店面出租，當了包租婆。「她們都不用工作，也不用跑保險了!」有的「榮民」老伯伯一生單身沒有後人，臨終把所有財產送給最後的「女人香」，也心甘情願，「她願意照顧我，我很感激呀」，「過了那麼久一個人的生活，有人陪著吃香噴噴的熱菜、熱飯，才有家的感覺」，「有女人一起過，生病也有人照顧!」

　　負面的現實

　　社會新聞中有關「收屍隊」的新聞，向來是負面大於正面，隨手拈來都是「收屍隊」的負面新聞。在探訪中也從別人口中聽到過有位老伯伯洗澡，女伴去唱卡拉OK，回家時老伯伯卻凍死在浴缸裡的慘劇。

　　意玲曾在「退輔會」擔任課長，每年總有幾回輪班住在辦公室，我問為什麼還有公職人員得住辦公室?不是每個部門都有保安或是緊急聯絡人嗎?她說這些年老「榮民」逐次凋零，孤苦者常常因為生病、沒人照顧，在台灣沒有親人，送醫院常常得要親人簽字手術，還有許多老人選擇自殺，她們得隨時留守辦公室處理意外——多是半夜趕赴醫院，替老「榮民」處理住院、開刀事宜，甚至是送終。

　　台灣《中國時報》2010年10月22日就曾有過這樣一則報道：

　　現年85歲的老士官長王士龍，近10年來，陸續迎娶了三任大陸妻子，結果一生的積蓄全被騙光，就連最後的養老住宅，也被第三任大陸妻子徐連英賤價變賣，得款2200萬元逃回大陸。

　　因為前兩位大陸妻子都是跟他要錢，要不到錢就吵架，所以每段婚姻都只維持兩三年。王士龍對第三位來自大陸的妻子是有防備之心的。他把房屋及土地所有權狀藏了起來，不時地偷偷去看兩眼還在不在。他沒想到，這位妻子複印製作了一份假證件。在妻子用真房屋及土地所有權狀去辦各種手續的那段時間，他看到的「原封不動」的證件只是個複印品。

　　妻子有天說，來台三四年了，想讓王士龍陪她回河南老家一趟，在河南期間，妻子說有事先回台灣，等他再回台時，走進公寓樓，門衛告訴他房子新主人已經入住。

　　對於「收屍隊」中發生此類事件，社會的評論當然是負面的。

　　令人欷的是，很多撤台軍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祿生活，沒有能力娶妻，一生戎馬卻沒有體驗到愛情與家庭的喜悅。一些中年女子看到老兵暮年生活孤單寂寞，就從做乾女兒開始，或者說是「小伴」，用自己身體換取老兵晚年情愛，最後為老兵送終，待老兵走後，再在他們的朋友圈中，尋找下一個目標，這些女人因此被稱為「收屍隊」。

　　凋敝「紅包場」

　　對於老「榮民」晚年生活的考察，從「收屍隊」開始以後，我又關心了「紅包場」。

　　1970年代起，台北市西門町漢口街、西寧南路一帶，出現了一些專唱老歌的歌廳，上台演唱的歌手多是名不見經傳的歌女，她們穿著艷麗華美卻不合時尚的禮服，在台上高歌《南屏晚鐘》或《東山飄雨西山晴》等數十年前流行在大陸的歌曲，茶資從50元到現在的300元，可以坐一天，觀眾都是老人家，其中大部分是老「榮民」，結伴一起來聽歌，就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西門町的一家肯德基門店附近，甚至還成了老「榮民」與女歌手私會或者性交易的地方。在報上看到一位女教授寫的散文，說她披著一頭長髮從這裡走過，被一位老伯伯誤認為是自己要捧的歌星。正好我認識這位教授，在電話裡向她求證了此事。

　　這裡的歌手沒有固定收入，靠紅包抽成，還得付給歌廳固定的費用，所以紅包多少、就決定了她們的薪水。我曾經想辦法到裡面考察過，開始去的時候沒有經驗，隻身獨往，根本沒有歌手理我。女人不是她們的賺錢對象，所以她們不理睬女人。她們對想瞭解她們生存狀況的陌生女人，更是心存戒備。

　　知道了內情，後來再去，我就拉上一些男士同往。

　　為了更為接近「紅包場」，第一回我請出了姜思章老師，他是1988年「老兵回鄉運動」的發起人。姜伯伯願意陪我，他一到「紅包場」，就被團團圍住、遞名片，要他點自己的歌，跟他要紅包。陪我同去的男士總要包很多紅包，掏出很多錢來，於是，我也準備了紅包給歌手們。這樣也可以和她們熟絡一些。

　　另一回我拉上了一位多年的老友，出身美國長春籐名校的博士，年過六十，風度翩翩。這樣的男子出現在「紅包場」，簡直就成了白馬王子，「大哥」「大哥」地叫個不停，身上也搭上了女人的手。唱完了歌，給過紅包，一同聊天的時候，我就隨著大家的談話問這些女子，從哪裡來，大陸家裡的情況怎樣，結婚了沒有，如果她是在台灣結的婚，家裡都有什麼人。

　　有一回拉上的是做老兵口述史的譚端，一位年輕的帥哥，從未見過「紅包場」的場面，一群歌手圍著他，譚端緊張得把自己的背包緊緊地抱在胸前。

　　她們慇勤地坐在男人身邊時，我就成了男人帶來的親戚。拉上男人去「紅包場」聊天的次數多了，就能問出來一些事情，她們多是來自大陸，有的歌手已經50多歲。很多歌手是通過婚介公司來到台灣，嫁到台灣的大陸配偶到「紅包場」來賺些生活費;有些歌手也是老兵妻子，下班了褪去脂粉，蒼茫月色中坐上公車，回家照顧老伴。有的是假結婚——還要自己掏錢給假結婚的男人，以獲得保障她合法在台的身份。台灣戶政方面也查過假結婚的事件，提問時會加上男方的生活愛好，以及涉及隱私的問題，以辨明婚姻的真假。

　　在西門町過去可以有多家歌廳讓大家選擇，如今老「榮民」伯伯們也大多年邁，有些老得連走上台前送紅包給歌星的力氣都沒有，只好在台上揮手，讓服務員替他們轉送紅包。有些聽著歌就開始打呼嚕了。

　　這些老兵一生坎坷，如今，早已步入人生的黃昏，他們要的只是一份體溫。卑微得只要有人關愛就行，別無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