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皇帝最痛恨的人群:宋代作品皆被認為異端
清史中有個獨特的現象頗感興趣,清人筆記、稗官小說經常把興趣點放到宋代,閱讀的重點全放在宋代史上。讓人隱隱約約有一個感覺,覺得宋朝與清朝是差異非常明顯的兩個王朝,不論政治制度,還是士林風氣,都有著天壤之別。因此留心收集了一些宋清對比的史料,無意間卻有一個發現:不止一位宋代士大夫都發表過在正統人士看來多少顯得有點「出格」的言論,但在宋朝,這些「出格」的言論都受到寬容的對待,立論的士大夫並沒有因此受到迫害,反倒在數百年後,當清朝的皇帝讀到這些言論時,感到非常憤怒,恨不得將「妖言惑眾」的宋朝士大夫抓起來治罪。
北宋元祐元年,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充任哲宗皇帝的經筵官。程頤沒有馬上答應,而是上了三道論經筵的札子,提出一個條件:「(臣)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意思是說,如果太皇太后贊成他的觀點,他便擔任這個經筵官;如果不贊成,那經筵官一職還是另請高明。程頤到底想表達什麼觀點呢?非要這麼拽。程頤說:「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即要求太后與皇上承認士大夫非常牛掰,既是培養君德的帝王師,又是治理天下的主體。潛台詞是說,皇帝的作用還比不上士大夫哩。
但這句「天下治亂系宰相」,其實也不算是什麼「出格」言論,而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識。宋人認為,君臣「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君主是國家的主權象徵、儀禮代表、道德模範,君主當然也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最高的權威,但君主不親細故,不插手具體行政,治理天下的權力應當委託給以宰相為首腦的政府。蘇轍說:「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撫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為,以享承平之福。」陸九淵說:「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表達的都是同樣的意思:君相分權,虛君實相。
從程頤最後還是欣然受命的結果來看,朝廷顯然是認同「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之說的。但程頤的那句「天下治亂系宰相」,卻讓後來的清朝皇帝乾隆感到特別不爽。他專門寫了一篇《御制書程頤論經筵札子後》駁斥程夫子:「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為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韓琦)、范(范仲淹),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呂(呂惠卿),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來,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亂系宰相」自許,那你將皇帝往哪裡擺?你眼內還有皇上嗎?
北宋的王禹偁在擔任「判大理寺事」小官時,寫過一篇《待漏院記》(待漏院為宋代宰相等候早朝的休息室),通篇是一副板起臉來教訓宰相的語氣,大意是說:宰相如果以權謀私、徇私枉法,就活該死了下地獄。文章最後說:「一國之政,
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意思跟「天下治亂系宰相」差不多。宋政府認為王禹偁說得很有道理啊,同意將文章抄錄在待漏院的牆壁上,「用規於執政者」。但後來的乾隆看了這篇《待漏院記》,又覺得不爽,親自御制一篇《王禹偁待漏院記題辭》相駁:「謂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則吾不能無疑也」,宰相不過是君王驅使的工具罷了,別老是牛逼哄哄好不好?「是則—國之政、萬民之命不懸於宰相,而懸於為君者明矣」。
乾隆推崇的是皇權獨裁:「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他當然不允許士大夫自命為治理天下的主角。但自鳴得意的乾隆一定想不到,清代統治的這一專制本色,恰恰構成了晚清時期的「君主立憲」轉型的最大障礙,最終導致革命因為堰塞而崩決,一發而不可收拾。
還有一位宋代的士大夫也讓乾隆感到不爽。他叫王益柔,名氣沒有程頤、王禹偁那麼大,以致乾隆將他的名字誤記為「王直柔」。那麼這位宋朝小人物到底說了什麼話而引起大清皇帝的注意呢?這事得從宋仁宗朝的「進奏院案」說起。
慶歷年間,「提舉進奏院」的蘇舜欽將進奏院的舊報紙賣了,換成錢存入小金庫,然後請了幾位同僚與文友,集體去喝花酒,其中便邀請了「集賢校理」王益柔。不想這事讓台諫官知道了,宋朝的台諫官是很厲害的,他們認為蘇舜欽挪用公款,對喝花酒一事提出彈劾,並展開調查。這一查,又查出了另一宗事:王益柔在喝花酒時,乘著酒意,做了一首《傲歌》,其中兩句說:「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在那個時代,這是非常「反動」的言論。當時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恰好是蘇舜欽一派的政敵,因此王拱辰便拿王益柔大做文章,「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
不過,樞密院副使韓琦很反感王拱辰的上綱上線,他告訴宋仁宗:「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暗示王拱辰等人猛烈抨擊王益柔是出於黨爭。王拱辰想將「進奏院案」做成文字獄,但最後案子還是按經濟腐敗案進行處理:蘇舜欽因監守自盜被「除名勒停」,即開除公職;王益柔被奪去「集賢校理」之職,貶到復州當一名稅官;其他參與喝花酒的官員也分別被降職。作為喝花酒發起人與組織者的蘇舜欽,受到的處分最重;發表了「反動」言論的王益柔得到的懲罰並不比其他人更嚴厲。但這個處理結果,讓乾隆覺得不爽。
這名大清皇帝的意見是:「特宜正王直柔侮慢聖賢之罪,而蘇舜欽輩醉飽之過,則教而不怒」。在乾隆看來,蘇舜欽的公款吃喝只是小事一樁,可以原諒,教訓一番就行了;王益柔「侮慢聖賢」,才是大事情,才應該重重治罪,你宋仁宗將輕重搞顛倒了,簡直不懂帝王之術。
乾隆並不是唯一一個對宋代士大夫不爽的大清皇帝,他的父皇雍正,也很不爽一位宋朝人——歐陽修,因為歐陽修寫了一篇替朋黨辯誣的《朋黨論》。要知道,在傳統官方話語體系中,「朋黨」一直是一個貶義詞,跟「朋比為奸」幾乎同義,歷朝皇帝都對朋黨活動深惡痛絕。
然而,宋代的士大夫卻開始從正面來解釋朋黨的政治意義。還是慶歷年間,仁宗皇帝與執政團隊論及朋黨之事,參知政事范仲淹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明確提出朋黨既不可禁絕,也不為害。
范仲淹的朋友歐陽修因此寫了一篇《朋黨論》,來為「朋黨」正名:「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志同道合的君子結成一個團體,是天經地義的。治理天下,也離不開君子之黨,「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
大約從宋仁朝開始,不少宋朝士大夫都發表過「朋黨論」,除了范仲淹與歐陽修,王禹偁、司馬光、蘇軾、秦觀都寫過文章討論朋黨。這裡有一個思想背景:宋代是士大夫政治非常活躍的時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成為宋朝君臣的共識,士大夫群體普遍產生了「士當以天下為己任」的主人翁意識,並朦朧地意識到士君子們應以政見的志同道合來組成政黨、治理國家。因此宋代才密集出現了一系列為朋黨辯護的「朋黨論」。
儘管皇帝並不喜歡大臣結成朋黨,有一部分士大夫也反對朋黨,但歐陽修提倡結朋立黨的觀點,還是受到包容,宋仁宗也沒有責斥他。宋人說歐陽修「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看來宋仁宗還是贊同歐陽修的意見的。不想幾百年後,歐陽修之說卻惹惱了清朝的雍正。雍正讀了《朋黨論》之後,特別寫了一篇《御制朋黨論》相反駁: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做臣子的,「義當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須與皇上保持一樣,如果「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為之害也」。
雍正皇帝還殺氣騰騰地說:「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為邪說,曰君子以同道為朋。……朋黨之風至於流極而不可挽,實(歐陽)修階之厲也。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恨不得將歐陽修抓起來殺掉。
雍正這篇《御制朋黨論》,保存在原始文獻雍正「起居注」中,後來史官修《雍正朝實錄》時,大概覺得皇上這麼咬牙切齒對待一位儒家先賢、歷史人物,實在太赤裸裸,有損帝王形象,便將「邪說」改成「異說」,將「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改成「朕必飭之以正其惑」。算是給皇帝穿上一塊遮羞布。
未見識過大清文字獄之險惡的歐陽修假如當時突然醒過來,我想他一定會質問雍正:愛新覺羅·胤禛先生,我們跟你們到底有什麼仇什麼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