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敗走麥城揭密：劉備按兵不救關雲長
一、責任認定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關羽水淹七軍，生擒龐德之後，遭遇江東集團的偷襲，後方的公安、江陵等重鎮瞬間落入敵手。腹背受敵之下，關羽軍團迅速土崩瓦解。十二月，關羽及其子關平等於臨沮被俘，隨後遭到處決，傳首於曹操。從大勝到大敗，從軍鋒直逼許都迫使梟雄曹操亦有遷都之意，到全線崩潰軍敗身亡丟失荊州，前後不過半年。如此短的時間內產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在戰爭史上雖非特例，但也實屬罕見。探究關羽覆敗之謎遂成後世史家莫大的興趣所在，各種解釋也就應運而生。總結起來，大致有這麼三種說法：
諸葛亮負責說。這種論調最近較熱。持此觀點者認為：從水淹七軍到軍敗身死，長達半年的時間裡，成都方面未出一兵一卒支援荊州，這種現象太反常了。而作為劉備身邊的主要智囊，親自製定了「跨有荊益」的集團版圖的諸葛亮，面對發生在荊州上空的風雲變幻，竟然沒有向劉備提一字半句的判斷和建議，這更加反常。持此觀點者進一步認為：諸葛亮緘口不言的沉默態度實際上是不負責任，是在玩忽職守，而且是有意為之。原因很簡單：諸葛亮胸懷大志，他希望自己不僅僅是劉備的貼身秘書,而且還要成為劉備集團的總經理,但很長時間裡都只能屈居第三把交椅。關老二成了他必須逾越卻又難以逾越的一道障礙。劉備在世之時，這道障礙已經如此頑固；劉備去世之後，其稜角勢必更加銳利與突兀。所以，當荊州上空危機四伏的時候，諸葛亮一反常態地沉默了，他決定見死不救。而他的玩忽職守導致了劉備對荊州局勢的惡性發展掉以輕心，缺乏一個清醒的認識，最終鑄成恨事。
劉備負責說。這種觀點是本文關注的重點。這種觀點將成都方面不發一兵一卒救援荊州的主要責任歸結到劉備身上，而不是諸葛亮。此觀點認為不救關羽是劉備的意思，而不是諸葛亮所能左右的。劉備的用意是欲借江東集團之手除掉關羽，以鞏固自己的集權統治，更重要的是為自己的繼承人劉禪掃清障礙（潛在的權臣）。肯定這種觀點，直接面臨著兩個需要解釋的難題：第一，設若真相如此，該如何看待劉備和關羽之間所謂的「恩若兄弟」、「名為君臣，實猶父子」的親密關係？第二，以這種方式除掉關羽，其代價是棄荊州予江東。對這種巨大的代價，該如何理解？
我嘗試著就此作出解答：
其一，劉備能夠聽從諸葛亮的建議，將「恐易世之後難以制御」的養子劉封處死，可見緊要關頭兒女情長堅決地服從於政治利益是劉備的基本行事準則。劉封之於劉備是養父子關係，關羽之於劉備是義兄弟關係（當然，他們之間沒有舉行過桃園結義的結拜儀式），二者具備了相當強的可比性。劉備既然能夠忍痛殺掉養子劉封，自然也就具備了借刀殺人除去關羽的可能性。
其二，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劉屬荊州的價值。自劉表死後，一直到關羽覆敗，這段時間荊州始終處於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早是劉備、劉琦、劉琮三足鼎立，赤壁之戰以後，變成曹操、劉備、孫權之間的三足鼎立。曹操據有荊州北部的整個南陽郡和南郡的一部分及江夏郡的一部分。孫劉雙方戰後就分贓問題先後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協商與調整（詳見本刊上半月《劉備故事》系列），我稱之為「第一次荊州之爭」、「 第二次荊州之爭」。建安二十年，孫劉雙方達成了一個書面協議，「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南郡、零陵、武陵以西 」這部分地區實際上就是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所丟失掉的那部分荊州。就面積而言，僅佔整個荊州面積的三分之一左右（荊襄七郡：南陽郡、江夏郡、南郡、長沙郡、桂陽郡、零陵郡、武陵郡。劉屬荊州僅僅擁有半個南郡、一個武陵郡和一個零陵郡）。
除了面積的大小之外，我們還需要從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立體考察劉屬荊州的價值的大小。荊州的政治中心歷來都偏重於北方的襄陽、宛城，這些重鎮都被控制在曹操的手裡。根據《後漢書·郡國志》的記載，南陽郡人口為243萬餘，長沙郡人口為105萬餘，這些人口大郡都不歸劉備所有（雖然這不是漢末動亂之後的數據，但仍不減其代表性）；荊州的文化重心偏北，故而荊北乃荊州人才的淵藪，劉屬荊州部分除了零陵郡的開化程度稍高一些外，武陵郡根本就是蠻荒之地。和曹、孫兩家相比，劉屬荊州在政治、文化、人才方面完全處於劣勢。更要命的是，劉屬荊州在經濟上也極其落後。《讀史方輿紀要》記載：「（長沙）後漢時亦為荊州大郡，吳蜀分荊州，長沙屬吳，以是蜀之資糧恆虞不給。」位於洞庭湖平原之上的長沙郡物產富饒、人丁繁庶，乃千年魚米之鄉。建安二十年，孫劉兩家二分荊州，將原屬劉備集團的長沙郡劃歸江東。自此之後，荊州軍團的後勤補給便不再能夠自給自足，相反，需要仰仗成都方面的支援。經濟上的不獨立，使關羽統率下的荊州軍團實際上成了劉備的一大負擔、一個包袱。從這個角度上來看，荊州已經成為他的不能承受之重，成為一塊「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如果扔掉這塊「雞肋」的同時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掉關羽這個巨大的潛在危險因素，也許，劉備是可以考慮考慮的。
重新評估劉屬荊州的價值，對我們重新評估失掉劉屬荊州對日後諸葛亮六出祁山問鼎中原無功而返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的大小，也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這兩種解釋究竟哪一種更接近事實的真相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恐怕需要我們回過頭去全面考察關羽其人，考察他與劉備之間的關係，考察他與諸葛亮之間的關係。
二、第四種關係
劉備和關羽之間的關係非同尋常，這是眾人皆知的事情。大致上，他們之間存在著這麼幾種形式的關係：
君臣關係。千百年來，關羽都被視為忠臣義士的榜樣，進而被歷代統治者廣泛宣傳，封帝封聖。這種關係沒有疑義。
兄弟關係。這種關係最早由陳壽確立，他在其《三國誌·蜀書·關羽傳》中如此描述：劉備與關、張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
父子關係。和關羽同時代的曹操晚期的重要謀士劉曄如此表述：「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
陳壽以蜀之遺民的身份撰寫《蜀書》，總結劉關張三人之間「恩若兄弟」，自然有很高的可信度。但劉曄的判斷也不容忽視。作為曹操的心腹謀士，職業決定了劉曄必定是一個消息靈通人士，對劉備、關羽這樣的風雲人物，他的關注度必然極高，所以他作出的判斷的可信度也是相當高的。在關劉關係上產生這樣的分歧，尤其值得我們重視。這表明，在三國年間，所有人都無法否認關劉之間存在著親密關係的同時，他們對兩人之間這種親密關係的定位卻又很模糊，無法達成共識。這是因為他們都忽略了（或者是迴避了）關劉二人之間還存在著第四種關係：合夥人關係。
關羽被當做一位榜樣性的忠義之士，被供入神廟、供上神龕，已經千餘年了。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了關羽在公是劉備的下屬、臣子，在私是劉備的義弟，而合夥人關係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合夥各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不存在誰轄制誰、誰服從誰的問題。所以，貿然說關劉二人之間存在著合夥關係，恐怕一時之間難以被人接受。然而，這卻並非荒誕之論。
建安四年年底，劉備背叛曹操，襲殺徐州刺史車胄後，「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以羽領徐州」，自己則返回小沛（豫州境內）。關羽領有徐州，劉備則身為豫州刺史，二人之間的平等關係顯而易見。建安十三年，劉備自樊城南撤，以避曹操之鋒芒，自己率步騎兵團由陸路南赴江陵，另派關羽率領水軍順漢水南下夏口。這種分工也體現出一種平等關係。定川之後，劉備拜關羽「董督荊州事」。「董督」者，全權管理之意。其時劉備集團僅有益州、荊州二州之地，劉備自己直接據有益州，而將老根據地荊州（儘管不完整）交與關羽打理，這種利益分配又一次體現出了平等的味道。
還有一些細節也很能說明問題。
建安十三年，劉備被曹操追得狼狽不堪，落荒而逃，「飄搖江渚」之際，關羽對劉備「怒曰」：「當日在許都的時候，你如果聽了我的建議，在打獵的時候趁機殺掉曹操，我們哪裡會淪落到今天這種地步？」面對關羽憤怒的牢騷與抱怨，劉備倒是充分展現出了他的好脾氣，他辯解說：「我當時也是為國家可惜他這個人才。如果他走正道，未必就不是漢室的福分。」
一個「怒」字，盡得風流。關羽的憤怒和牢騷滿腹不是臣屬對於人主的態度，劉備的和顏悅色、沒有脾氣也沒有上級對下級的感覺。
三、問馬超
這件軼事，乍讀之下，第一感覺就是：關羽這個人過於自負、驕傲、目中無人；諸葛亮為人圓滑，精通看人下菜碟之術。但是，在許多歷史軼事中，第一印象往往只是假象。這是讀史的基本經驗。
成都順利投降，馬超功不可沒，所以劉備隨即予以嘉獎：「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為前都亭侯。」不久就發生了關羽「問馬超」之事。這二者之間其實是有聯繫的。馬超所督的「臨沮」，在荊州南郡域內，屬於關羽的轄區，日後關羽父子正是葬身於此。劉備既然已經拜關羽「董督」荊州之事，讓他全權負責荊州事務，卻又在這個時候將馬超這顆釘子插到臨沮，關羽恐怕不會樂意，其不滿可想而知。關羽給諸葛亮去信「問馬超」的原文如何表述我們已經不得而知，只看到了陳壽就此信內容所作的一個總結：「問超人才可誰比類。」這是不是關羽此信想要表達的真實意思，我持保留態度，因為閱讀此信的角度有所不同，結論自然也就可能南轅北轍。
我揣測，「問超人才可誰比類」其實只是表象，在這種看似「護前」的詢問背後，關羽遮遮掩掩、半掩琵琶、雲山霧罩，另有深意。這深意是對劉備安插馬超「督臨沮」的不滿，是委屈的牢騷，是委婉的抗議，是隱諱的試探。顯然，諸葛亮也讀出了關羽信裡的情緒。
仔細咀嚼，我們會發現，在他那封簡短的回信中，最緊要之處不是最末那句「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而是之前的那句「黥、彭之徒」。黥布、彭越是西漢初年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們二人再加上韓信，佔據著漢初優秀軍事將領的前三甲，為劉邦消滅項羽，建立漢朝，立下了汗馬功勞。事後，三人均分茅裂土，受封為王。諸葛亮以馬超比黥、彭，又強調關羽勝過馬超，其實是在暗示：關羽在劉備集團裡面的地位，超過了黥、彭之徒當年在劉邦集團裡面的地位。比分茅裂土，受封為王的地位更高的，那就只能是人主，是君王了。
但是，人主、君王的位置已在劉備的屁股底下，關羽是沒有希望了（他也從來沒有如此希望過）。諸葛亮話裡的弦外之音實際上是告訴關羽：主公從來都沒有忘記你們當初共同創業的往事，沒有忘記今天這番事業，是你們共同打拼下來的成果，主公從來沒有將你簡單地當做下屬看待。關羽的抗議和試探取得了他希望得到的答覆（諸葛亮作為劉備這條魚的水，他的話實際上代表了劉備的意思）。馬超終究還是沒有去臨沮上班。
有人恐怕會如此懷疑：作為一名雄武過人的武將，關羽會有這麼多的心眼嗎？會這麼費勁地、雲山霧罩地說話嗎？答案是：會。關羽有讀《春秋》的愛好，呂蒙稱讚其「諷誦略皆上口」，頗有造詣，自然對於旁敲側擊、指桑罵槐、聲東擊西、欲語還休、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相當熟悉。他會給諸葛亮去一封雲山霧罩的信，毫不稀奇。自然，他也能夠體會出諸葛亮的回信中的隱意。所以「省書大悅，以示賓客」，其心情之舒暢、神態之得意，即使隔了千年，讀來也仍躍然紙上。
然而，諸葛亮這樣的「縱容」卻為關羽日後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四、傲黃忠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進位漢中王，大封功臣。武將方面，設前後左右四位名號將軍。劉備親自擬定人選：前將軍關羽，後將軍黃忠，左將軍張飛，右將軍馬超。方案剛剛擬定，諸葛亮就對劉備道出了他對黃忠入選的擔憂：「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劉備回答說：「吾自當解之。」
果然不出諸葛亮所料，關羽又開始鬧起了情緒，聲稱「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 」，拒絕接受前將軍的印綬。最後是使者費詩的說詞勸服了關羽：「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主，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臂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
諸葛亮所擔憂的並非關羽不服黃忠，以功勞而論，定軍山一役，黃忠力斬曹軍的大將夏侯淵，已足以令其無愧於後將軍名號。關羽所謂的「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其實也並非真的認為黃忠沒有榮升為後將軍的資格。實際上，早在幾年前劉備平定益州之時，關羽就已經與黃忠名位相齊了，其時關羽為蕩寇將軍，而黃忠則被拜為討虜將軍。蕩寇討虜，級別相等。關羽那個時候不發飆，卻在此時跟黃忠爭意氣，跟劉備鬧彆扭，實際上另有原因。我們知道，在此次大封功臣之前，關羽的官職爵號並不顯赫，這是由於劉備集團的一哥劉備的爵號也不過是個左將軍。那個時候劉備集團內的官職爵號也不規範，所以官職爵號的大小尚不足以體現其人在集團內所處的位置。但是，當劉備正式自稱漢中王，正式封拜元勳之後，情形就不一樣了。官職爵號的規範化使得官銜的大小開始直接體現出交椅的先後。之前關羽爵號雖不顯赫，但無論是誰，都無法否認他在集團內部的二哥的地位，即使是諸葛亮也不能越過他。這可以從劉備留他鎮守荊州這一點上得到印證。
人們始終存在著這樣的認識誤區：關羽是在諸葛亮率軍入川之後才得到機會接掌荊州的。這種觀點其實是一種沒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證的錯覺。其實，從一開始，關羽就是劉備心目中敲定了的鎮守荊州的人選。劉備深諳權術之道，諸葛亮在荊州擁有龐大的社會關係網和影響力，這些優勢既是劉備所要利用的，同時也是劉備所需要防備的。他得到益州之後不會放心將諸葛亮單獨留在荊州，那樣荊州極易成為獨立王國。入川是諸葛亮的宿命，而鎮守荊州則是關羽的宿命。
但是，劉備封拜前後左右四將軍卻是對關羽在集團內部二哥地位的一種隱形的打壓。四將軍中雖然仍以關羽為首，但其餘三人卻已無形中上升到了和關羽相同的台階之上。列朝站班雖仍有先後之分，卻已消弭了上下之別。這才是關羽最不滿的地方。這等於變相地降低了關羽的地位。他那句「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的牢騷，其實並非認為黃忠不夠資格充任後將軍，而是委婉地暗示自己所受封的官銜不應當僅僅止於一個前將軍。前將軍之上，從低到高尚有衛將軍、車騎將軍、驃騎將軍、大將軍等官職，關羽所希望的，是劉備能夠將自己和張、馬、黃諸人完全區別開來，而不僅僅是在同等級的班列中站在前排。
但是，讓關羽同張、馬、黃三人同班同列，其實正是劉備煞費苦心的安排。今時不同往日，昔日四處流浪無家可歸寄人籬下的日子早已成了過眼雲煙，如今擺在劉備面前的，是一片大好的蓬勃向上的基業。劉備為什麼要稱王？關羽恐怕沒有深思過這個問題。稱王並不僅僅是因為「王」比什麼將軍啊州牧啊聽起來更有氣勢，更加唬人，更重要的是為了整頓集團內部秩序，在集團內部建立起一種穩固的君臣關係。不稱王，劉備和集團內的官員們之間的關係就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幕僚的層面，幕僚們需要對寄主承擔的道德義務要遠小於臣屬們需要對人主承擔的道德義務。譬如：幕僚們可以隨時憑自己的喜好離開寄主另投他處，沒有人指責這種行為是背叛，但臣屬卻不能這麼做。稱王則有國，有國則有君，有君則有臣。劉備稱王正是為了在自己和幕僚們之間建立起一種牢固的君臣關係。要建立這種關係，關羽是最大的絆腳石，許多年以來，他和劉備之間的關係始終閃現著合夥人的端倪和跡象。劉備將關羽歸入前後左右將軍之列，而不破例讓他獨樹一幟，正是冀求通過這種隱蔽的手段，勘定出關羽在集團內應處的新位置。
對劉備的這番煞費苦心，諸葛亮表示了他的擔憂。諸人之中，以黃忠聲望最低，如果關羽要在這件事上鬧彆扭，無疑，肯定會從黃忠身上入手，黃忠是最好的借口。諸葛亮最末來了一句：「得無不可乎？」意思是：非得這麼幹嗎？諸葛亮的口氣，似乎是在勸劉備向關羽妥協，這無疑是在火上澆油。所以劉備也沒有什麼好氣地回答他：「吾自當解之。」我自然有辦法解決，不用你操這份閒心。
胡蘿蔔給完了，接下來就是大棒。費詩的態度陡然轉向強硬：「我不過是一個奉命而來的使者罷了，你拒絕受封，我回成都去就是了，沒什麼大不了的。只是有些擔憂你這樣做的話，恐怕會給你招來後患。」話語之間，已經帶著些許威脅的味道了。
關羽最終表示屈服，願意受封為前將軍，願意和黃忠這個老兵同列。但關羽的屈服卻不是無條件地屈服，他屈服的前提是劉備也作出了相應地讓步，劉備給了他「假節鉞」的權力。前後左右四將軍中，張飛、馬超都只是「假節」，沒有「假節鉞」的權力。大概是因為關羽的抗議，劉備做了讓步，雖然還是讓黃忠做了後將軍，但連 「假節」的權力都沒給他。只有關羽一人，擁有著「假節鉞」的特權。做皇帝的總不能事事躬親，所以有時候必須指派專人去替自己代行權力，然而空口無憑，這時候就需要有某些信物作為憑證。「節鉞」就是這樣的憑證。「節」代表皇帝的身份，凡持節的使臣，就代表著皇帝親臨，象徵皇帝與國家，可行使相應的權力。武將 「假節」的話，他在戰時狀態就不必左請示、右匯報，可以直接斬殺自己軍中觸犯軍令的士卒。「鉞」就是斧鉞，是一種刑具，即「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的 「斧鉞」。「斧鉞」專屬君王，偶爾會暫借給人臣，稱為「假節鉞」。在君王所有的授權方式之中，「假節鉞」的規格是極高的。擁有了「假節鉞」的權力，不但可以隨意斬殺觸犯軍令的士卒，還可以代替君主出征，並擁有斬殺節將的權力。無疑，「假節鉞」的崇高地位部分滿足了關羽區別於張、馬、黃諸人的願望。
但劉備對關羽的這種遷就卻又一次為關羽日後的悲劇埋下了伏筆。關羽一獲得「假節鉞」的特權，就立刻出兵北伐了。
人們還始終存在這樣的誤解：關羽發動襄樊戰役，事先沒有徵求成都方面的同意，是擅自行動，是一次魯莽的行為。這樣無組織無紀律的人，日後終將成為蜀漢集團的內患。
如此評價關羽，是有失公允的。劉備既然已經讓他擁有「假節鉞」的權力，那麼他發動戰爭就不算擅自行動，這在他的權力範圍之內。如果沒有這樣自主征伐之權，關羽的命運也許會有所不同。
五、拒孫權
史書記載，關羽鎮守荊州期間，孫權曾「遣使為子索羽女」，欲與關羽聯姻，結成兒女親家，但是關羽卻粗暴地表示了拒絕，非但如此，還「辱罵其使」，侮辱孫權。這使孫權極為憤怒。
在傳統史家看來，拒婚孫權這件事也是關羽罪有應得的一條理由。聯吳抗魏是蜀漢的一項基本國策，是諸葛亮早在《隆中對》裡就提出來的，關羽不但不認真地執行，反而刻意破壞。他的破壞行為成了孫權下定決心襲取荊州的動力之一。顯然，這又是對關羽的一場誤解。聯吳抗魏的外交政策正式穩固下來並成為一項基本國策,其實是劉備死後諸葛亮執政期間的成果。雖然早在《隆中對》中諸葛亮就提出了這一觀點，但劉備在世期間卻從來都沒有認真地去實踐過。非但如此，在此期間，孫劉兩家相互之間還摩擦不斷，建安二十年雙方甚至發生了爭奪南三郡（長沙、零陵、桂陽）的武裝衝突。關羽拒婚算不上是在破壞孫劉聯盟。
再者，應該說，關羽拒婚非但不是昏庸之舉，相反，正是其明智之處。孫權如果想改善與劉備集團的關係，他就應該去找劉備聯姻，把孫夫人給劉備送回去，而不是去找關羽。「人臣無外交」，關羽鎮守一方，正處在瓜田李下的嫌疑之地，什麼事不做人家都會懷疑他搞獨立王國，何況是越過集團領袖去和別的實力集團聯姻。為防止劉備疑忌自己，關羽理應拒絕這次聯姻。更何況劉備在處理與江東集團的關係的時候總是時陰時陽，陰晴不定，沒個准數。即使劉備不疑忌自己，這種聯姻也是不恰當的。
孫權方面，不能排除這次聯姻是個陰謀。這種陰謀孫權以前就使過，他給劉備送去了孫夫人這個渾身是刺的大頭佛。倘使關羽同意聯姻，對孫權而言至少有兩個好處：一方面可以離間關羽和劉備之間的關係，破壞他們之間的信任感；另一方面，奪取荊州始終被江東集團視為自保立足的必要條件，聯姻可以麻痺關羽，為奪取荊州創造機會。關羽不同意，孫權也沒有任何損失，還可以將製造隙端的責任推給關羽。
六、劉封之死和孟達之叛
重新解讀了一些關羽的軼事之後，我們換個角度再來看看劉備在關羽覆敗之前的一些反常的舉動。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稱完漢中王，返回成都之際，欲得一重將鎮守漢川，當時所有人都認為這個人應該是張飛，張飛自己也如此認為。然而劉備卻出人意料地用了時為牙門將軍的魏延。用魏延這麼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小將，造成了「一軍皆驚」的震動。劉備為什麼不用張飛？是因為張飛能力不夠嗎？是因為魏延比張飛能力更強嗎？顯然不是。張飛據水斷橋，喝退五千曹軍，足見其勇；釋降嚴顏，足見其義；宕渠之戰，大敗曹魏名將張郃，足見其智。如此能力，鎮守漢川足矣。是因為張飛另有他用嗎？也不是。從漢中回來之後，張飛長年無事可幹，被閒置了起來。
劉備實際上另有考慮。稱王之後，中央集權成了首要之務，但是關羽鎮守荊州，已經對這種集權構成了障礙。有了一個關羽，劉備不希望再出現一個張飛。魏延的身份和張飛有所不同。張飛與劉備之間存在著與關羽相同的合夥人關係，而魏延卻是劉備個人的「部曲將」。所謂「部曲」，實際上就是私人武裝，也就是說，魏延是劉備的家將。棄張飛而用魏延只是劉備玩弄權術的一個小插曲，但也足以讓我們窺視到他的用心。漢中之戰結束後，孟達由秭歸北上進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處於襄陽以西，漢中以東，是漢中與荊州之間聯繫的必經通道，因三郡位於漢中南面，故通常稱之為「東三郡」。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跨有荊益 」的構想中的「跨」的位置，據歷史學家田餘慶先生的觀點，其實不是三峽，而是東三郡。奪取東三郡，也就打通了荊州與漢中之間的交通。孟達攻下房陵之後，兵鋒轉向上庸。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怪事：劉備命令養子劉封從漢中順沔水而下統領孟達之軍，剝奪了孟達獨立指揮部隊的權力。史書的解釋是「陰恐達難獨任」，害怕孟達會有異心。這個解釋相當牽強。
第一，東三郡的戰略地位雖然重要，「西達梁、洋，東走襄、鄧，北連宛、鄧之郊，南有巴、峽之蔽」，但其自然、社會條件卻極其惡劣。其地四塞險固，地形複雜，民眾開化程度極低，經濟文化極其落後，想在這種鳥不拉屎的地方搞什麼獨立王國，真是愚蠢至極。
實際上，劉封下統東三郡兵團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提防孟達有什麼異心，而是稟承了劉備的密旨：控制住東三郡兵團，不援助襄樊之戰。劉備之所以要這麼做，原因很簡單，他不願意關羽在襄樊之戰中進一步擴大戰果，不願意關羽的個人聲望進一步提升。關羽取得的戰果越大，劉備就越是提心吊膽。這種秘密用心後來被孟達捅了出來。關羽覆亡7個月後，孟達降魏，官方史書後來總結其背叛的理由有兩條：一是罹罪，害怕劉備追究自己不救關羽致其覆敗的責任；二是憤於劉封對自己的侵凌，沒辦法在劉封手下繼續當差。這兩條理由不錯，但都過於表面。
孟達投魏之時，曾向劉備上過一道表章，陳述自己投魏的理由。這道表章通常被稱為《孟達辭先主表》。表章中有些話相當耐人尋味：「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孟達歷數古往今來忠臣孝子們沒有好下場的例子，最後說自己如今也遭遇了同樣的事情，那麼，他究竟遭遇了什麼樣的具體事件呢？我們接著聽他說：「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
孟達降魏和關羽的覆敗有關，這是公認的，關鍵是有何關係。孟達稱自己由秭歸北上攻打東三郡是一次「自致」行為，意味著這次行動不是奉劉備之命。相反，秭歸乃關羽荊州所轄，孟達攻打東三郡和關羽必有聯繫，甚至有可能是奉了關羽之命。孟達稱自己「親當」申生、伍子胥、蒙恬、樂毅之事，是說自己是被冤枉的。如果拒絕救援關羽是孟達自己的意思，那麼他對荊州的覆敗就確實負有責任，就不應該在這裡喊冤。一種解釋是：不救援關羽並非孟達之意，但現在他卻要為此承擔責任，所以他覺得很冤很屈。孟達很聰明，他的背叛恰逢其時。劉封是劉備的養子，劉備如果動了惻隱之心，不去追究劉封，那麼遭殃的就只是自己。如果他不背叛，就極有可能被當做控制東三郡不發兵救援荊州的主謀，成為一隻替罪羊而遭到「清算」。孟達是扶風人，客寓益州，在益州本土沒有多少社會關係和影響力，這種身份將使劉備烹調起自己來毫無遲疑。更何況，孟達的好友兼老鄉，唯一能在劉備面前替自己說上話的法正又正好在幾個月前去世了。孤立無援的境況之中，除了投靠他國，孟達沒有更好的出路。
劉封此人剛猛有餘，政治頭腦卻很缺乏，完全意識不到危機的迫近。孟達從魏國來信勸他降魏避禍，並警告他「（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是「失據而還」，必遭殺身之禍，但劉封仍然沒有醒悟。建安二十六年，劉封兵敗東三郡，撤回成都後馬上被殺。
劉封有三條必死的理由：
第一，他必須為荊州覆敗擔當替罪羊；
第二，他必須為孟達降魏承擔責任；
第三，這一點是諸葛亮提出來的：趁此機會，一勞永逸地解決掉這個「恐易世之後難以制御」，潛在威脅著劉禪統治的大麻煩。
七、廖立的「誹謗」
廖立這個人，諸葛亮曾將他和龐統相提並論，認為他是「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廖立也自許為「宜為諸葛亮之二」。但劉備死後，其職位卻反而更遊散在李嚴等人之下，這使他心情鬱悶至極，所以經常是牢騷滿腹。有一次他發了這麼一場牢騷：「昔先帝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更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邰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襄樊戰役期間，廖立時任劉備的「侍中」。所謂「侍中」，實際上就是貼身秘書兼高級顧問。所以，劉備對於襄樊戰役的態度以及做了什麼小動作，廖立應該是極為清楚的。他認為「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之事，劉備應負主要責任，這個觀點值得重視。
劉備棄張飛而用魏延鎮守漢中，棄孟達而用劉封統領東三郡，都是用自己的心腹取代關羽的心腹——張飛對關羽「兄事之」，而孟達則受關羽管轄。廖立這個貼身秘書兼高級顧問很可能相當瞭解這種人事安排與調動背後的深意，他對劉備的「誹謗」也許並非無因。
八、小結
建安二十四年冬發生的荊州覆敗事件，不是由某一因素單獨造就的，而是多種合力的結果。
關羽方面，他選擇發動襄樊戰役的時機是不合適的。就內部條件而言，劉備剛剛結束漢中之戰，部隊急需休整，暫時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役，也就是說，暫時無力在西面開闢第二戰線，以減輕荊州方面的重壓；就外部條件而言，劉備集團與江東集團之間始終沒有形成穩固的同盟關係，孫權對荊州一直虎視耽耽。這一點關羽也極為清楚，他發動襄樊之戰時，在戰場後方的江陵、公安等軍事重鎮留下了重兵防守。但這也導致了前線兵力的不足，關羽不得不向東三郡求援。
劉備方面，如何解決自己和關羽之間尷尬的不清不楚的關係，如何讓這種關係由合夥人轉向君臣，如何防止荊州尾大不掉難以駕馭，是比北伐中原更加迫在眉睫的事情。為此，他使用了許多隱蔽的手段，封拜前後左右四將軍就是這手段中的一種；讓潘濬「留典（荊）州事」，又留下自己的大舅子糜芳、親信士仁（註：「傅士仁 」這個名字實在是個誤解，其人應該姓士名仁，無「傅」字。考證過程略）在荊州為將，也是手段之一；後來用劉封代替孟達統領東三郡，更是為了限制關羽勢力坐大——劉備不希望關羽在水淹七軍之後，再擴大戰果……
在江東方面，從張紘的《江都對》到魯肅的《吳中對》，「荊揚合一 」，建立起一條完整的長江防線，始終被認為是江東集團的立國之本，是生存的前提。無論關羽是否拒婚，也無論孫劉兩家如何開展外交，江東集團不得到荊州，雙方之間的同盟關係就永遠穩定不下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只要關羽鎮守荊州一天，他就必須面對來自江東的威脅和壓力。
就諸葛亮而言，他在荊州覆敗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乎其微的,指責他一味地沉默、玩忽職守並不公平。殊不知,諸葛亮在劉備集團中的地位類似於蕭何之於劉邦集團，他是一個好的管家，是一個優秀的 「賢內助」，卻不是張良那般的軍師，倒是法正的角色更接近於劉備的軍師。法正此時還活著（他死於荊州覆敗之後，孟達叛變之前）。法正尚且無一言以諫劉備，何況諸葛亮?諸葛亮清楚劉備抑制關羽軍團的想法，他大致上也贊同劉備這麼干,但他的作用也僅此而已：贊同與輔助。在解決關羽的身份（是合夥人還是臣屬）問題中，劉備唱主角，諸葛亮只能敲敲邊鼓。
不過話又說回來，襄樊之戰始於建安二十三年，其時規模很小，只是支援劉備與曹操直接對決的漢中之戰的一場牽制戰。這場戰爭本應隨漢中之戰的結束而偃旗息鼓，但劉備進位漢中王之後，賜給了關羽「假節鉞」的特權。假設沒有這種特權，好大喜功的關羽便不會將襄樊之戰迅速擴大成一場震動華夏的大戰役，而很可能會作為一場已經完成了使命的牽制戰而漸漸趨於平息。
也許，這就是所謂的陰差陽錯，所謂的蝴蝶效應，所謂的一粒黃豆擊沉一艘軍艦的傳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