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圖]《半夜雞叫》地主原型周扒皮原來是個厚道人
土改運動開始，一直持續到1952年。
黃店屯村位於遼東半島中西部的復縣（今瓦房店市）。東北光復不久，八路軍接收了偽滿政權，1945年10月，復縣民主政府成立，黃店屯村也隨之「解放了」。可沒想到，一年之後，國民黨軍隊又打進來。又過了半年，遼東地區東北民主聯軍反攻勝利，黃店屯又迎來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後，黃店屯最激烈的變化，就是土改工作組進村了。工作隊來的時候，是12月，村裡的老人們回憶，「工作隊的人當年大都是兵，還有幹部，有從瀋陽來的，有從膠東來的。」
家業
「老周家也是闖關東過來的。」83歲的黃店屯農民閻振明說。具體哪年哪月從山東遷來的，周家後人也不明曉，周春富的玄外孫孟令騫推測，大概是在清初。
和東北其它地方一樣，復縣長期地廣人稀。清初召民墾荒，一些山東人來到這兒。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5278名。當時，八旗官兵「跑馬圈地」，戍邊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輩在內的移民們，則自己動手墾荒。周家的先祖在這裡定居下來，開荒、種地、生孩子，一戶人就這樣繁衍生息下來。
後來的移民，能選擇的好地越來越少，有人乾脆租地。天災人禍、家道中落等變化，也會導致土地的流通和集中。即便如此，這裡的人地關係遠沒有中原地區緊張。民國三年（1914年），政府丈量登記，明確土地所有權， 3年後統計，復縣共有耕地面積1517570畝，農戶46610戶，其中87%是自種戶、自種兼租種戶，僅有少量農民完全靠租地為生。
周家到了周春富這一輩，並不算富裕，按閻振明的說法，周春富「繼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來，那些浮財不過是過眼雲煙，只有土地才是結結實實的保障，地裡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孫也能受益。
於是，這個勤儉、精明的農家子弟，開始一點點地攢錢、置地。他的勤儉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黃店屯，年長些與周春富有過接觸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這人無論吃的還是穿的，都很寒磣，褲腰帶都不捨得買，是用破布條搓的。」周春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摳門。一個流傳甚廣的細節是，「周家吃剩的粉條用筷子撈出來，放到蓋子上曬乾了日後吃。」
在周家做過多年長工的王義幀回憶說，周春富從「從不閒著」，夥計鍘草的時候他幫著續草，他續草鍘出的苞米秸長短勻齊，牲口愛吃。「有個特殊要求，無論是夥計還是兒女媳婦，幹活時不准穿紅掛綠，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周家院子裡是不能有雞糞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鏟子往院坑裡拾掇。家裡不養牛養騾馬，腳力快也乾淨。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養成了習慣，冬天天沒亮點了火油燈，家裡人做飯的做飯，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來了，你夥計還能賴在被窩裡嗎，起來沒有事摑著筐揀狗糞。」2006年，王義幀在接受周春富的玄外孫孟令騫訪談時回憶說。
在黃店屯，老周家的5個兒子也讓人羨慕，「家裡人手多，大兒子幹農活，二兒子管家，三兒子趕車，幾個兒子都有分工，個個勤快。腦子也靈，都能掙錢。」
長工王義幀對周春富買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頭把家，就願意買地。和人家在地頭說話，末了就問，你賣不賣啊？」
周春富憑借自己多年的努力，為周家積攢了一大份家業。1947年，也就是土改隊來到黃店屯的那一年，這份家業包括40天（約合240畝）土地，還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個雜貨鋪。
階級
在土改隊到黃店屯來之前，周春富對「土改」這個詞兒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決定放手發動與領導群眾運動，「從地主手裡獲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東北黨政軍萬餘幹部下鄉，在各地黨委領導下組織了許多小型工作隊，半個多月的時間就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高潮。
「土改」很快成為東北農村的流行語。不過，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沒太大關係。當時的主要內容是「減租減息」以及分配「敵偽大漢奸」土地給無地和少地農民，周家沒土地出租，也沒人當漢奸，算不得改革對象。
但周春富的命運卻因為一紙通知而發生了徹底改變。這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土地改革會議，之後發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東北局發出《東北解放區實行中國土地法大綱補充辦法》，遼寧各地黨政領導決定，「貫徹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打擊地主，消滅地主階級的階級路線」，「徹底解決平分土地問題」。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這一年12月，中共復縣縣委抽調上千名幹部，組成工作隊進村了。
學者黃宗智則把這類人，稱之為「經營式農場主」——他們僱傭了3到8個，耕種100到200畝土地。在黃抽取的33個村莊的樣本中，有17個村莊裡有這樣的農戶。
對於這些「經營式農場主」，最初在1942年，中共內部曾提出應當視作為資本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的，應當和富農歸為一類。因為黨內很多人看來，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要先進。
但在1947年的大環境下，這些理論上的劃分只是參考，村內的政治氛圍和工作組的工作方式決定了一切。在黃店屯，擁有20多口人，200多畝土地的周家最終被劃作了地主。人均十畝地，在地廣人稀的東北農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還有幾個坊鋪，這在村裡是被認為「很有錢」的象徵，而「有錢」，則是劃分階級，平分財產的一個前提。周春富費盡心思積攢起的家業，最終成為了致命的包袱。
同樣在黃店屯，擁有40多畝地，10口人的閻振明家，被劃為中農。閻振明回憶，黃店屯以及附近三個屯，有300多戶，被劃為地主富農的有六七戶，貧農和雇農不到20戶，其他都是中農。
批鬥
革命作家周立波，在1948年出版了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故事內容即是1946年到1947年的東北農村土改，可以看作是黃店屯土改的一個背景說明。
在小說中，「土改工作隊」的蕭隊長率隊進駐元茂屯。他們調查研究，組織隊伍，發動群眾，在《白毛女》的歌聲中，通過「訴苦會」等多種形式，不斷強化農民對地主階級的仇恨，調動他們參加土地改革的積極性。於是，村民們逐漸意識到，村裡的富戶不僅有錢，不僅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東家，不僅是鄉親，而且是「我們的階級敵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黃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學。「周春富被拎過來，貧下中農代表們控訴完畢之後，上去圍攻，打啊踢啊。」 閻振明至今還記得當年的場景。
「你踢了嗎？」閻振明一楞，沉默了兩秒鐘，臉扭向一旁，苦笑著說：「誰敢不踢啊，階級鬥爭，階級一劃分那就是敵人。你不踢，不表態，就說明階級立場有問題。」
在這樣的氛圍中，周春富的一些問題，逐漸被「挖掘」出來。一個當年在周家放過豬的小孩，若干年後回憶，「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個兒媳婦，得被他逼著幹活！一個月頭10天，大兒媳婦做飯，二兒媳婦做菜，第三個兒媳婦當『後勤部長』，推碾子拉磨什麼都干。這10天四兒媳婦可以『休息』，給孩子縫縫補補做衣服。下一個十天，就按順序『輪崗』……對家人他都這麼摳，對我們扛大活的長工，你想想得狠到什麼地步！」
孔兆明上台開始講周春富如何剝削長工，講著講著不自主地說起，老周傢伙食不錯，「我們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餅子，苞米粥，還有豆腐，比現在還要好。」 幹部們一聽，急了，趕快拉他下來。
60多年過後，當「階級鬥爭」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漸淡忘，而他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憶起來。曾在周家打過短工的孔憲德說，「農忙的時候，就去幫忙，好吃好喝不說，你還得給我工錢，不給工錢誰給他幹？一天的工錢還能買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給你幹。」而孔憲德的哥哥孔憲丞在周家做過多年的長工，「一年掙8石糧食，養活全家。」老長工王義幀則說：「都說老頭狠，那是對兒女狠，對夥計還行。沒說過我什麼，我單薄，但會幹。老頭說，會使鋤，能扛糧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環境下，這樣帶有傳統鄉村溫情的話語是不可能得到表達的。「我經常聽父輩們回憶，唉，人家周家有那麼壞嗎？但那個時候誰敢說他好？」1947年，趙桂春出生於黃店屯附近的黃堡屯。61年後，她坐在大連圖書館，看書，反思以前的事兒：「在暴力面前沒有人道，在血面前誰不恐懼？」
暴風驟雨很快席捲了周家，「數不清的腳踏進院子，翻箱倒櫃挖地刨坑，然後把篩糠樣的地主老財父子婆娘揪鬥到街上戴高帽掛鐵牌，鞭棍啐罵一浪高過一浪。太姥爺的幾個孩子扶著破碎的窗欞驚恐萬狀。親朋們早就鳥獸散或作壁上觀或劈天跺地劃開界線。」 孟令騫根據自己的尋訪復原了當時的情景。
2005年5月15日，高玉寶在浙江省台州市與來自溫嶺市城東民工子弟學校的少先隊員交談。高玉寶著有自傳體小說《高玉寶》，其中的《半夜雞叫》是名篇，刻畫了「周扒皮」的形象。
土改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運動中，地主命運的一個縮影而已。包括《中國的土地改革》在內的不少史志都記載，一些地區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財寶」運動成為風潮，不僅僅如此，還發展成了「打堂子」運動。開始還以村為單位，即讓地主、富農淨身出戶，把他們的財物都拿來分掉。後來覺得本村的是熟人或親屬，不好下手，便發展成為以區、甚至以縣為單位的「聯合打蕩」，在村與村、區與區之間互相「掃堂子」。
在重新劃分階級，徹底平分土地的大風潮下，不僅僅是地主，就連一些中農也未能倖免，在山東黃縣，「同一時間封了全縣各村地主、富農和部分中農的門，將其全家掃地出門，沒收全部財產，實行武裝管制，並責令一切富裕些的農民獻房、獻地、獻東西。」
面對土改逐漸「暴力化」，「左傾」的現象，毛澤東表示了隱憂。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談到，「農村戶口中，地主富農只佔百分之八左右……中農、貧農、雇農合佔百分之九十。」他還提到，對殺人問題，不可不殺，不可多殺。只要不積極破壞戰爭，破壞土改的人，都可不殺，要從群眾的利益著想，把這些人當作勞動力保存下來。
1948年2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中又一次強調：「反動分子必須鎮壓，但是必須嚴禁亂殺，殺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應由縣一級組織委員會審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審判處理權，屬於區黨委一級的委員會。」從那以後，「暴力土改」日漸降溫，局勢慢慢緩和下來。
但周春富顯然沒有等到那一天，幾乎是土改剛剛開始不久，他就被「鎮壓」了。周春富具體是怎樣死的，由於沒有正常的法律審判程序，已經找不到檔案記載。村裡的一些老人們說，周春富就是開批鬥會時，被活活打死的。
典型
周春富的死，在這樣的大風潮下，並算不得什麼特別突出的事件。但讓周春富「揚名」的則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後兩年，那個曾在周家放過豬的小孩，參加了解放軍，在行軍打仗的途中，開始動筆根據自己的經歷撰寫長篇小說。
後來，「在總政文化部首長和解放軍文藝社領導、編輯的關懷、幫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體指導下，我每天加班加點，廢寢忘食，反覆修改書稿。《解放軍文藝》把我改出的書稿全部連載了。」
這個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戰士作家」高玉寶。1955年4月20日，中國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單行本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高玉寶講述了一個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備受剝削，最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黃店屯村的孔慶祥回憶，「有一年我在到黑龍江的火車上，正好遇見高玉寶，我問，大舅，有半夜雞叫這回事嗎？他沒吭聲，說是這是文學創作的藝術性問題。然後又說，咱們這兒沒有，不代表全國其它地方就沒有。」
但真實與否已不重要，這個「周扒皮」的綽號，以及「半夜雞叫」的荒唐舉動，最終成為了中國千千萬萬地主的代名詞。
黃店屯9 3歲的老人高殿榮，至今還住在土改時分給她的周家三間老屋裡，她回憶起周春富時，只說了一句，「不是惡人，不霸道。」在傳統的鄉村道德語境內，「好」和「惡」是最基本的兩個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