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4人，曾分別發表過一些有利於反「圍剿」和鞏固根據地的言論，抵制「左」傾冒險主義一些做法。由於他們的正確意見，是對「左」的「進攻路線」和政策的抵制，尤其是面對「左」傾路線對毛澤東無端地指責和攻擊，他們勇敢地挺身而出，為處於政治逆境中的毛澤東辯護，這樣便得罪了王明路線的推行者和代言人，而受到他們無休止的批判。

四人得罪了王明路線的推行者和代言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鄧小平被當做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而被打倒。1972年，被軟禁在江西的鄧小平聽到了林彪政變未遂、叛國出逃、折戟沉沙的消息後，心情十分激動，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敘述自己對林彪的看法。同年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封信作了批示：

鄧小平同志犯有嚴重的錯誤，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的兩本書。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1973年3月10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鄧小平在一生的第二次倒台後之所以能受到毛澤東的重新起用，發生在40年前的「鄧、毛、謝、古」事件，的確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因為毛澤東沒有忘記，鄧小平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毛澤東多次所說的「鄧、毛、謝、古」，那是指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也有寫作謝唯俊）、古柏4人。這4人都是當年在中央蘇區黨和紅軍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年輕領導幹部，他們並不在一個單位工作，怎麼會成了「反黨小組織」的呢？內中的根本原因，當然是在於他們跟毛澤東有著密切的關係。

鄧、毛、謝、古4人，依據自己所積累的鬥爭經驗和當時的實際情況，曾分別發表過一些有利於反「圍剿」和鞏固根據地的言論，抵制「左」傾冒險主義一些做法。他們擁護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主張向敵人薄弱的廣大農村發展，不贊成向著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發展；主張「堅壁清野」、「誘敵深入」，不贊成把敵人擋在根據地大門外同敵人硬拚；主張群眾武裝、地方部隊和中央紅軍都得到發展，不贊成用削弱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的辦法來擴大紅軍；認為根據地的中心區和邊緣區的工作應加以區別，不能採取一樣的辦法……

由於他們的正確意見，是對「左」的「進攻路線」和政策的抵制，尤其是面對「左」傾路線對毛澤東無端地指責和攻擊，他們勇敢地挺身而出，為處於政治逆境中的毛澤東辯護，這樣便得罪了王明路線的推行者和代言人，而受到他們無休止的批判。

鄧小平被認為在執行毛澤東的「右傾逃跑主義路線」

193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標誌著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開始在中央占統治地位。9月下旬，王明去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博古等人在上海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繼續推行和發展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不久，這條「左」傾路線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貫徹。

1931年11月，在中央代表團的主持下，在瑞金葉坪召開了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在代表大會上，中央代表團對中央蘇區的工作進行嚴厲的指責，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

會議根據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罷免和撤銷了毛澤東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職務，這也就剝奪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的發言權。

鄧小平正是在這種政治氣候下，出任會（昌）、尋（烏）、安（遠）3縣中心縣委書記的。鄧小平走馬上任後，仍一如既往地執行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這便與「左」傾領導者產生了原則性分歧。事情的起因是所謂的「尋烏事件」。

1932年11月，廣東軍閥陳濟棠奉蔣介石之命，趁中央紅軍主力在北線進行建（寧）黎（川）泰（寧）戰役、南部蘇區力量空虛之機，突然派兵大舉進攻中央蘇區南部的會昌、尋烏、安遠3縣。當時任這3縣中心縣委書記的鄧小平馬上召開了縣委擴大會議，商量退敵之策。會議就具體的工作方針，爭論得非常激烈。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說：「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按照毛澤東同志在一、二、三次反『圍剿』中為我們創造的經驗，領導廣大軍民，進行堅壁清野，採取遊擊戰術，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只有這樣做，才能打退廣東軍閥。」

「小平同志，你這是逃跑主義路線，是早在贛南會議上就被批判過的右傾逃跑主義！」鄧小平話音一落，縣委另一位負責人立即站起來進行指責。

鄧小平知道，在縣委內部確實有些頭腦發熱的同志，他們比較欣賞冒險主義者的那一套，必須說服他們，團結一致，才能取得抗擊陳濟棠部進攻的勝利。於是，他慢條斯理地對與會者說：「遊擊戰術有什麼不好呢？它能取得勝利呀！你所講的『右傾逃跑主義』，無非是某些人指責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反『會剿』和中央蘇區一、二、三次反『圍剿』中採取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那可是一條正確的作戰方針吆，離開了這一作戰方針，我們可要遭到失敗啊！」

這還了得，現在竟還有人為曾在「贛南會議」上受到批判而且還被撤銷了職務的毛澤東唱讚歌，這不是公開與蘇區中央局唱反調嗎？剛才那個負責人又站起來指責鄧小平：「小平同志，你這是在重彈毛澤東的老調，是方向、路線的錯誤！」

鄧小平顯然生氣了，針鋒相對地回答道：「你現在還講什麼空洞的大道理！目前最緊迫的是如何把敵人趕出去！毛澤東同志那一套做法有什麼不好？我看蠻好的嘛！能夠指導我們克敵制勝！」

「是不是請示一下中央局領導，取得他們的支持後再行動？」有的同志小心翼翼地出來打圓場。

鄧小平態度堅決地說：「什麼事都要等待請示後再干，還要我們這些決策者幹什麼？」因軍情緊急，容不得無休止地爭論下去，鄧小平果斷地拍板，立即行動起來，領導尋烏人民堅壁清野，黨的領導機關和紅軍地方武裝撤出尋烏城，以靈活的遊擊戰術阻擊敵人進攻。

陳濟棠部很快地佔領了包括縣城在內的幾乎整個尋烏縣。敵人雖然佔領了縣城，但卻是一座空城，沒有糧食和其他食品。不久，主力紅軍打回來，鄧小平率領尋烏的地方武裝配合主力部隊，一舉收復了尋烏城。

這本來是一個很正確的做法，但蘇區中央局的決策者卻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認為鄧小平是在執行毛澤東的「右傾逃跑主義路線」，給他戴上「在敵人進攻面前驚惶失措，準備退卻逃跑」、「純粹防禦路線」、「會、尋、安的羅明路線」的帽子 ，將他調離會昌。

事情到此，遠沒有結束。不久，反「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在江西全省全面展開，使鄧小平雪上加霜。

反「羅明路線」的目的就是要使毛澤東被徹底孤立

講到「鄧、毛、謝、古」，必得要提「羅明路線」。

「羅明路線」是1933年初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強加給當時擔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的罪名。反「羅明路線」和反「鄧、毛、謝、古」鬥爭的實質，是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主張。其目的就是要使毛澤東威信掃地，被徹底孤立。

1932年秋，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去拜望在汀州福音醫院養病的毛澤東。羅明一直敬仰黨和紅軍的締造者毛澤東，便向毛澤東請教了一些問題。

毛澤東向羅明介紹了中央革命根據地3次打破敵人「圍剿」的經驗，指出，當前福建省委應迅速地行動起來，在上杭、永定、龍巖老區廣泛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牽制和擾亂駐漳州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和向蘇區進攻的廣東陳濟棠部隊的後方，使紅軍主力部隊能集中優勢兵力，將敵各個擊破。這對於粉碎敵人第四次反革命「圍剿」，保衛中央革命根據地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聽了毛澤東的一席話，羅明以省委特派員的身份，急匆匆地趕到上杭、永定、龍巖等地，組織、發動遊擊戰爭，配合主力紅軍作戰。

羅明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於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寫了《對工作的幾點意見》、《關於杭、永、巖情形給閩粵贛省委的報告》，提出了廣泛發動赤衛軍、少先隊、遊擊隊開展遊擊戰爭，在擴大紅軍問題上，根據地的邊緣地區與鞏固地區政策應有所不同等意見。

沒想到，羅明的這兩份工作報告竟招來了大禍。

1933年1月初，由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傾錯誤，白區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極大破壞和損失，中共臨時中央因處境日益惡劣而被迫由上海遷到中央蘇區。

中共臨時中央在進入中央蘇區後，便在黨、紅軍和根據地內全面地貫徹、推行「左」的冒險主義方針。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下車伊始便「一手發現了」羅明的所謂「路線錯誤」。

羅明由於推行毛澤東的主張，在其《關於杭、永、巖情形給閩粵贛省委的報告》的字裡行間都流露出對毛澤東的崇拜。這位書生意氣十足而又滿懷革命激情的年輕的省委代理書記，在《報告》裡寫下這樣的一段話：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轉變，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來，發展武裝鬥爭，那就請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項英主席、周恩來同志、任弼時同志，或者到蘇聯去請斯大林同志，或者請列寧復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到摧殘的地方，去對群眾大演講三天三夜，加強政治宣傳，我想也不能徹底轉變群眾鬥爭的情緒！

最使博古惱火的是，羅明將毛澤東稱為「最好的領袖」，並放在為他所賞識的其他幾位領袖的前頭；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羅明在《報告》中，竟忽視或無視黨的真正領袖「王明同志」和他「博古同志」！

博古親自找羅明到中央談話，責問羅明：誰說毛澤東是「我們最好的領袖」？為什麼無視王明同志對黨的領導作用？你對四中全會後的新的中央領導極端不信任。怎麼能把毛澤東跟斯大林甚至列寧相提並論？

羅明被戴上了「機會主義路線代表人物」的帽子，被整整批鬥了三天三夜後，撤銷了省委代理書記的職務。

於是，一場反「羅明路線」的鬥爭便迅速地在中央蘇區從上到下、從地方到部隊廣泛地展開。

鄧小平舌戰「喝過蘇聯洋墨水」的中央代表

1933年3月下旬，臨時中央撇開中共江西省委，直接主持召開了會昌、尋烏、安遠3縣黨的積極分子會議，公開批判鄧小平，以此揭開了反對「鄧、毛、謝、古」為代表的所謂的「江西羅明路線」的序幕。

中央代表一開始就定了調子：「會昌、尋烏、安遠等縣的黨的領導機關，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過去是執行了一條同黨的進攻路線完全相反的退卻逃跑的單純的防禦路線，是我們在贛南會議上早已批判過的逃跑主義路線的翻版。這一條路線，同福建杭、永、巖的羅明路線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這3縣過去在鄧小平為首的中心縣委的領導下，對於黨員同志、群眾的力量沒有絲毫的信心，所以，一聽到敵人進攻蘇區的消息，立即就驚惶失措，退卻逃跑，將整個尋烏縣拱手讓給廣東軍閥，這同黨的進攻路線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這是不是還在執行我們黨內那老牌的右傾逃跑主義路線？」

顯然，臨時中央代表不僅要把賬算在鄧小平頭上，而且還要追究到毛澤東的身上。鄧小平聽後非常氣憤，他正要站起來辯解，那個中央代表用手勢進行制止，繼續說道：「在今後的鬥爭中，再也不要相信什麼『誘敵深入』的戰術了，那是狹隘的經驗論，要禦敵於根據地之外。什麼『誘敵深入』，那根本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軍事作戰原則。當然，提出這個戰術的人是沒有見過大世面的山溝裡的秀才，蹲在山溝裡怎麼能出馬克思主義呢？真是笑話！所以必須肅清『逃跑主義』在黨內和紅軍內的影響，堅決執行中央的進攻路線！」

聽到這裡，特別是聽到那一系列的攻擊毛澤東的言論，鄧小平再也按捺不住了，他霍地站起來，非常憤慨地打斷那個中央代表的話：「我不能接受你的意見，有什麼不同看法，是黨內存在的正常現象，不能對同志搞人身攻擊。你們說毛澤東是逃跑主義者，那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是誰領導創建的？」

說到這裡，鄧小平向那個「喝過蘇聯洋墨水」的中央代表輕蔑一笑，便反唇相譏：「你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為什麼不能在上海待下去？而中央蘇區又為什麼搞得紅紅火火？你們在大城市產生了『立三路線』，而我們在山溝裡卻產生了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你難道能說毛澤東不懂馬克思主義嗎？」

在鄧小平義正詞嚴地一連串的反詰之下，中央代表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宣佈會議結束，將鄧小平強行關進「審訊室」。

幾天後，鄧小平的妻子金維映被迫將離婚書送到「審訊室」。為了不使妻子受到株連，鄧小平這個「打不倒」的硬漢子，狠狠地一咬牙，拿起筆來在離婚書上簽了名。

「亂了，亂了！」鄧小平望著窗外，心急如焚，他急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為中國革命的命運擔憂。

這一年鄧小平年僅29歲，正值血氣方剛、年輕氣盛之時，有一股不信邪的勁頭，在蠻橫的「左」傾領導人面前，他絲毫沒有妥協，正氣凜然；在擁護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這一點上，任何強權也無法使他低頭。他把檢查當做闡發自己對錯誤路線認識的機會，以一樁樁一件件事實，證明毛澤東的各項主張的正確性。

在審訊室裡，「左」傾領導者揮舞拳頭，拍打桌子，氣急敗壞地吼叫：「鄧小平，你的3次書面檢查，全在為你自己歌功頌德，錯誤一點兒都沒有承認……假如再繼續抵賴下去，必須考慮你的黨籍！」

鄧小平鎮定自若，強壓心中怒火，堅定而冷靜地說：「我要說的都說了，每句話我都經過認真考慮的，全是真話，我可以拿黨性來負責，現在沒有什麼要說的了。」說完，轉身朝自己的「拘留室」走去。

「左」傾領導把鄧小平的檢查登在中央機關報《鬥爭》上，並冠之以《試看鄧小平的自我批評》的題目，斥責鄧小平「依然站在機會主義的觀點上」，「在『檢查』的長篇文章中，沒有一個字批評自己對純粹防禦路線所負的責任」，責令鄧小平立即向黨寫出申明書，徹底坦白「機會主義路線和派別觀念，直至派別行動的全部。」

古柏識破偽造的「毛澤東親筆信」

毛澤覃是毛澤東的三弟，在中央蘇區時期，曾先後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永新、吉安、泰和中心縣委書記。

謝維俊，字蔚青，湖南耒陽人。1926年，年僅19歲的謝維俊便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1月參加湘南暴動，4月隨朱德、陳毅的部隊上井岡山。朱、毛會師後，謝維俊在紅4軍中先後任連、營黨代表，紅1縱隊政治部主任。後來，他成為總前委秘書，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當鄧小平初到瑞金縣委時，正在那裡的謝維俊幫助鄧小平熟悉情況，兩人結下了友誼。此後，謝維俊擔任中共永新縣委書記，接著又被提升為江西第二軍分區司令員、紅軍獨立第5師師長。謝維俊雖然離開了毛澤東，但他常給毛澤東寫信，向毛澤東請教一些學習上的問題，並徵求毛澤東對工作的意見。毛澤東在百忙中也曾給他回信。

古柏，江西尋烏人。人們總誤以為「古柏」是筆名，其實是他的真實姓名。1925年，古柏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19歲，是尋烏縣最早的中共黨員。

1929年1月21日，朱毛紅軍途經尋烏縣菖蒲區，時任中共尋烏縣委書記、縣蘇維埃主席的古柏，連夜趕去晉見心儀已久的毛澤東，給毛澤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30年5月，紅4軍第三次攻佔了尋烏城，毛澤東利用部隊在尋烏休整的時機，決定進行一次社會調查，以解決如何對待城市工商業和爭取城市貧民問題。時任中共尋烏縣委書記的古柏給予毛澤東很大的協助。

白天，古柏陪同毛澤東走街串巷，深入店舖、作坊，與工人促膝談心，廣交社會名流，瞭解社會各階級、階層的情況。晚上，古柏幫助毛澤東整理記錄，與毛澤東一起研究調查材料。經過近20天的社會調查，毛澤東寫出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尋烏調查》和《反對本本主義》兩篇經典名著。

在20天朝夕相處中，毛澤東和古柏結下了親密的友情。在《尋烏調查》這篇著作中，毛澤東兩處提到古柏：「在全部工作中，幫助我組織這個調查的是尋烏黨的書記古柏同志」、「我是下決心要瞭解城市問題的一個人，不是沒有讓我瞭解這個問題的機會，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給材料的人。這回尋烏，因為古柏同志的介紹，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兩位先生。」

此後，毛澤東將古柏調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而總前委書記便是毛澤東。當時，總前委的許多重大問題，毛澤東常與古柏一起研究或委託古柏去處理，古柏成了毛澤東的得力助手。

古柏的妻子曾碧漪與賀子珍一道在總前委機關專門負責收發、保管文件，搜集、整理報紙，將有用的材料剪輯、摘錄下來，供毛澤東參考。毛澤東需要什麼文件或要看什麼書，總是向曾碧漪要或讓她去找。曾碧漪跟賀子珍相處得非常好，兩人情同姐妹。

正因為毛澤東跟古柏有著親密的關係，所以在「富田事變」中，那封偽造的毛澤東的信，就是寫給古柏的。

1930年底，古柏奉總前委之命，前往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協助肅反工作。晚上，古柏正和江西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在省蘇維埃所在地吉安縣富田村召集會議研究工作，不料先行到達紅20軍軍部負責肅反的李韶九大搞肅反擴大化，激起了紅20軍一部分官兵極度不滿，引發了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一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叫嚷著要抓曾山和古柏。古柏連夜逃出了富田。

天亮後，古柏跑到興國縣，被興國縣蘇維埃主席鍾世斌當作壞人抓了起來。待弄明情況釋放後，有人送來一封「毛澤東親筆信」。信稱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等人是AB團重要成員，要古柏立即前往紅3軍團對這些人進行審查。

乍一看，筆跡很像毛澤東的，但古柏還是從落款日期上看出了破綻。他太熟悉毛澤東筆法了，當時毛澤東無論是寫信還是批閱文件，日期全是大寫，而此信的日期卻為小寫的阿拉伯字碼，便確認此信是偽造的。這樣，古柏就戳穿了敵人挑撥離間的陰謀，避免了紅軍內部的一場危機，使紅軍領袖之間更加團結，戰鬥友誼也更加牢固和純正。

「洋房子先生」勃然大怒，四個「罪人」廣受撻伐

毛澤覃、謝維俊、古柏3人對博古等領導人不滿，稱他們為「洋房子先生」——他們來自上海的「洋房子」。「洋房子先生」排斥毛澤東，說「山溝裡沒有馬克思主義」，他們也跟鄧小平一樣，理直氣壯地反駁道：「誰說山溝裡沒有馬克思主義？我們蘇區的山上全是馬克思主義！」

他們對「洋房子先生」的揶揄，傳進了「洋房子先生」的耳朵裡。「洋房子先生」勃然大怒，於是他們立即成了4個「罪人」，受到鋪天蓋地的撻伐，鄧小平則首當其衝。

1933年4月16日，在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下，在中共江西省委召開的江西黨組織3個月工作總結大會上，指責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會議集中「布爾什維克的鬥爭火力」，對鄧、毛、謝、古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並嚴厲要求將這一鬥爭「轉變到實際工作中去」。

1933年5月4日，中央蘇區紀念「五四」青年節，被「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操縱的工農紅軍學校黨、團活動分子會議，作出《關於對江西羅明路線的總批判》的決定，文中寫道：以鄧、毛、謝、古等同志為首的江西羅明路線，是與黨的進攻路線完全相反的……鄧、毛、謝、古幾位無氣節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他們對於四中全會後的新的中央領導表示極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這些同志如果再不徹底糾正其錯誤，我們建議中央局把他們洗刷出布爾什維克的隊伍。

經過反「鄧、毛、謝、古」的鬥爭，鄧小平和古柏被撤銷了職務，並給予「最後嚴正警告」；毛澤覃被撤銷軍內職務；謝維俊被處分後調離工作。這場鬥爭，直到紅軍長征時才停息。

四個人已經死了三個，「希望鄧小平為黨爭口氣」

毛澤覃在中央紅軍於1934年10月戰略轉移時被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遊擊戰爭，任中共中央蘇區局委員和紅軍獨立師師長、閩贛邊界軍區司令部領導人。1935年4月25日毛澤覃率領部分紅軍隊伍在瑞金附近的黃膳口紅林山被國民黨「進剿」軍包圍，在突圍時，毛澤覃中彈陣亡。敵人在其遺體衣袋裡找出一張染著鮮血的毛澤東的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澤東親筆題贈他的字，才知陣亡者是毛澤東的胞弟毛澤覃。

謝維俊，在受到「左」的打擊後，曾任巡視員、特擊隊員，從事籌糧和擴大紅軍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負重。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任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書。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共三邊特委書記，在率部向保安挺進時，途遇土匪襲擊，在激戰中壯烈犧牲，時年28歲。

古柏被宣佈撤職時，連自衛武器手槍都被收繳。他被派往會昌擔任擴紅突擊隊的隊長。「左」傾錯誤領導人無視蘇區大部分青壯年已上前線參軍參戰的實際情況，提出會昌一個月擴紅兩萬的高指標，結果只完成原定數字的百分之四十。這下子古柏被認為「不能忠實的為黨的路線而鬥爭」，加上「標本官僚主義」的帽子，遭到批鬥，被開除黨籍，撤銷其擴紅突擊隊隊長的職務，調去徵集糧食。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撤離中央蘇區，古柏留任閩粵贛紅軍遊擊縱隊司令員。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達廣東龍川。晚上，古柏在一個叫鴛鴦坑的紙棚（造紙的棚子）裡，召集五華、興寧、龍川等縣黨組織和遊擊隊負責人開會，傳達遵義會議後黨中央發來的二月指示。由於叛徒告密並帶路，會場被龍川縣保警大隊百餘名兵丁和幾十名民團包圍。當古柏舉槍指揮突圍時，不幸中彈倒地，血流如注，壯烈犧牲，時年29歲。

1937年秋，尋烏古氏家族修訂族譜，準備為古柏立傳，為了準確地弄清古柏在共產黨和紅軍中的任職情況，古柏的二哥寫信到延安，向毛澤東詢問，並請毛澤東為古柏作傳。

毛澤東得知古柏在南方遊擊戰場犧牲的噩耗，為失去一位誠摯熱情、少年英俊、奮發有為的戰友而深感痛惜，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思索片刻，忍淚含悲命筆覆信。信中說：「由西安轉來大函敬悉，囑為令弟古柏同志作傳記，因忙未暇，為聊書數語，以慰古氏同胞。」

毛澤東在一張寬約20厘米、長30厘米的潔白的宣紙上，飽蘸濃墨，揮毫為古柏題詞：

吾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願古氏同胞，繼其遺志，共達自由解放之目的。

在悲壯流暢、筆力遒勁的字裡行間，飽含毛澤東對古柏的深情厚誼和親切的懷念之情。

與毛、謝、古3位相比，鄧小平還算不幸中的萬幸。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從李富春的一次匯報中，得知鄧小平被撤職後下派農村勞動的事，對「左「傾領導把這麼一位精明強幹、才華出眾，既有政治遠見，又有軍事指揮才能的青年幹部放在一邊不用，很不滿意。於是給中央打電話，力薦鄧小平到軍委總政治部代理秘書長工作。

以後，鄧小平擔任《紅星》報的主編，隨中央紅軍長征。紅軍打下遵義城後，調任中央秘書長，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朱德、王稼祥等黨和紅軍的領袖們一道，進城參加了舉世聞名的遵義會議，並在會議上作重要記錄。

1943年11月，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發言說：反鄧、毛、謝、古，是指雞罵狗，現在鄧、毛、謝、古死了3個人，希望活著的鄧小平要為黨爭口氣。

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對鄧小平作出這樣的評價：「人才難得」。這裡所說的「人才」，恐怕不是一般意義上說的，而是說他在治黨、治國、治軍方面有著非同一般的謀略和才華。

鄧小平最終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是一位繼毛澤東之後為世人所矚目的偉大人物。